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以及俄羅斯、德國、英國、印度等多國領導人也通過不同方式表達了對安南的緬懷。古特雷斯稱，“在很大意義上，科菲·安南就是聯合國，他以無比的尊嚴和決心領導聯合國進入新千年。”
從聯合國基層職員到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安南前後供職聯合國近40年時間。他在任期内确定了聯合國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從抗擊艾滋病到女童教育，從非洲發展到海嘯後的救援工作，從促進人權和法治到堅持主權必須兼顧權利和責任，他竭盡全力去塑造這樣一個聯合國：努力進取而非袖手旁觀，迎接新世紀的要求而非妥協退讓，追求一個比單純保護各國利益更偉大的目标。
安南不止一次在心中勾畫理想世界的樣子：“在其中，每個國家的人民都能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中獲得一定程度的尊嚴和機遇，這将使他們每個人都得以為其他人服務，并在任何地方抵禦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因素——換句話說就是進行‘幹預’”。
“閑聊樹下”無閑聊
童年經曆與記憶對每個人的成長都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安南也不例外。他生于非洲加納一個頗有名望的部落酋長家庭，其父同時也是一家殖民公司的非洲主管。在少年安南的記憶中，受父親職業影響，童年時代始終在不停地搬家。不斷變化的環境使得他幾乎每天都會看到新面孔，聽到新的語言，直面不同部落間的傳統。
生活環境的變化讓安南認識到了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并為他的性格基因打上了這樣一層屬性：“在部落社會中養成了非部落的秉性，在動蕩時代成長為政治上的中庸主義者，在選邊站的年代成長為調停派。”
父親的職業屬性則對安南的性格産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作為加納“黃金海岸統一大會黨”的主要領導人，他參與了為國家争取獨立的鬥争。與此同時，他也承擔了在殖民公司擔任主管的職責。要同時做好這兩件事并非易事，性格沉穩的父親審時度勢地在國外的殖民者與國内的革命者之間謹慎地平衡着自己的價值觀與責任心，同時以不犧牲自己的民族尊嚴的處世風格為底線，潛移默化中影響着安南的成長。
在安南心中，父親身上無一不體現了加納人的文化傳統：忍耐、談判與和解。這源自加納的一種文化傳統——“閑聊樹”。
在加納人眼中，非洲式的“樹下閑聊”始終是本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部落與宗教派别之間保持相對和平與和諧的狀态。人們通過在樹下的會面，尋求解決争端的辦法，消除分歧産生的土壤，促進團結局面的形成，故此得名“閑聊樹”。
在枝繁葉茂的“閑聊樹”下談話的行為，在加納當地能夠引起廣泛共鳴。尤其當人們遇到一個問題得不到解決方案時，人們傾向于次日繼續會談，直至找到雙方都認可的解決方案為止。但當談判無法達成共識、妥協也無濟于事、對方甚至開始部署并動用軍隊及武力時，部落則會繞過傳統選擇戰争方式去面對，而戰争往往會毀壞國家的發展根基，阻滞經濟的發展。
父親讓安南懂得這樣一個道理：當人們面臨非此即彼的站隊問題時，世上仍然存在一種更切合複雜世界的真實狀态的途徑。
“和平鴿”築巢聯合國
安南13歲開始前往寄宿學校求學，盡管校方始終緻力于讓學生集中精力在學業上，但為争取民族獨立的鬥争卻仍滲透在每一堂課、每一次讨論以及每一次課外辯論中。這個課外愛好日漸顯露出了安南的政治立場：與激進民族主義不同，安南更傾向于漸進式的民主派。
安南認為，受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國家，為他所屬的非洲大陸的未來做貢獻。但學成後回國的安南發現，與長久以來被廣泛承認的阻礙二十世紀上半段非洲發展的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這兩個因素相比，官僚體制才是最大的束縛。面對官僚主義惰性、糟糕的政府管理以及軍人統治等種種無力改變的現狀，安南作出了在祖國之外尋找職業生涯的決定。“為聯合國工作是我為我的國家和我的大陸效勞的最佳途徑，從那時起，聯合國将成為我的家。”
1996年12月17日，安南被第51屆聯大任命為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并于五年後獲得連任。安南在1997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擔任秘書長期間，曾于1998年赴巴格達進行斡旋，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2001年10月，安南與聯合國共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獎評委會高度稱贊并認同安南關于“主權不能夠成為國家掩蓋其暴行的保護傘”的表述。在評委會看來，聯合國在推進全球和平與安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維護人權和抗擊艾滋病領域提出的倡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獲此殊榮的安南并沒有停滞不前，盡管工作面臨諸多新風險與新挑戰，繼續為維護最貧窮的人民和最易受傷害的國家的利益而工作始終是安南的初心與使命。“當聯合國在正義與中立之間、在行動者與旁觀者之間作根本性選擇時，我已堅定地把聯合國置于支持人民的一方，《聯合國憲章》正是以人民的名義書寫而成”。
“化緣”秘書長在1998
在人們的刻闆印象中，聯合國是一個擁有可以調動很多資源的機構。事實上，為了推進一項和平任務有效開展，安南往往需要親自“化緣”。
他需要親自前往那些可能提供軍隊的國家，請求派遣維和士兵，尋找可能會慷慨解囊的國家，幫助發展和進行人道主義救援。這是安南需要經常面對的場景，為此他學會了如何有效地發出“請求”——有些時候，并不是部長、甚至不是一國首腦，而是一個級别不是很高的官僚，才能調動聯合國需要的人力與物資。
事實上，與前者這種可預期的困難相比，無法預期的意外風險與困難時刻存在于前行路上。在安南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第二年——1998年6月的一個夜晚，受某國軍方特工人員的“邀請”，在與警衛員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安南同随行顧問開啟了一次程序特殊的旅程。他被執政者寄予重托，成為其與被關押在某監獄的一位犯人之間的交流橋梁，後者曾是該國一位生活極其奢華的富商，并一度曾在該國總統大選中獲得了決定性選票，但于最後時刻放棄了競選。
在安南的努力與斡旋下，該國在動蕩時局中于次年迎來了總統大選，嶄新的民主制度落地生根。但鮮少有人知道，在完成當局執政者希望安南發表公開言論支持其推遲選舉時間以緩和改變進程所帶來的痛苦這一決策後，當地政府派出的送别安南的專機在起飛後15分鐘内便出現了機械故障，迫使飛行員不得不作出返航更換飛機的決定。
1998年對于安南來說意義非凡，他在看不見的硝煙中，以“一支雪茄的青煙代替了炸彈的硝煙”，成功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作為一個每天需要面對全世界近二百個國家的諸多事務的國際組織工作者，這位聯合國首位非洲黑人秘書長用其半生時間穿梭于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硝煙中，未能阻止伊拉克戰争是他心中最大的遺憾，但沒有人會忘記安南為推動人類和平付出的心血與努力。
這位“加納英雄”的身後，不止收獲了非洲人民的感謝，同樣赢得了世界範圍崇尚和平的有識之士的尊敬與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