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發起重新編纂中國近代史項目，力邀兩岸及香港學者參與。2016年年中，《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付梓出版。年末，這部作品獲選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創新成果名錄，并入選第八屆社科文獻十大好書之列。
新史料、新證據、新觀點
1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工作人員指着精品陳列櫃裡陳列的《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告訴筆者，“這書來一套賣一套，現在又隻剩一套了。”據發行方社科文獻出版社提供給筆者的信息，這套書已加印2次，仍供不應求。學術著作為何在讀者中引發如此熱烈的關注？這次“新編”提出了哪些新觀點？怎樣處理兩岸對一些曆史敏感議題所持的不同政治立場？海峽對岸的曆史學家帶來哪些不同視角？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主編分别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和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參與撰寫者均是近年來中文史學界活躍的學者，其中大陸學者34人，台灣學者21人，香港學者2人。所有學者均以個人名義參與撰寫。
全書分為民國卷和晚清卷，每一卷又分上下冊。專題研究方式類似西方的劍橋史體例，大體以時間和事件為經，社會發展面向為緯，分章探讨鴉片戰争到1949年間最為關鍵的一些曆史課題。上冊以時間和事件發展變遷為主軸，下冊則包含了政治、社會、經濟、外交、文化思想等專題。
“這套書可以說是中文學界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統展現。也是首次嘗試兩岸學者達成對中國近代史的共識。”王建朗說。
他稱，這些年來新公開的史料，為兩岸史學研究提供了大量“關鍵性細節”，“憑史料說話”，對過去的不少因各種因素形成的“成見”給予修正和重評。對北洋政府的重新評估是近年來史學界熱烈讨論的一個話題。這套書系統讨論了北洋政府時期的内政與外交，展示了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北洋時期曾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動蕩、最黑暗的時期”，該書修正了人們的這一印象，指出北洋時期在内政方面雖亂亦有治，在司法等國家制度建設方面邁出了近代化的一步。
在外交方面，顧維鈞等一代具有專業素質的外交官被推上曆史舞台，“修約外交”策略循法律路線，依據法理要求改訂平等條約，為改變中國國際地位作出正面貢獻。這套書的每一章由一位受邀學者獨立撰寫，寫完後提交三地學者相互交流提意見。兩岸學者之間的交往已有二十餘年。在長期學術交流中，雙方已形成尊重對方表述方式和寫作特色的習慣，交流探讨更多着眼于學術本身，從學術出發，遵循學術規範，允許保留各自語境和表達習慣，對于暫時沒有達成共識的“大曆史觀”和曆史問題給予擱置，這種工作方法恐怕是這套書能夠順利成型的一個“巧妙”因素。
“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在學術上不必強求統一表述
同樣的方法更多地運用在國共發展及抗戰議題中。這是兩岸分歧的關鍵部分，也是公衆關注的焦點。“各自不同的史觀和立場顯然是難以避免的，我們的底線是原則問題堅持觀點，一些暫時沒有共識的具體問題不作專門論述或暫時擱置。”王建朗說。
本書的主編之一黃克武在本書序言中充分記錄了兩岸學者如何“求同存異”。國民黨史部分主要由台灣學者負責，共産黨史部分由大陸學者操刀。兩方觀點相互補充，拼成一個較為完整的曆史圖像。在這部書中，台灣學者更多是書寫蔣介石的成功之處，大陸學者則更客觀地分析蔣的派系屬性，發掘蔣的個性與統治缺失之處，互相補足可能有的局限性。普及14年抗戰的知識，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日本對華侵略的長期性，認識到中國抗戰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自有其必要。光是細覽有關章節的标題和作者就能收獲頗多信息：第四章訓政框架下的國民政府台北政治大學劉維開；第五章國民黨的派系與内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第九章國共分合的背景、經過與原因華東師範大學楊奎松；第十章戰前蔣介石與中共、日本的三角關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
雖然各有偏重，但在若幹重要問題上，兩岸學者還是有不少共識。比如抗戰史部分，大陸學者肯定蔣介石在對日抗戰中的貢獻，在正面戰場上抵禦日軍，收回台灣、澎湖與南海諸島，恢複中國版圖。台灣學者也同意中共“提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時建立抗日根據地，在敵後遊擊戰中牽制大量日軍的成就。“抗戰的勝利是中國各民族各階層的共同努力的結果得到完整地表達，這也是雙方幾十年交流互動的結果。”王建朗說。
近期關于教育部修改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消息引起各界熱烈關注。在學術界，兩岸學者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在這套集“近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史書中，又有怎樣論述的呢？
王建朗說，海峽兩岸在過去很長時間内都習慣稱為“八年抗戰”。但在大陸學術界逐漸出現變化，“14年抗戰”的提法已出現多年，這些年一直是兩說并存，根據不同語境、不同場合使用不同表述。十四年抗戰和八年抗戰，分别指包括局部戰争在内的抗日戰争全程和全面抗戰時期。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抗戰，是局部抗戰的起點，也是中國人民抗日戰争的起點，七七事變則開啟了全面抗戰局面。
在公共教育中，普及14年抗戰的知識，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日本對華侵略的長期性，認識到中國抗戰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自有其必要。但在學術研究中，大概很難也沒必要以一刀切的辦法排斥某一種表述。畢竟，七七事變前，中日之間雖有局部戰事，但國家整體上并未進入戰争狀态，無論是外交還是内政措施仍是處于平時狀态。所以也有人認為，如将這一時期視為中日戰争時期，很多曆史問題不便解釋。
“8年和14年各有所指，其實并無根本矛盾。學術界很長時間以來已是兩說并存，即是同一學者，也會在不同的場合交叉使用這8年抗戰和14年抗戰這兩個概念。”王建朗說，《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便反映了學界的這一狀況。該書第十一章“中華民族的抗日戰争”即以14年抗戰為内容，第十二章“戰時外交：從苦撐待變到大國擘畫”則以8年全面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為内容，該書并未在這一方面強求統一表述。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一書廣受讀者喜愛，市面銷售供不應求。兩岸學術交流“三部曲”曲折拼就完整曆史圖景
近年來随着蔣介石日記等重要史料、檔案、報刊資料和回憶錄等解密，“民國熱”興起。新史料幫助史學界更多的擺脫局限性，盡可能地擺脫“以論代史”。但在王建朗看來，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更多是提供了細節，對其人其事的評價在此前的大陸學界已經擺脫了刻闆和單一的印象，新史料的發現深化了已有的研究。
這本書的順利出版是海峽兩岸二十多年來學術互動的結果。台灣學者陳三井先生曾用“境外相遇，猶抱琵琶半遮面”“輕舟已過，兩岸猿聲啼不住”“海峽春潮，從此千山任可行”概括兩岸學術交流的三個階段，王建朗對此深有感觸。“較早時候是台灣學者來大陸比較方便，那時候雙方坐在一張桌子上讨論問題，是要提前做好可能會發生交鋒或各種意外的心理準備的。”台灣開放自由行後，大陸學者到台灣也容易了，兩岸有了更多層次、多方位的學術交流，僅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就要派出二十餘人次的學者前往台灣進行學術研究和交流。
“随着這些年兩岸史學界學術交流和往來的頻繁，我們感覺這件事（共同撰寫）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時候。2011年對台灣和香港學界發出邀請，得到積極的回應。”在這樣的共同意願之下，《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所展示的曆史圖景不是單一的線性演進，而是千回百轉的多面發展；有黑暗與光明、邪惡與正義的對峙，但也不全是黑白分明，成王敗寇的叙事。
王建朗說，從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間，中國主要在做兩件事：一是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二是争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期間内憂外患，風雲變化。“如何深入認識這一段曆史，并借此觀察現狀，思索未來，是所有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人應當思索的嚴肅命題。進一步繁榮兩岸學術交流，讓兩岸民衆知道曾經的共同曆史是什麼樣，這也是兩岸之間增長共識、增進情感的重要渠道。”
編輯/韓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