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大多數時候，這種時空一體的觀念并不容易理解，因為它似乎與人們的常識相悖，尤其在心理的層面上。奧古斯丁說：“時間究竟是什麼？沒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證明，便茫然不解了。”他道出了一個共通的人類感受——惟有當我們察覺到過去與現在的區别，時間才會被我們體驗到。
過去的社會精英經常抱怨農民不會利用時間。他們覺得農民的生活懶散，無組織無紀律，完全不理解農民心目中的時間乃是建構于一年勞作與自然節律的契合之上的。而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時間才變成了一種既可節約又可浪費的資源，故而馬克斯·韋伯引富蘭克林的話說：“時間就是金錢”。
一位學者注意到，到了19世紀，瑞典的農民紛紛開始買日曆、買時鐘、戴懷表、記日記，這些現象預示着農民開始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一種新的時間紀律，以及由掌控時間而建構起來的權威。”
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曾經講過這麼一句話。他說：“生活在嚴格的時間規劃裡的人，他們對時間的體驗，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他們的人格特征。而這種人格特征，與其說是生物性的，毋甯說是從社會中獲得的。”其實這話完全可以推衍開來：隻要一個人存在于時間當中，他對時間的體驗都會成為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而這種體驗，也不全然是個人的、生理的，而牽涉到社會的、文化的層面。
事實上，在任何人類社會中，時間都居于核心的地位。它調整着個體與群體的生活節律，構建着社會的穩定結構與文化邊界，而它的變化往往折射出一個社會的激烈變遷。
有人說，速度是今天的女神，這個結論似是而非。因為現代社會的加速感并不來源于速度，而來自瑣碎。當一段時間被越來越多的事情擠占或切割，加速感就會油然而生。如果我們對這種加速感進行現象學式的描述就會發現，最大的變化往往出現在時間與空間的關系上。早就有學者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時間與空間的感覺聯系變得脫節和不固定，正是這一觀點的事實基礎。
有人還做過一些有趣的測量，結果他們發現，自19世紀以來，演奏同樣一部古典音樂作品所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少。戲劇也是如此，比如易蔔生的話劇《羅斯莫莊園》，過去演出一場要花4小時，而今卻縮減到2小時不到，不是劇情有删減，而是演員的對話速度明顯加快了。
當然，技術革新才是時間與空間“脫嵌”的核心推力。蒸汽機、鐵路、汽車、飛機、電報、電話、收音機、電視、互聯網等等，它們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型塑了人們對時空的認識。
我們還可以從技術革新的普及速度考察社會結構的變遷。譬如收音機從發明到擁有5000萬用戶，花了38年時間，從電視機的發明到擁有5000萬用戶花了13年，而互聯網用戶從1人增長到5000萬，僅花了4年時間。很顯然，新技術的加速傳播有賴于社會組織形态的變化。反過來，社會形态的變化又更新了我們對加速的時間體驗。
相當矛盾的是，人們對現代社會有加速之感的同時又體驗到了停滞感，因為瑣碎的事情不僅切割着時間，還擠掉了本屬于希望的位置。
編輯/麥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