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正是中國市場經濟勃興之時。克衣色爾親眼目睹了北京的快速發展，這令他對千裡之外的家鄉的思念更為迫切。4年後，作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警察管理專業的高材生，他放棄留在北京發展的機會，回到烏魯木齊——較之北京，新疆更需要通曉法律法規、掌握維吾爾、漢、英三種語文的建設者。
自1995年起至今，克衣色爾在新疆經曆了從大學老師到自治區政府機關幹部、再到南疆基層幹部的身份轉變。從祖國心髒到最邊疆，如此由“上”而“下”的逆向流動，通常難以為常人理解。更何況2012年，他服從組織安排、接受任命前往南疆時，正是新疆尤其南疆反恐形勢嚴峻之時。然而他相信，社會進步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于我們身邊千千萬萬的普通個體。“當年以處級幹部身份任阿克蘇市阿依庫勒鎮鎮長，是服從組織安排，也是個人選擇。基層工作經曆，讓我更加清楚‘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2016年夏天，借着克衣色爾來國家行政學院參加為期一周的培訓機會，我們終于面對面地坐在人民大學校園内的一家咖啡館中。克衣色爾穿着一件合身的白色襯衫，襯衫下擺塞進普蘭色西褲裡，這讓他看起來非常幹練。那個喜歡唱《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白衣少年，已成長為一位站在反恐前沿、帶領全縣各族群衆共同富裕的一縣之長。長期“白+黑”“5+2”的超負荷工作及壓力，令他過早地生出滿頭白發。
當年的人大附小尚未搬離人大校園，倒座廟1号院與人大僅一牆、一巷之隔，這裡正是他人生開始的地方。在此進行訪談，冥冥中似有天意。
我叫克衣色爾·克尤木，維吾爾族，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嶽普湖縣縣長。
1972年歲末的一天，在首都北京的複興醫院婦産科，我和所有新生兒一樣，哭喊着來到了這個世界。也許大家會好奇：一位維吾爾族人怎麼會出生在北京？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的父母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維語部工作，所以我就成了“北京人”。随着年齡的增加，我又有了一個新的疑問：我的父母是怎麼來到北京的，難道他們和我一樣也出生在北京？
我喜歡聽父母講訴他們的成長、生活經曆。那時，年幼的我總是非常好奇并難以理解：我們兩代人的生活隻相隔30多年，為什麼竟會有如此大的差距？在北京生活時期的克衣色爾全家父輩的人生道路
1936年5月，我的父親克尤木·庫爾班出生于新疆阿克蘇地區烏什縣阿合亞鄉一個普通農民家庭裡。新疆和平解放後，在黨的關懷下，阿克蘇市成立了第一中學。這可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許多世代為農的維吾爾族貧困家庭的孩子，因此有了學習知識、學會做人、改變命運的機會。盡管我的爺爺奶奶都是農民，但很有遠見，節衣縮食地供父親上學。如果不是這樣，也許爸爸至今還是一位農民，而且很有可能同樣的命運再次複制到我頭上。父親通過努力學習，走出了小縣城，開始了自己的人生之旅。
據父親講，作為阿克蘇市第一中學的首批入校新生，他當年甭提有多開心和自豪了！渴望學習并能得到學習機會，是件非常幸福、快樂的事情。不過，那時他們住校回不了家，放寒暑假時需要徒步兩天才能到家。天哪——從阿克蘇市區到烏什縣城才120公裡，現在坐車不到兩個小時就到了。想到這些，我們真是太幸福了。
1953年，父親以優異成績考上新疆學院（新疆大學前身）。從阿克蘇搭乘卡車，坐在車棚的貨物上風吹日曬地颠簸一星期，才能到達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且不說“灰頭土臉一身味兒”，光是那高低不平的沙土路和彈石路，就夠要命的了。換成我們這代人，估計大腸、小腸、十二指腸都會颠錯位。為了上個學受如此大的罪，值得嗎？後來我想明白了：新疆學院是新疆的最高學府，能夠接受正規系統的高等教育，再辛苦也值了。僅從父親當時留下的照片中，就能強烈地感受到當年他們的精神面貌有多好。在父親的大學畢業證上，赫然有“包爾漢”三個字。包爾漢祖籍阿克蘇，是當代著名社會活動家，他參加并組織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沒想到當時包爾漢作為新疆首任人民政府主席，還兼任着新疆學院院長，可見我們黨多麼重視教育啊！
聽父親講，本來學校決定派遣他們留學蘇聯，但因為中蘇關系緊張，留學“泡湯”了。正當父親郁悶時，命運出現新的轉機：學校改派他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就這樣，父親走出新疆，來到了偉大的首都北京。
哲學可是費腦子的學問，是所有學問中的學問、智慧中的智慧啊——想到這兒，我不由地對父親肅然起敬。特别是看到他的碩士畢業證上寫着“吳玉章”三字，更讓我暗自驚歎。吳玉章曆經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讨袁戰争、北伐戰争、抗日戰争及解放戰争，是位跨世紀的革命老人，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稱為“延安五老”。他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7年，桃李遍天下，其中當然也包括我敬愛的父親了。
圓滿完成學業後，父親回到新疆大學馬列部任教，結識了同為大學生的媽媽。故事講到這裡，接下來也許就是娶妻生子、教書育人，平靜地度過自己的下半生。但誰也沒想到，國家決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設維語部，讓新疆的少數民族也能聽到北京的聲音。
那時新疆的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後，是多麼渴望能聽到、聽懂黨中央的聲音、毛主席的聲音。也正因為如此，父親又一次成為幸運兒，被直接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維語部擔任編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随着中央民族語文翻譯中心（局）的發展壯大，父母親又服從組織安排，進入翻譯局從事維文編譯工作，我們全家也搬到了翻譯局所在地海澱區倒座廟1号院。翻譯局共有七個少數民族語言文室：維吾爾文室、哈薩克文室、藏文室、蒙古文室、朝鮮文室、壯文室和彜文室，承擔黨和國家重要文件文獻、法律法規和重大會議的民族語文翻譯、同聲傳譯工作，為黨和國家及社會組織提供民族語文翻譯服務；開展民族語文基礎理論、翻譯理論和其他特殊問題的研究，提出有關意見建議；開展民族語文新詞術語規範化、标準化研究，開展民族語文信息化研究等工作。
長大後特别是我自己也在民族地區從事行政工作後，才更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黨的偉大之處：能夠出台和實施最好的民族政策，能夠平等對待各民族，并且把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偉大成果與各少數民族共享。我為父輩的努力與作為，深感自豪。
克衣色爾在嶽普湖縣鐵力木鄉喀拉托格拉克村小學，為小學生做熱愛黨熱愛祖國的主題講話拉姆/攝
克衣色爾在嶽普湖縣醫院考察并慰問醫務工作者及群衆在北京的幸福童年
我的快樂童年時光是在北京度過的。
倒座廟1号院居住着漢、維吾爾、哈薩克、藏、蒙古、朝鮮、彜、回、壯、錫伯、塔塔爾等許多學者及其家屬。當時生活條件簡陋，大家住在同一棟筒子樓裡，幾家共用一個廚房，衛生間也是在樓外另建的公共衛生間。但無論哪個民族，大家都親如兄弟姐妹，幸福快樂地生活着。我們相互品嘗美食，相互串門做客，相互扶危濟困。
為了每年全國“兩會”及五年一次的全國黨代會的順利召開，翻譯局的工作人員都要經曆長達一個月的、全封閉的上會工作。在此期間，家屬們從來都不分民族、不分彼此，相互幫忙照看子女和老人。對于父母都上會的家庭的孩子，更是格外關照。
父母經常給我講述1979年夏天發生的一件事兒：那年單位組織全體員工及家屬到頤和園遊玩。我自不量力，學着大人偷偷下水遊泳，到深水區後，差點被淹死。如果沒有各族叔叔們的及時相救，我可能6歲時就在頤和園的昆明湖與大家永别了……現在想想，說“我的生命是民族團結的見證”，也不為過。
雖然我們在語言、服飾、飲食、信仰、生活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我們有着可共同交流的語言——漢語，有着共同認可的身份——北京人，有着大家共同維護的家園——首都，還有着彼此共同樹立的理想——好好學習、報效祖國。我們各民族孩子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一起生活、一起成長，早已跨越了地域、民族、血緣之隔，從小就建立了超越時空的親情，按北京的老話說就是“發小”。即便現在我們都已成人、身各一方，也從未中斷聯系。隻要有機會回北京，哪怕時間再短，我都會和我的藏族、滿族發小聚一聚。
我想，這就是偉大的黨和祖國母親賦予各族人民“民族團結一家親”的最好诠釋吧。
1985年5月，從小離家的父親為照顧年邁的爺爺，帶着我們又回到新疆大學，我和弟弟也開始了在新疆的生活。那些年，父母更是經常憶起、聊起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日夜。
父母常說，是偉大的黨對少數民族教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關心關懷和極好的政策，才有了他們個人命運的改變，能夠成為與新中國共同成長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全家才有了在北京幸福快樂地生活的經曆。
在與我們兄弟倆的談話中，二老說的更多的則是：他們永遠忘不了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文學藝術的關心關懷。至今，家中還珍藏着二老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他們參加過的曆屆全國人代會、全國黨代會及全國政協會的工作證。
2015年是中央民族翻譯局成立60周年大慶。斯時79歲的老爸和74歲的老媽，拿出了他們珍貴的影集：翻譯局各民族幹部在國慶時身着華麗民族服飾在天安門前的合影。照片中，他們是如此年輕，笑容如此甜美，就像一朵朵綻放的石榴花。
每當二老用滿是皺紋的雙手輕輕地撫摸這些老照片時，他們眼中流露出的懷舊、留戀和幸福，總令我難以按捺住眼中的淚水……
向全體維吾爾族同胞呼籲
回新疆後，在父母及組織的培養下，我在烏魯木齊完成中學學業，在北京讀完大學，又回到了烏魯木齊，在父親最後的退休崗位——新疆大學執教。幾年後，我調往新疆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工作，後又在組織的關懷下，前往阿克蘇及喀什地區相繼擔任阿依庫勒鎮鎮長和嶽普湖縣縣長。
回想在新疆生活特别是在阿克蘇、喀什工作的這些年，我在深深了解我們維吾爾族熱愛和平的傳統和天性的同時，更加感受到黨的偉大和祖國的溫暖。我們的祖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維吾爾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祖國母親的兒女，國家針對新疆尤其是南疆的特殊優惠政策一直沒有中斷過。
現在，我們維吾爾族享受着低保、社保、醫保，農民群衆蓋房、種糧、養殖、購買農機都有補貼，城鄉居民實現了病有所醫、住有所居、老有所養、幼有所教……各項惠民政策接踵而至、落地開花。這些都是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及自治區黨委的關心、關懷！
我用我父輩和我的親身經曆、親眼所見和親身感悟，鄭重地告誡我的維吾爾族同胞們：
我們一定要認清“三股勢力”的真實面目和罪惡本質。他們仇視黨和政府，仇視社會主義制度，仇視各民族親如一家，仇視我們現在的美好生活，仇視我們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他們是歪曲宗教教義的陰謀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作亂者，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是與我們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
“三股勢力”是我們維吾爾族的敗類，他們的雙手沾滿了各族群衆的鮮血，他們不僅抹黑了愛黨愛國、熱情好客、質樸善良的維吾爾族整體形象，還讓擁有燦爛文化、傳統美德和優秀品質的維吾爾族貼上了“愚昧無知、拒絕文明、暴力恐怖”的标簽。
作為黨培養多年的維吾爾族縣長，我更要鄭重地告誡我的維吾爾族同胞們：
我們千萬不能上“三股勢力”之當、行助纣為虐之事。我們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頭腦，與“三股勢力”、宗教極端劃清界線并做不懈鬥争。我們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結，像珍視生命一樣珍視民族團結，攜手構築起各民族反恐的鋼鐵長城和銅牆鐵壁。隻有以實際行動撕掉“三股勢力”給維吾爾族貼上的恥辱标簽，才能真正拯救我們的民族。
回想父母的一生，我想說：感謝偉大的黨、偉大的祖國！我相信有千千萬萬個少數民族家庭像我們一樣，沐浴着黨和祖國的恩情；有千千萬萬個少數民族家庭像我們一樣，擺脫了貧困、愚昧和苦難，接受教育，與全國各族人民共同享受着改革開放帶來的偉大成果。
觀百年滄桑，如果沒有偉大的中國共産黨，祖國母親能從被壓迫、欺淩乃至生靈塗炭、一盤散沙中，走向富強、文明、繁榮、昌盛，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嗎？如果沒有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我們少數民族能夠在科技、教育、文化、藝術、衛生、宗教等方面，特别是在擺脫貧困、提高素質、走向富裕、幸福生活方面，受惠于如此好的民族政策嗎？
看今朝巨變，是時代與國家賦予了喀什地區及嶽普湖縣最佳的發展時機和最好的政策。喀什是連接我國與亞歐各國往來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巴經濟走廊和喀什經濟開發區三大戰略齊聚。獨特的地緣，為我們帶來了優勢，也使其成為反分裂、反恐怖、反滲透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實現精準脫貧、共同小康的偉大曆史使命，嶽普湖需要和平穩定的發展空間，需要萬衆一心的各族人民群衆，需要水乳交融的黨群、警群、軍民關系，更需要我們維吾爾族同胞同仇敵忾、不辱使命、發聲亮劍的智慧與行動！
習總書記在新疆調研期間，号召各民族人民“要像石榴籽那樣緊緊地抱在一起”。“像石榴籽那樣緊緊地抱在一起！”是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堅定不移的選擇，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心聲。而我的父輩，我的生活與命運，早已與祖國、與共産黨、與各族人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
(責編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