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鄧穎超（1904—1992）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廣西南甯，初名玉愛，九歲易名文淑，于女師讀書時，國文教員喜其作文，為鄧更名穎超。父鄧庭忠，晚清地方官吏，因受迫害遭流放，客死新疆。母楊振德，幼學中醫，憑借行醫與從事教師維持生計，決心養育女兒成人，輾轉落腳于天津。民國後，鄧穎超入直隸女子師範學校讀書，該校系近代中國第一所女子師範學堂轉制，當年風氣初開，女性青少年能入學者為數不多。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發動了愛國的“五四”運動，次日，消息傳到天津，天津各校學生立即響應，7日，天津學生走出校門，上街示威。随即組成“天津學生聯合會”，又以女校學生為主，成立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繼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愛國運動實行鎮壓政策。其時，又因“一戰”結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新思潮、新文化湧入中國，給予“五四”運動注入新的進步因素，學生們通過鬥争得到鍛煉。
當時鄧穎超年僅十六歲，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其時，因封建陋習，女生不能同男生一樣在街頭講演，隻允許在市内的宣講所、民衆教育館等場合來講。内容主要是喚起大家齊心救國，懲辦賣國賊；并以朝鮮亡國的慘痛教訓，表達我們應有愛國開會的自由，抗議北洋政府對學生的鎮壓，等等。講演的人，有時聲淚俱下，聽衆也深受感動。同時，學生還作家庭訪問，到偏僻地區、貧民區，挨家挨戶宣傳，有的熱情接待，也有被拒之門外之時，但同學們并不灰心。有一次遇上大雨，人人被淋得如落湯雞一般，同學們也不洩氣。“天津學生聯合會”出版有三日刊的《學生聯合會報》，每期銷到兩萬份以上，主編為周恩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也出版了一種周刊。
（二）、
在“五四”運動中，由于反動的北洋政府對外媚日，對内袒護國賊，學生卻沒有愛國的自由，因此，學生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民主權利。1919年的“雙十節”，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在南開廣場召開全市市民大會，堅持要求懲辦賣國賊，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加緊抵制日貨，舉行示威遊行。因事先已得知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準備用武裝強行解散集會，同學們也作了應對準備，學生拿的旗子都用專門買來的堅固竹竿制成，以它作為同武裝警察鬥争的武器。果然不出所料，大批警察出動，包圍了會場，而大會依然按秩序進行，直到遊行示威開始，沖突終于發生，學生一面沖一面高呼“不要打愛國的學生”，很多學生遭槍托毆打。鄧穎超在急氣中甚至吐了血。在這緊急關頭，“學聯”的汽車宣傳隊開到會場，裡外夾攻，沖出一個缺口，使環城示威遊行得以開始，直到警察廳，質問楊以德，提出抗議，遊行隊伍堅持到次日黎明才解散。這次事件，激起女同學極大憤慨，自此，不再管封建習俗的約束，次日就走上街頭舉行露天講演，控訴楊以德對學生的鎮壓。
當局對學生的壓迫愈來愈緊，一個多月後，各界救國聯合會被查封。馬千裡、馬駿等24人被捕；繼而學生聯合會被查封，鄧穎超等遂轉入租界一同學家中辦公，堅持鬥争。12月，又發動全市學生大請願，要求啟封上述兩會，釋放被捕代表。在省政府，省長曹銳避而不見，且将大門緊閉，周恩來、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就從門檻洞裡鑽了進去。外面學生堅持不離開，省政府再用武力鎮壓，造成流血慘劇，同學們認識到，愛國權利，絕不是能輕易得到的。轉年，即運動後期，工作重心以反對非法逮捕、營救代表、要求公開審判等，入夏，被捕的28名代表方獲釋放。
在校内也遭校方壓迫，他們挂出牌示，要開除200多名學生學籍，學生并沒有被吓倒，連夜收拾行李，搬出學校，而校方卻關閉校門，不準離校。鬧到次日清早，還是搬出了。同學們避開警察，到郊外種植園（今北甯公園）開會，鬥争堅持了一個星期，在家長和社會輿論支持下，校方終于收回成命，同學們勝利返校。
鄧穎超1919年在直隸第一女師照片（三）、
掀起婦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時期，“男女平等”、“反對包辦婚姻”、“社交公開”、“戀愛自由”、大學應招收女生、機關不限制任用女職員等要求，随之提出。在天津先是把男女學生分别組織的學生聯合會合并，但開始也有阻力，擔心被人說什麼“男女混雜”鬧笑話，等等。女同學中的積極分子起到了帶動作用，男同學受到新思潮的影響，也打破了重男輕女的舊思想，對女同學都很尊重。在學聯會各部門的負責人，實行男女各一，平等擔任，女師同學與南開（男）同學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
1924年，鄧穎超（左一）等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骨幹成員合影
（四）、
組建“覺悟社”。因俄國十月革命和新思潮傳入中國，随着“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新文化運動愈加蓬勃發展起來。《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等進步刊物，為許多同學喜愛閱讀。學生聯合會每周舉辦學術講演會，邀請北京的進步教授如李大钊等來講演，反對文言八股、提倡白話文、學習标點符号等，在當時是極新鮮、重要的事。
1919年夏末，男女同學中比較進步的積極分子二十多人，感到需要一個比學聯更嚴密一些的團體，以作一些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便組織了個小團體──“覺悟社”。同年9月，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邀請李大钊來津，在維斯理堂作公開講演，宣傳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号召青年要把反帝、反封建鬥争堅持到底。李并專門到覺悟社同社員座談，鄧穎超是年紀最小的一個，卻是由她首先向李介紹覺悟社情況的。
“覺悟社”隻存在了幾個月，因部分社員被捕（如馬駿、周恩來等），部分社員畢業後分散各地，餘下的少數社員因環境惡劣無法活動。至1920年夏，周恩來、郭隆真出獄不久，便去法國勤工儉學，鄧穎超等畢業去了各地，“覺悟社”不複存在。但經常有往來，有通信聯絡。
1920年有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共産主義青年團），1921年有了中國共産黨以後，半數以上社員先後加入了黨或團組織。這時，共産主義已是社員的信仰和奮鬥目标，鄧穎超也已成長為愛國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了。
“至解放這30年，變化很大。有的人作了革命逃兵，有的人隻圖個人安逸，已不問政治，有的人則堕落到反動國民黨營壘中。但同時有的人是站在光榮的共産黨員崗位上英勇地犧牲了，如馬駿、郭隆真、于方舟等。”鄧穎超最後表示，“我們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進，号召中國青年繼承‘五四’精神前進，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鄧穎超本人更是身體力行，把一生獻給了革命和婦女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