她想從性侵聊起。
不是在最近興起的“metoo”運動的網絡檄文，不是在《超級演說家》一類的節目—對于電視平台來說，這個話題的尺度顯然太大了。這是在一場脫口秀（stand-upcomedy）比賽上。
“最近滴滴司機殺害空姐的事情鬧得特别大，這件事也讓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覺得很焦慮。”她上台第一句話是這麼說的，這聽起來并不像是一連串笑話的開頭。
這個由功夫喜劇舉辦的、被視為圈内最權威的賽事已經舉辦到第三屆了。33位經選拔的脫口秀高手由全國各地彙集上海，經角逐，這個叫“三弟”的女演員殺入決賽。她一直在等待這一刻。
這是場冒險。西方脫口秀可以談論任何事，但在中國，性相關的笑話一直是個危險區。觀衆很容易變得警戒起來，冷場是常事。尺度拿捏非常微妙。更何況，從性侵新聞的角度切入，太沉重了。直到上台前，她都在猶豫，要不要換成更安全的内容。
正是新聞下的跟帖激發了她的表達欲。談論性侵或者性騷擾的話題，她總能看到類似的風涼話，“女生就是穿太少了”，“女生長得太漂亮了”。段子是她新寫的，開放麥上試過3次而已，按照圈子裡的規律，這遠遠不夠保險。
“每次聽到這些話，我都覺得，我長得這麼普通真的好幸運。”這句話奏效了。台下有了笑聲。
上台前她很緊張。初賽很不同，她選的是反複試驗過的老段子，穩如止水。緊張可能會把演出搞砸，但緊張也可以是一個積極的信号，三弟确信自己，對舞台仍有新鮮感與渴望。這種感覺在過去曾消失過。
Stand-upcomedy的正确譯法應該是單口喜劇，大衆很容易把它和單口相聲弄混。兩者有很多不同，最顯而易見的一個區别是，單口相聲有很強的形式感，傳統上人們不期待女人承擔幽默的功能。脫口秀則具有更多包容性，風潮在中國興起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女孩登台。段子必須是原創的，兩年前功夫喜劇舉辦第一屆比賽時，入圍女性隻有3人，到了第三屆，已增至7人。“你上台好不好笑，這東西很明顯。”維吾爾族姑娘吐提說。她形象甜美，曾做校園晚會主持人，“大家就覺得這就是個花瓶”。她想在脫口秀的舞台上打破“花瓶”。
美籍亞裔脫口秀女星黃阿麗的走紅，為很多女孩提供了示範效應。她懷孕期間，還挺着大肚子在台上講大尺度段子。“她對我的影響肯定是很大的。”上一份工作是公司前台的楊笠說，她現在立志成為一名全職演員。她看了很多黃阿麗的專場視頻，努力去模仿她的語調和表情。
對于深圳外貿公司職員Sandy來說，進入脫口秀世界純屬誤打誤撞。她感到生活太無聊了，每天工作無非安排訂單、跟蹤工廠、聯系客戶，下了班懶得出門，在家裡窩着。偶爾一次心血來潮，在豆瓣搜索同城活動，她發現了一個脫口秀俱樂部。本來是觀衆，很快一發不可收拾，她在其中找到了樂趣，試着登台講，還半開玩笑地，拜了一個早她幾個月入行的叫程璐的英語翻譯為師。
那是2011年，演員都有本職工作，下班後的夜晚才來玩。沒有什麼方法論，大家都在摸索，受黃西影響，很多人在講one-liners（一句話笑話）。有個叫“銀教授”的演員總喜歡講他打老婆的段子，一聽就是瞎編的，現在看來，這完全違背了脫口秀要真實的西方慣例。
Sandy自認為是一個放不開的人，天性沒法撒着歡地演。但相較一般女演員，她敢于自黑，拿自己長得像李宇春、大齡剩女、男人婆等特征開玩笑，冷靜地自黑，反倒能産生奇妙的效果，拉近與觀衆的距離。這個人設非常讨巧，她不斷想到相關的段子。有次她上台自我介紹，随口一說，“我英文名叫Sandy，中文名叫三弟。”
從此之後，三弟取代了Sandy。Sandy曾有段時間比較胖，内心特别介意，但三弟竟然還寫了一些嘲諷自己胖的段子。她很快成了深圳那群演員裡最有特點的那個，現場觀衆反饋有時能超過“師傅”程璐。其實她的個性始終沒改變過，私下裡還是很安靜。
“其實三弟是特别細心、嬌柔的一個女性，演出之前，她會像小女生一樣去刻意地化個妝，但是她不會讓你看出來她在化。”當時和三弟在同一個俱樂部的子龍回憶，“上去‘啪’一下就變成另外一個人。”
三弟與程璐、子龍等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密友圈子。他們辦過幾次小劇場商演，票房都不怎麼好。擱在酒吧的免費開放麥經常沒幾個觀衆。但他們的熱情未曾消減，除了每周一次開放麥練習，還積極給線上喜劇節目投稿。演員之間台下也不正經說話，互相抛梗，在這種有意訓練下，三弟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好笑的人，還受邀上過幾次電視綜藝。
一個改變職業生涯的機會在2014年底來了。上海的茄子脫口秀俱樂部獲200萬元投資成立公司，招募三弟加入。在當時看來，上海是一個比深圳更好的陣地，東方衛視《今晚80後脫口秀》開播幾年了，雖不溫不火，但至少在本地打下了一定的群衆基礎。三弟決定辭職，去上海成為一名全職脫口秀演員。
這個工作無疑像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作為茄子脫口秀的頭牌藝人，待遇也在升級。應老友們邀請，三弟中間回深圳參加過一次内部自娛自樂的吐槽大會，大家驚訝地看到，對于這樣一趟非正式行程，公司居然配了一位化妝師随行。2015年底，公司還為她推出了個人專場，連開3場，每場500人。
事實沒有看上去那麼美好。專場主題是公司先定下來的，叫《男人退化論》，一半以上的段子要現寫。這違反了脫口秀的生産規律，國外演員都是在開放麥打磨多年，把經檢驗過的好段子挑出來才形成專場。但在一個遠不成熟的市場下，公司也是趕鴨子上架，“一個普通人做一個三弟脫口秀，誰來看啊，又不認識你。”主題設定為吐槽男人，即便受衆對脫口秀毫無概念，也可能被吸引而來。專場相當可觀的一部分票是贈出的，中間還穿插了一些非專業演員參演的蹩腳小品。她一共僅收入幾千塊錢。
第二場演到一半，還出現了忘詞，她在台上站了半分鐘，腦子一片空白。“不是你自己親身經曆的，或者不是你打從心裡面覺得想吐槽的東西，其實不太好講。”
這段經曆對她造成了一定的困擾。她後來再沒有主動談起過那個專場。木更喜劇創始人馮立文記得，有次聊天，有人說北京單立人喜劇的小鹿是唯一有過專場的女演員，三弟沒有說話。過一會兒，大家才反應過來，三弟比小鹿要早。
公司還搞過脫口秀劇、線上搞笑視頻等嘗試，但都不成功，在2016年，錢燒光了，公司解散了。在這過程裡，三弟對整個行業的前景産生了悲觀的感覺，甚至懷疑是把自己對喜劇的沖動錯誤理解為喜劇天賦，“掙紮了很久”。她留在上海，去了一家傳媒公司。她簽下為期10年的藝人經紀約，但實際上主要工作是做編劇。
編劇工作強度很高，成天從早10點幹到晚八九點，她不再去開放麥了。她花了一些時間才意識到，真正的原因不是忙，而是激情消失了。那是一段很壓抑的日子，至少有大半年，她被安排去北京出差，住在節目組的酒店裡，每天寫着喜劇，卻并不快樂。“也許命中注定你成不了什麼。”她對自己說。
她遠離開放麥的日子，行業發生着變化。2016年，三弟在深圳的很多夥伴，被新成立的公司笑果文化招募（該公司主創團隊即《今晚80後脫口秀》班底），搬來上海。随後，笑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會》火了，将美式脫口秀的概念帶入了大衆視野，公司估值也蹭蹭漲到了幾十億元。程璐等人還獲得了在節目裡的登台機會，他們的微博粉絲瘋漲起來，都過了10萬，遠超三弟。若不是先有合約在身，三弟本也可以成為他們的一員。她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尴尬的位置上，如果脫口秀是一條賽道，她曾經是那群人裡的領跑者，現在隊友們反超了她。
但脫口秀不是一條賽道。雖然開放麥斷了，三弟從未間斷在微博上寫段子，有時間就坐下來想幾個，她視為一種訓練，培養在日常生活中找梗的能力。“這麼多年做脫口秀演員，好多人已經不那麼幹了。”子龍說，“三弟比一般人更勤奮。你看三弟現在微博粉絲那麼少，她還是一天堅持寫十幾個梗。”
脫口秀注定對她有某種磁場存在。到了2017年，公司業務不景氣，她的編劇工作停滞下來，她對自己說不能再這樣在屋裡憋着了，試着登了一次開放麥。“你上了台之後就不一樣了，”她後來回憶，“觀衆給你笑聲，你就會覺得有成就感。”
馮立文也在場。他記得那天結束時三弟顯得特感慨，“你們現在都隻講新段子了。”她講的還是舊的那套。“我們講的也不全是新段子，但是她都沒有聽過，是她太久沒有參與了。”馮立文說。
他知道三弟一定會回來。那些真正退出的人，大多隻說過脫口秀一兩年，“3年都已經很少見了。這種五六年還會再退出的，基本上沒見過。她是喜歡舞台的。”
三弟回歸了，她一點一點地找回内心的欲望。此時上海至少已有六七家脫口秀俱樂部，舞台實踐機會很多。她争取每周都能出5分鐘新段子，手機裡有個專門記錄靈感的軟件。固定節奏是，周一周二創作，周三周四去開放麥，她會現場錄音回來再推敲打磨，周末商演，一輪下來，文本改動較大。在她提議下，公司也開辟了場地做脫口秀演出。
最近這兩三年，演員的整體技術在疊代，大家不再滿足僅僅是講預期違背、意外反轉的笑話。先是觀察式喜劇推廣開來，鼓勵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思考生活裡的荒謬。這個類型的脫口秀第一句話往往都是跟觀衆建立共鳴：“你們有沒有發現……”接下來，單立人喜劇的周奇墨開創性地講起長故事，這是一種附帶過往經曆、更具有深度可能性的叙述。很多演員開始追随。
在這些趨勢下，脫口秀的意涵更豐富了，個體的性格、興趣、價值觀、對世界的看法，變得重要，而性别區隔恰恰為女性演員開辟出一條開闊的路。“做脫口秀的絕大多數人還是男生，所以你隻要用女性的視角來看，婚戀話題、生孩子、工作，就有天然的視角差，那你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個創作的捷徑。”笑果文化線下演出負責人史炎告訴《人物》。
一些女演員的脫口秀有着女權、平權主義意味。小鹿講過她在重男輕女的雲南農村的成長體驗。楊笠則挑戰直男審美，有個期盼自己罩杯變小的段子是這樣的：“它存在的本身就表達了一種态度，對男人的不屑一顧，就好像在說，你看什麼看，你越喜歡什麼，老娘越不喜歡什麼，你能拿我怎麼着。”
這未必是一種意識上的自覺。“這是個自然的事情，你感觸多的東西，肯定是關于你這個生活最真實的東西。”小鹿對《人物》說，“我原來從來沒有這個思維，有一天我把我的内容列出來，那麼多關鍵詞感覺都跟女性有關，我才意識到這個比重太大了。”
三弟對脫口秀的理解也在變化，“可能潛意識裡面，就想站在台上面去表達一些東西。”她認為高級的脫口秀應該是有觀點的，言之有物的。曾經百試不爽的舞台人設，她還是會在開場用，“講那些短平快的段子，是無法避免的，觀衆不認識你，你必須要講這些東西來吸引觀衆。”但更多時候，她跳出舒适區，去挑戰不同類型的内容—她還嘗試過新聞吐槽。“她現在可能已經不大會去寫自己是李宇春了。她已經找到自我了，她就可以用這個自我去審視這個世界了。”史炎說，“我一直覺得喜劇是個宇宙，每個人找到自己的方向就行。”
“我講脫口秀的開始，并沒有去考慮什麼女性立場，那時候我覺得，一個女演員應該勇敢自嘲。當然，我的自嘲也代表了一部分和我一樣的女性。”三弟總結說，“講到第二三年的時候，我又刻意去表達讓女性有共鳴的東西，講一些女權的段子，也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觀衆。到現在，我更多地是從自己出發。我想表達的，是我真實生活中感受到的東西，而不是别人告訴我該表達的東西。”她越來越喜歡WandaSykes，那位美國脫口秀女演員的話題很豐富，經常大談政治。她也希望那樣，不止可以寫一些“女觀衆聽了特别爽”的段子，也可以跳出女性的框架，駕馭其他話題。
這一切當然也需要技巧支撐，三弟研究過周奇墨的段子結構，學習他如何在同一個話題裡不斷發散，刻意讓自己去寫一些很長的段子。美式脫口秀技術手冊《喜劇聖經》她2014年就讀過，今年又重新讀了一遍。她領悟到，whatif是一種特别好用的技巧（演員用假設為觀衆呈現他們意想不到但可以理解的情形），好像開竅了一般，她開始大量使用。
她感到自己有能力去駕馭一些痛苦體驗的題材了。今年她創作了關于女人無理取鬧的段子，現成素材來自母親唠叨的原話。“太可怕了，确實我覺得對我爸傷害太大了。”平時她會将其當成特别苦惱的事講給朋友們，“但是你用脫口秀的方式講出來它就不痛苦了”。這個段子每次演都炸場。
思維習慣形成後，哪怕遇上糟心事，她心底總會有個聲音響起，沒關系，記住當下的負面情緒。比如過斑馬線因沒下自行車推行而被交警罰款，那一刻她很憤怒，覺得規定執行太僵硬了，回到家就寫成了段子。
從去年到現在，三弟積累了兩萬多字的逐字稿。這算得上很高的産量了。職業發展還是卡在瓶頸，缺少線上節目的出鏡機會，但她找回了那種純粹的快樂，脫口秀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正源于心态變化，她選擇參加功夫喜劇的比賽。前兩屆都錯過了，“可能就是害怕，害怕拿不到什麼。”她仍然沒有赢的把握，她願意享受過程。
三弟的脫口秀在繼續，她引入場景混合（mixup），放大“女人長得漂亮、穿得暴露就活該被性騷擾”的荒謬。“要是這樣，以後我們女生去整容醫院，整容醫生上來就說：思密達，你這個五官，太不安全了，你這個要做大手術啊……我推薦豬鼻子，前幾個月有個女明星做了這個豬鼻子之後效果特别好，導演根本不敢潛規則她。你做了之後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一個鼻子毀掉一張臉……”
“你們一定也聽過另一句話，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深意。”她把話題導向男人。“我碰到自己心儀的男生都會主動問他：你平時喜歡思考嗎？有一個男生的回答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我從小就喜歡獨立思考。于是我推薦了他一本書，叫做《走出思考的誤區》……”
接下來，她開始假設“社會幫助男性一起來管理他們的下半身”會怎麼樣，腦洞大開，将演出推向高潮。“whatif幾乎變成她的大殺器一樣的技巧了。”馮立文後來評價說。
10分鐘的脫口秀裡，她多次靠轉動身體呈現（actout）不同角色。很難想象她曾為表演天賦而困擾。她在扮演别人，但也在做自己。她看上去自由自在。
拿到比賽亞軍的那一刻，三弟的感受竟然不是喜悅，而是一種釋放。她切入了最想表達的話題。她不需要痛斥偏見，她嘲諷偏見。沒有人被冒犯，現場笑得最大聲的，包括男人。
那個晚上，他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了他們，幽默是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