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搜索關于“唐僧玄奘”的網頁，實在驚詫不已。絕對沒有想到，人們對這位亦人亦神的古代和尚，竟然如此感興趣。當然，許多人是沿着“戲說”的路數，拿他當“話耍子”來搞笑的，什麼“唐僧辦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評先進”“唐僧評球”“唐僧的網戀”“唐僧引進股份制”等；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書》《日記》《回憶錄》《密信》《遺言》《自述》《報告》《廢話》等多種。應該說，作為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佛學家、思想家、旅行家、中外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唐代高僧玄奘原本是有很多話題可供言說、研讨的，隻是一些人對此并不那麼感興趣罷了。而我，在這種情勢下，偏要一本正經地從文學作品、曆史真實、域外尋蹤、民間傳說等多重視角，來研索唐僧玄奘的多種形象，也算得上情有獨鐘、“癡情可哂”了。
說到形象，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心理學告訴我們，形象屬于知覺範疇；作為一種意識，形象是人們通過各種感覺器官在大腦中形成的關于某種事物的整體印象。而人物形象，則是人們對某一實實在在的人物整體印象的感知。這種感知，往往因人而異。也可以翻過來說，同是這一感知對象，在不同情況下，人們的感知也是不盡相同的。這說明了：其一，既然感知屬于知覺、意識，那麼，它就必然會受到感知者主觀能動性的影響，亦即意識、觀念與認知過程的規定與制約；其二，形象并非事物（包括人物）本身，因而若想準确把握其真實性、準确性，就須精察之、慎思之、明辨之，以透過形象，探其本原，去僞存真。
也正因如此吧，面對長期以來所形成的關于唐僧玄奘令人眼花缭亂的多種形象，才确有精研苦索的必要。
貳
幼年讀《西遊記》，唐僧留給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僅軟弱怯懦，進退失據，在困難面前動辄驚慌流淚，而且昏庸迂腐，耳軟心活，常常誤信讒言，是非不分，敵我不辨。看上去，白面書生一般，斯文得很，說話細聲細氣，手無縛雞之力。可是，折磨起大弟子孫悟空來，卻蠻有本事，所謂“人妖颠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正是由于對堅持正義，以不屈不撓的鬥争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橫掃一切妖魔鬼怪，為取經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美猴王”，懷有無比崇敬的心情，因而，每當看到唐僧殘忍地懲治、處罰他的時候，我都遏制不住心頭的憤慨，有時竟至兩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及長，讀書漸多，通過閱覽唐代史書、《大唐西域記》和關于玄奘法師的幾部傳記，我才了解到這位唐代高僧舍身求法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人格風範、偉大的精神追求，方知文學形象與曆史真實并不是一碼事，過去完全錯怪了他。
看來，文學形象本是作家頭腦的創造性産物，表現為文本中具有藝術概括性的、體現着作家審美理想的人生畫卷。如果把整個文本所揭橥的社會内容比作一台人生戲劇，那麼，這些文學形象便是作家用以寄托情感、表達愛憎、宣示價值取向的不同角色。它們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既具有模拟、描繪現實中的對象（比如唐僧玄奘）的客觀性一面，也反映出作家思想感情的主觀性因素。由于其高度的藝術概括性、典型性，因而強化了文學形象的感染力與震撼力。
從《西遊記》中的唐僧，我又聯想到另一部文學名著中的武大郎與潘金蓮。據說，武大郎的原型，原本昂藏七尺之軀，相貌堂堂，文武兼擅；而其妻潘金蓮，也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理，屬于賢妻良母類型。可是，到了《水浒傳》裡，卻成了兩個悲劇人物。在廣泛流傳于冀東南、魯西北一帶的民間傳說中，這對“倒黴”的夫妻有着這樣一段曲折的經曆——武大郎家
貧時，曾受過一位好友的接濟。後來，這位友人遭受火災，房屋片瓦無存，無奈之下便投靠已經當了縣令的武大郎，當時心想，發迹了的武大郎，一定會重重地予以酬報。可是，公務纏身又兼賦性木讷、寡言少語的武大郎，雖也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卻絕口不提贊助的事。他便心裡憋着一口怨氣，索性擡腿離開，另謀出路。如果隻是一走了之，也就不會發生後來的事。豈料，“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當時，他氣憤不過，想要給這個忘恩負義之人以猛烈的報複，便極盡造謠抹黑之能事，編造了武氏夫婦的大量“醜聞”。光是“逞口舌之快”還覺得不解恨，于是又寫成文字，随處張貼。這麼一來，武家伉俪的醜惡形象，可就在冀東南、魯西北廣大地區傳播開了。而武大郎本人卻還蒙在鼓裡，公務之暇，便全力張羅着給友人重建新房。幾個月後，友人回到家裡一看，可就傻眼了。悔愧之情，如黃河決堤，在心裡上下翻騰，便捶胸頓足，發瘋了一般，重循舊路，進行辟謠、更正。但是，“一言既出，驷馬難追”，“一入人耳，有力難拔”，再也無法挽回了。當然，關鍵還在于進入了誰的耳朵。由于謠言一傳十，十傳百，最後傳到了大文豪施耐庵的耳朵裡，這下可就麻煩了。出生于蘇北興化、喜歡走南闖北的小說家，正在構思《水浒傳》的情節，醞釀着給英雄武松找個“陪襯人”，剛好聽到了這個傳說，而且兩人同姓，結果一拍即合。這樣，武氏夫婦這兩個“冤大頭”，可就背上了“黑鍋”，永世不得翻身了！
叁
回過頭來，再說《西遊記》。
它雖然取材于唐僧玄奘西天取經故事，但書中所描述的那位三藏法師已經被神化變形了，取經故事情節也都是小說家通過想象加以虛構的。大約從南宋年間《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經過金代院本《唐三藏》《蟠桃會》，元人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等，踵事增華，敷陳演繹，唐僧玄奘就已脫離了原型；再經過明代正德、萬曆年間的著名小說家吳承恩，在這些話本、戲曲、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發揮高超的想象力，進行艱苦卓絕的藝術再創造，最後完成了文學名著《西遊記》的創作。就是說，小說中的唐僧玄奘形象，并非曆史的真實。
曆史上的唐僧，俗姓陳，本名祎，河南偃師縣缑氏鄉陳河村人。他出生于隋開皇二十年（一說出生于隋仁壽二年，延後兩年），5歲喪母，10歲慈父見背，13歲随次兄在洛陽淨土寺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聰敏好學，接受傳統文化，悟性極高。在淨土寺，從師研讀《涅槃經》《攝大乘論》，達6年之久；後值戰亂，又前往四川，四五年間師從多位法師，研習大小乘經論及南北地論學派、攝論學派各家學說，學業大進，造詣日深，而且掌握了梵文。他特别欽慕東晉高僧法顯以“耳順”之年，曆時15年，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宏谟偉志；加之，熟讀各種佛經，發現各名師所講的經論互有歧異，各種經典也疑僞雜陳，真假難辨，于是，立志要親赴天竺（印度），取經求法。
而後的人生，大體上可以分作兩段：前一段是取經。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玄奘和尚混在“随豐就食”的逃荒民衆中離開京城長安，沿着河西走廊，西行遊學求法。當時，他是偷越國境出去的，并不像《西遊記》中所講的，受到皇帝的禮遇，“備下禦酒，發放通關文牒，送至關外”。取經路上，玄奘“乘危遠邁，策杖孤征”，曆盡艱難險阻，經過古代中亞和南亞地區大小一百多個國家，最後到達了印度。這段行程将近3年。在中印度的那爛陀寺學習5年之後，又相繼訪問了東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最後重新回到那爛陀寺。曆時19年（一說17年，緣于對走出國境時計算上的差異），行程5萬裡，返回長安，共帶回657部佛經、150粒佛舍利、7尊金銀佛像，還有許多果菜種子，為加強我國同中亞、南亞諸國的友好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後于玄奘40年、同樣西行取經的義淨法師寫過一首《求法詩》，在佛門中廣泛流傳。詩雲：“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遠碧天唯冷結，沙河遮日力疲殚，後賢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經容易看。”
後一段也是19年，主要是譯經、著書。回到長安後，他悉心翻譯佛學經典，共譯出《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重要經典75部，計1335卷，占唐代翻譯佛經總量的一半以上。其間，他還把《道德經》《大乘起信論》譯成梵文，把中華傳統文化介紹給了印度等國。
根據唐太宗“佛國遐遠，靈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指玄奘）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的指示，玄奘法師于回國後第二年，親自口述，由弟子辯機輯錄出《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書中記錄了西遊中親身經曆的110個國家及傳聞的28個國家的所見所聞，内容涉及印度等國的政治、經濟、宗教、文藝和山川、風物等諸多内容，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他還直接繼承了煩瑣深奧的印度瑜伽派理論，與其弟子窺基一道創立了“法相宗”（又稱“唯識宗”）。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法師于玉華宮（在今陝西銅川市，當時是皇帝行宮）圓寂，享年65歲。高宗聞訊痛哭，說：“朕失國寶矣！”罷朝三日，以示哀悼。
魯迅先生贊頌中華民族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玄奘是主要人物之一。這位唐代高僧不僅在國内備受尊崇，影響深遠，而且，世界各國尤其是印度，對于他都有很高的評價。
肆
1999年12月，我曾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印度。行前，認真研讀了《大唐西域記》和由玄奘法師兩位及門弟子撰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及時賢往哲的有關著述，結合訪問期間的大量見聞，逐漸形成了這位高僧的域外形象。
我們剛一踏上這片神奇的土地，印度學者就說：“歡迎來自玄奘的國度的客人。”交談中，他們說：“印度”這個譯名，就是由玄奘厘定的。對此，《大唐西域記》亦有記述：“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雲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雲印度。”
為了探秘1300多年前唐僧玄奘的遊蹤，親炙他的遺澤，我們按照當年法師走過的路線，首先去了恒河岸邊的瓦臘納西的鹿野苑，尋訪了“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的遺迹，看了唐僧玄奘的朝聖地；而後，重點訪問了比哈爾邦的那爛陀寺，這是玄奘當日求學問道的世界上最輝煌的佛教研究中心。玄奘到達的當時，這裡僧徒有萬餘人，居住庭院五十餘所；每天有一百多個講壇同時開講，學術氛圍十分濃厚。今天，大自然似乎并未發生多少變化，依舊是淡月遊天，閑雲似水，可是，人世間的一切已經徹底改觀，即便是地面的磚石建築也都蕩然無存了。沒有改變的是唐僧玄奘的光輝形象，關于他的取經求法、講學問道的動人事迹仍然世代相傳。
傳說，當玄奘法師一行在旁遮普一帶穿行時，碰上一夥強盜，當即被搶劫一空，還險些喪命，随行者都為蒙受損失、擔驚受怕而失聲痛哭，玄奘法師卻朗聲笑着，安慰大家說：“諸寶之中，生命最重。我等既生，何苦之有！”還有這樣一個傳說，玄奘取經途中，經過一個小國，住定之後，玄奘宣講人天因果，贊揚佛法功德，原本不信佛教的國王，聽了很受感動，便予以熱情接待。夜間，法師兩個随從人員遭到不明真相的土人刁難、驅逐，國王得知後，十分氣憤，要予以剁去雙手的嚴厲處罰。法師出面營救，勸說：“衆生平等，不要毀其肢體。”國王接受了勸谏，将其痛打一頓，逐出都外。法師的仁慈、恻隐，使當地民衆備受感動。上述傳聞基本屬實，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都有類似記載。
印度學者指出：“如果說，征服者通過戰争征服給許多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的話，那麼，和平的使者不顧個人安危得失，遠涉千山萬水，傳播和平的聲音。中國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這樣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王邦維教授在其學術論文中談到，玄奘來到那爛陀寺，便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當時已經逾百歲高齡的“校長”戒賢法師收他為親傳弟子，親自教授他《瑜伽師地論》的大乘佛典。玄奘勤學好問，每天認真研讀經書，梵文說得比當地人還好。在那爛陀寺，玄奘和多名學者切磋辯論。當時寺内通解二十部經論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有五百多人，五十部的隻有十人，其中就包括玄奘法師。也就是說，玄奘的水平，在當時的那爛陀寺幾千名資深學者之中，位列前十名。因為成績優異，玄奘還獲得了“留校任教”的資格，升任那爛陀寺主講，其他僧人則成為他的聽衆。一位名叫師子光的印度僧人，在佛學理論上與玄奘的看法不一樣，兩人進行辯論，數次往複，最後師子光“不能酬答”，原來同意他的觀點的學徒漸散，而轉為跟随玄奘。由此，玄奘用梵文撰寫了論文《會宗論》。論文發表，戒賢大師及大衆無不稱善。在那爛陀寺，他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出門可以享受乘坐大象的待遇。王先生說，“在那爛陀寺的歲月，可以說是玄奘一生中最精彩、最風光的時光。”
但後來，這處佛教聖地，毀于突厥入侵者的戰火，逐漸變為廢墟，那爛陀寺之重見天日，要歸功于玄奘。王先生介紹說，19世紀中期，英國人統治印度，發現了那爛陀寺遺址。起初他們并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處遺址面積巨大，像是一座小城，又像一個大學校園。後來，考古學者拿它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做對比，才确認這個地方就是書中記載的那爛陀寺。
已故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有言：印度這個民族“不太重視曆史的記述，對時間和空間這兩方面，都難免幻想過多、誇張過甚的傾向。因此，馬克思才有‘印度沒有曆史’之歎”。這樣，玄奘的精确記述，也就成為了解印度曆史的重要資料。所以，玄奘成了印度人最崇拜的中國人；他們感激玄奘使今天的印度人知道了他們的過去是什麼樣子。
玄奘歸國前，還經曆了一場轟動“五印（東西南北中）”的講學活動。當時，印度最大的摩揭陀國的君主戒日王，在曲女城召開佛學辯論大會，與會的有18位國王，三千名大、小乘佛教學者，還有其他人士兩千人。大會特邀玄奘法師為論主。玄奘升座後，先闡揚大乘宗旨，說明作論的本意；又由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宣讀全論，另外抄寫一本，懸放在會場門外，遍告大衆，如果有人能指出其中一字錯誤加以駁斥，玄奘法師願當衆低頭謝罪。可是，連續五天，竟無人發言問難，出面反駁。于是，全國敬服，同時被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戒日王益發敬重崇拜，再度供奉貴重金銀衣物，其他各國國王見狀也紛紛效仿，但法師都一一婉言謝絕。
旅居印度的青年學者伊洛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今天，在印度無論是什麼場合，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隻要提起中國，提起兩國關系，都是“言必稱玄奘”。在20世紀50年代，印中兩國合作在那爛陀寺附近玄奘學習生活過的地方，修建起一座中國風格的玄奘紀念堂，用來永遠紀念這位偉大的先行者，這也是中印兩國人民之間源遠流長的傳統友誼的有力見證。不過，印度人對玄奘法師的尊崇，并非是近代才有的事。據義淨記載，他在玄奘之後幾十年再到印度時，當地佛教界就已經把玄奘當作神來供奉了。在寺廟的壁畫裡，已經有玄奘的形象；他從中國到天竺的萬裡行旅所穿着的草鞋，已經被作為聖物的象征，出現在壁畫的雲端。
伍
除了唐僧玄奘在國内和域外的曆史真實形象，我在尋訪古代絲綢之路過程中，還意外地聽到許多富有傳奇色彩、把唐僧玄奘加以神化的民間傳說，這可以看作是與文學形象相對應的第四種形象。
橫亘吐魯番盆地東北部、名聞遐迩的火焰山，《西遊記》裡說它有八百裡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師徒來到山下無法穿過，便由孫悟空三借芭蕉扇，連扇49扇，斷絕火根，永不再發，取經隊伍才得以通過，繼續西行。可是，當地的傳說卻是這樣的：若論唐僧的法術，原本可以順利通行，無須在此耽擱時間。但他一向以仁愛惠民為本，當看到這裡烈焰蒸騰，上無飛鳥，下無草木，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便動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純陽寶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風，三扇甘霖普降，從此這一帶才廣種棉花瓜果，人民賴以養生發展，世代康甯。至今，當地維吾爾族同胞還指認火焰山勝金口旁的峭石為唐僧當年的“拴馬樁”，并熱情地帶領我們看了葡萄溝斷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講經台。
說到葡萄，這裡也有一個傳說：唐僧西天取經歸來，路過已經熄火多年的火焰山，把從域外帶回來的葡萄種子交給當地七位賢人，并點地出泉，穿岩造井，傳授葡萄栽植技術。經過當地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勞動，這一帶成為世界聞名的“葡萄之鄉”。這種說法顯然是帶有附會性質，因為《史記》載明，早在西漢年間張骞通西域時，這裡即已普遍栽植葡萄。當地人民将這些善舉一概歸美于玄奘，反映出他們對這位高僧的無限仰慕之情。
後來，我又訪問了洛陽、偃師及唐僧故裡缑氏鄉。如果說，西行取經沿途的傳說，對于唐僧玄奘主要是神化，通天撼地，法力無邊；那麼，他的故鄉所流傳的雖然也有神化色彩，而更多的則是富有人情味，緊密貼近生活實際。當地人民對他懷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那裡流傳着許多關于他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經傳說。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曾有這樣一段故事：大師初生時，他的母親夢見一位白衣法師向她辭行，法師說：“為了求法，所以要西行。”這位白衣法師就是玄奘。當地也有類似的傳聞，但添加了許多動人的細節。
“玄奘井”開鑿于北齊年間，相傳玄奘自幼飲此井水，智慧早開，穎異過人，因此被譽為“慧泉”“神水”。“皂抱鳳凰槐”是一棵能夠扭頸的皂角樹，傳說玄奘西天取經時，樹頭向西，歸國後，樹頭又扭向東邊。因此，又稱為“望子樹”。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當地傳說：玄奘西天取經，一去十幾年杳無音信，母親思子心切，日日燃香拜佛，為遠在天邊的兒子祈福。玄奘取經歸來，得知母親已經去世，卻又找不到墳地，心裡十分難過，便牽着白馬，漫步郊原。忽然，白馬長嘯一聲，前蹄在地上踏出一個大坑，湧出泉水，待大水退後，玄奘母親的墳墓便清晰地展現出來。還有“晾經台”，傳說玄奘取經歸來，在少林寺遇水浸淋，他們便把洇濕的經卷放到高台上晾曬。恰值觀音大士雲遊過此，在空中見此情景，便吹過一陣輕風，很快就把經卷吹幹了。從此，這裡香火興旺，名聞遐迩。
前幾年我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央電視台等單位聯合發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動。此舉不僅充分揭示了“迢遙萬裡取經路”沿途各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與中原内地、與古代中國的密切聯系；同時，還大大補充了過去史料的不足，搜集到大量流傳于民間的有關唐僧取經的故事、傳說，從而進一步深化與豐富了唐僧玄奘的不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