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畫超級英雄的電影裡，主角都是單槍匹馬拯救世界，但在現實中人們卻離不開團隊合作。即使那些整天喜歡宅在家裡，不想和别人打交道的人，也離不開外賣小哥。
是什麼因素促使人們相互合作？又是什麼性格導緻人們願意做一些既能使自己又能使周圍的人受益的事情？最新研究給出的答案是高智商，也就是說，人越聰明越容易與人合作。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有人認為，情商比智商重要。這樣的說法源于一個刻闆印象，即有些高智商的人要麼過于自負，要麼性格孤僻，并不擅長團隊合作，而那些高情商的人反而更善于将團隊擰成一股繩，爆發出更強的戰鬥力。
還有人認為，聰明人對這個世界的缺點看得更加清楚。聰明人時刻保持清醒，為人類的現狀感到痛苦，或是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憤，這種“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态度是合作的障礙。
然而新的研究推翻了以上說法，研究結果顯示，智商在促進凝聚力與成功合作方面取得壓倒性優勢。換位思考、善良、慷慨等特點确實會為合作帶來效果，但維持的時間較短。
德國海德堡大學經濟系安第斯·蘇菲阿諾斯博士和英國布裡斯托大學經濟學教授烏戈諾·普羅托聯手對促使人們合作的深度原因作了相關研究，他們通過一系列社會實驗，得出結論：參與者的高智商是建設社會凝聚力和合作型社會的首要條件。
雖然此前有大量的社會學研究旨在探究合作的真谛，以及建立在個體合作基礎上的社會結構，但經濟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更貼近人的本能行為，即合作帶來的利益要大于單幹之和。
在多變的社會環境中要作出付出與收益的比較并不容易，因此也有人提出一些補充，比如願為他人着想以及喜歡社交等促使人們變得慷慨，且願意合作，這有助于維持社會凝聚力。此外，也有人認為，堅持良好的行為規範，以及尊重現有制度，這讓人們做出更利于社會的行為。
不過，最大的可能性依舊是因為深明自身利益，人們才成為有益于團隊的好成員。如果人們的智力足以預見到他們的行為對社會及他人産生的後果，合作便應運而生。在這種情況下，“足夠的智力”不但能提供解決方案，而且能将情商的活兒一起幹了，因為如果合作是最優選擇的話，那麼所有行為将依照有利于合作的軌迹推進。
通過遊戲挖掘合作真相
為了挖掘合作的真相，研究人員設計出一系列遊戲，讓人們參與并收集數據，以找出在互動時能促進大家合作的人具備哪些特質。
參與測試者被要求參與囚徒困境、獵鹿賽局和性别博弈等經典博弈論遊戲，每一種遊戲設置一套根據兩位玩家的決定提供獎勵的規則。
在經典的囚徒困境遊戲中，兩位共謀犯罪的人被分别關入監獄，不能互相溝通情況無法串供。如果兩個人都不揭發對方，則由于證據不确定，每個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發，另一人沉默，則揭發者因為立功而立即獲釋，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獄十年；若互相揭發，則因證據确實，二者都判刑八年。由于囚徒無法信任對方，因此傾向于互相揭發，而不是共同沉默。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它說明即使雙方利益的最大化是選擇合作，但完全理性的個人也可能選擇不合作。這個遊戲反映了每個人在社會中最常見的互動形式特征。雖然困境本身隻屬模型性質，但現實中的價格競争、環境保護、人際關系等方面，也會頻繁出現類似情況。
在關于合作的實驗中，研究者用獎勵金錢的方式——而非監禁的懲罰來玩這個遊戲。研究者以匿名的方式在同一個環節中匹配了兩名研究對象，并讓他們不限次數地重複玩同一個遊戲。然後，研究者把他們與另一位玩家重新配對，再開始遊戲，這樣持續45分鐘。每位玩家可以通過了解同一房間其他玩家的做法來調整自己的決定。
接着，研究人員創建了幾個小組。但在參與遊戲前，參與者需要填寫一份标準問卷，以衡量其認知能力和人格特質，比如社交親和力、責任心以及智商等。研究人員以這份問卷為标準，将研究對象分配到不同的特征小組。之後研究人員分析了參與者在囚徒困境遊戲中選擇合作的概率，即參與者選擇犧牲自我利益的次數。
對比研究發現，智商越高的人在玩囚徒困境遊戲時玩得越多，選擇合作的概率越大。所以雖然智商高的人并非天生就擅長合作，但他們有能力更快地處理資訊，并從中學習。而在更具親和性或者更具責任心的兩組參與者中，沒有這種明顯差異。
這些策略遊戲考驗參與者是否能在天秤兩端取得平衡，透過想方設法的合作為自己取得最大利益。實驗結果顯示，智商較高的人表現出“明顯高水平”的合作策略，同時幫助自己在遊戲中賺到更多錢。
其他受試者則由于未能恰當選擇策略，且不會估計他們現在做的事情會導緻未來出現什麼後果，所以盡管他們具備良好人格特質，如親和力、盡責、信任、慷慨、講義氣等，但僅止于在最初階段産生效果。
提上限還是補短闆
之前有研究認為，個人在智商上的優勢并不足以帶動團隊表現出色，團隊中的短闆也能決定合作的水平，但新的研究對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見。
來自美國卡内基梅隆大學和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的一個合作團隊此前研究過影響群體智力的因素，認為集體智力和群體中最聰明人的智力無關。
研究人員将實驗對象分為100組，要求他們在一組行為經濟學遊戲中合作，盡量争取到最多的金錢。結果是，被認定具有更高智商成員所在的團隊，并沒有在遊戲中拔得頭籌。
如果個體智商無法左右群體智力，那麼哪些因素能對群體智力産生決定性影響呢？帶領研究的尼克·伍利教授說：“我們對比了許多團體數據，例如團隊滿意度、凝聚力、激勵因素等，都和群體智力無關。我們甚至對比了個人性格數據，例如個人品質等，也沒有發現個性對群體智力有決定性影響。”
而新的研究則認為，聰明的個體能夠有效提高合作團隊的平均水準。在囚徒困境等博弈遊戲中，智商高的人有可能利用他們的認知優勢，通過占他人便宜的方式完成遊戲。因此，在進一步的分析中，研究人員創建了混合小組，也就是，在人格測試中把具有相似人格特征和相同智商水平的參與者組合在一起。
在混合小組中，智商高的人有助于指導普通水準的同伴，在實驗結束時提高他們的合作概率。這樣的結果有利于所有參與者：平均下來每個人都能獲得更多獎賞。這些結果表明，一個團隊或辦公室裡即使隻有少數智商高的人，也能使其他人受益。
烏戈諾·普羅托說，更高智商代表能更快處理訊息，迅速積累豐富經驗并從中學習，在工作場合，那些看見大局并能合作處事的聰明人最終更容易升職、獲得經濟回報。
研究人員依據實驗得出結論：如果人們有足夠的智能布局策略，并預見自身行為可能帶來哪些後果，社會就能産生某種凝聚力。這項發現對教育部門政策、國際貿易具有重要意義。
安第斯·蘇菲阿諾斯博士認為，這個結論适用于國際貿易，是因為有大量證據表明，自由貿易是非零和博弈，即雙方都可受益。而如果能将幼兒教育的一大重心放在智力栽培上，也許未來便有機會增強個人經濟成就、增強社會合作水平。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說研究表明聰明人更愛合作，但這并非智商決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