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家長在相親交友牆上張貼孩子的個人情況信息周末午後的北京，故宮西城牆外的中山公園，這裡有個被一些老外稱為“重新發現中國”的地方——數百名上了年紀的大媽、大爺在這裡“練攤”。
他們不賣點心，也不賣小紀念品，而是在“推銷”自己尚未婚配的兒女——這裡是相親角，而且是父母替子女相親。
在外人眼裡，這裡好像一個“集市”，地上整齊地擺放着一張張A4紙打印的兒女簡曆，綿延近百米。
駐足細觀，“京戶、京房，膚白、貌美”“海歸，央企”“短婚，未育”，等等，大多是家長認為的“優越條件”被羅列出來，勾畫出一幅中國當代婚戀的現實圖景。
相似的場景也在千裡之外的上海上演。或許是潮濕多雨的緣故，上海最著名的人民公園相親角總是撐滿了五顔六色的傘，老人們在樹蔭下坐着，各自面前的傘上用夾子或貼紙固定着A4紙大小的資料冊頁。相親角還有一處約定俗成的“海外專場”，專為身在海外的單身男女“搭鵲橋”。
1983年出生的郭盈光2017年憑借攝影系列《順從的幸福》獲得國際獎項，她花了約兩年時間，十多次拍攝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
今年3月，她窺探相親角的視頻在網上走紅。郭說，她試圖通過自己的行為藝術，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在相親角，老人們友善地告訴她：“你房型不錯（長相佳），但隻是郊區房（年齡太大）”。
在微博上，郭盈光的這種“反抗”獲得了近5萬個贊，2萬多條留言。最近一些女網友也開始模仿郭，通過“偷拍”相親角來表達自我。
郭盈光說：“感覺很多被父母拿去相親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知道父母在為自己相親。感覺就是‘一個一個人’，在那裡‘被展覽’‘被挑選’。”
與郭有所不同，同為1983年出生的上海某區公務員房斌選擇了“順從的幸福”。2010年，他在母親安排的一次相親中，和現在的妻子相識，目前已育有一子。
“有人說我是‘媽寶’，我都認了，就想平平穩穩過日子，幸好找的老婆脾氣好，結婚8年買房買車生娃，都是父母安排好的。我偶爾也抱怨過自由太少，不過大部分的房貸還是靠爸媽，我們也沒有發言權。”說着，房先生變得沉默。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曆了1980年代的獨生子女出生潮。婚戀成本上升，工作和生活節奏快、壓力大，社交圈較小等問題，導緻“80後”“90後”青年中有人安于父母之命，“湊合過日子”，也有的甘願成為“剩男”“剩女”。
長期從事婚戀心理學研究的章震宇副教授說，“替子女相親”是所有相親類型中走向“異化”的一種。因為往往父輩們更看重“硬件”，而子女本人則傾向于根據情感的自覺進行“軟件”的匹配。
65歲的顧華曾在人民廣場相親角“練攤”，并為自己的兒子——一個成天忙于電腦程序設計的白領——相親成功。
雖然顧華在相親角為子女覓得良緣，但她并不主張同齡的“老夥伴”都去那裡為子女相親。“門當戶對很重要，相親很多時候隻是碰運氣。”
這位“婆婆”還自言自語道：“相親容易相處難，這些年日常生活還是有磕磕碰碰。我現在也想，我自己真能管兒子一輩子的幸福嗎，也很難說。”
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相親角的氣氛都略顯緊繃。這裡唯獨缺少的是年輕人。
在中國策劃電視相親節目《相約星期六》長達20年之久的制片人仲巍告訴本刊記者，過去20年間，節目跟蹤服務超過1.1萬名相親者，其中“反對父母幹預”的，占到了所有受訪案例的七成。
調查顯示，如果一定要“逼着”年輕人相親的話，有45.2%的受訪對象青睐傳統的面對面相親，26.1%的人青睐電視相親，還有28.7%的人青睐網絡相親。
章震宇說，當相親變成父母單方面的強加行為時，就已經變了味，這類現象有增無減，反映了較難逾越的代際鴻溝。
是“順從”，還是“逃離”，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青年又恨又愛的擇偶圖景。專家認為，歸根到底是婚戀價值觀的新陳代謝問題，中國強大的傳統能否為年輕一代松動，短時間内還存懸念。
“婚戀觀更加複雜多元、難以量化和描摹，是最近數十年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社會矛盾悄然變化的結果。因為中國人對幸福的定義正越來越多樣化。”章震宇說。
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2726.7萬對，而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共有929.8萬對。
郭盈光所堅持的是一種更具普遍性的當代中國青年觀點：“我想說的是，我不是反對婚姻，而是反對所謂衡量幸福的标準，就是你到了規定的年紀必須結婚，如果你不結婚你就不幸福，人生就是失敗的。我覺得最終還是要——最大限度做自己，過我們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