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無論是土木工程還是航海技術，無論是印刷還是火藥，無論是機械、紡織還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工匠精神。
宋版書為何價值連城明嘉靖年間，進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裡藏有宋刻版《後漢記》一書，書中還有陸遊、謝疊山等前朝名士的親筆題簽，這一消息對于一個癡迷宋版書的藏書家而言，無異于找到一個地下寶藏，内心十分激動，便托人去向主人商談轉讓價格。書的主人放出話來，書價免談，除非用一位美婢來換。看來書的主人對朱大韶愛書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這樣一個主意。
沒想到，朱大韶愛宋版書更勝過愛美人，得知書的主人提出的條件後，他毫不猶豫地決定用心愛的美婢來換取這部書。
而跟在朱大韶身邊多年的這位美婢受其熏陶，頗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決定後非常傷心，臨行前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
無端割愛出深閨，
尤勝前人換馬時。
他日相逢莫惆怅，
春風吹盡道旁枝。
意思就是你現在用我去換書，無端舍棄我，比古人換馬還決絕，以後咱們相遇了你也别難過别後悔，就像春風吹過路旁的樹枝，我們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僅是書癡，也是情種，讀到詩後方才後悔不疊，從此對她日思夜想，竟然憂郁成疾，很快就死了。
與朱大韶以美婢換得宋版書類似的趣談還有很多。
清代藏書家、浙江海甯人馬思贊嗜書如癡，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陸狀元通鑒》，多次求購未成。然而，天緣湊泊，機遇垂青，後來查家要安葬親人，選定的吉地正是馬家的田土，馬思贊聞訊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畝換取了這部書。
為什麼宋版書價值連城，值得用良田美女來換？我們先來看看學術界對宋版書的評價。
第一，宋版書富有美學品位。宋版書的版式風格美觀大方活潑多樣。雕版印刷技術至宋代已臻成熟，無論書寫還是刻印都相當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在收藏界，素來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
明代嘉靖年間的錢塘學者高濂指出宋版書的優點是：“宋代刻書，雕镂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故以宋刻為善。”
第二，宋版書的用紙與裝幀富有特色。宋人印書多用皮紙和麻紙，這種紙紋理堅緻有韌性，印出來的書版式疏朗雅潔，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數。
第三，宋版書的刻書選用字體非常講究。宋代三大刻書中心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麗俊俏的歐體字；蜀本多用雄偉樸拙的顔體字；建本字形介于顔、柳之間，橫輕豎重。印書用墨也很講究，色澤清純勻淨。今人稱用料、印刷、裝幀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書卻還有書法美學的内涵在，這一點是後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曹溶為另一著名藏書家錢謙益《绛雲樓書目》撰序時，明确地闡述了他藏書的标準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
也許人們覺得宋版書價值連城是因為“物以稀為貴”，其實這種想法是片面的。書的價值主要在于其閱讀價值，宋版書的可貴就在于其刻書的質量，否則不會成為學者們特别是目錄學家治學的重要依據。
工匠精神推動宋代科技文化繁榮“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以文德緻治。”宋太宗的這句話揭示了宋人對書的重視。宋代的出版業非常繁榮，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種。學術界稱官刻刊印裝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審，坊刻内容廣泛，總之各有特點。
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即開始刻印曆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經》——《開寶藏》，曆時12年，刻書1076部。這次大規模的雕版印刷，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印刷經驗，還培養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書數量之多，效率之高，達到前無古人的地步。紹興二年（1132年），湖州（吳興）王永從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資福禅院大藏經》，全經5480卷，用時僅一年，參加刻經的工匠多達260餘人。有宋一代刻書總量11000多部，幾乎達到了西漢至五代的一半。
數量和效率并沒有影響刻書的質量，這不得不歸功于其工匠精神。
從上面提到的宋版書三大價值中就可以看出來，宋代刻書工匠不僅富有創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細刻。可以說這些工匠，都是善于一種或幾種書法的巧匠，其審美水平絕不亞于今天的文人。從筆畫到插圖，從版式到字号，從校對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這其間工匠們精湛的藝術功力和敬業專注的職業精神，盡在字裡行間。可以說，蘊含在宋版書裡的工匠精神，堪稱真正的中國制造。這裡面包含着書法美學、雕刻工藝學、排版學、校對學等多門學問。
宋代詞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說：“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闆，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見，時人對印書的标準、等級有着清醒的認識，易成者難工。
宋版書隻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個縮影，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工匠精神。宋版書本身也是宋代科技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産物。開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經宋仁宗時的畢昇發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傳至歐洲，所以後人稱畢昇為印刷術的始祖。中國的印刷術是人類近代文明的先聲，為知識的廣泛傳播、交流創造了條件。
畢昇原不過是宋初一個杭州書肆的刻工。慶曆年間，他根據實踐經驗，發明了在膠泥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可以一字多用，反複使用，不僅省時省力，還節約材料。這一發明，改變了曆史。這一發明，看似簡單，卻并非一日之功。試想，一個工匠如果沒有工匠精神，勇于探索創新、反複試驗，怎麼可能有此收獲？
指南針的發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戰國時期的司南，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寫到他對指南針的用法做過四種試驗，即水浮法、縷懸法、指爪法和碗唇法。他還經過精密的實驗，發現磁針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東南，這種發現在科學上叫磁偏角。指南針的發明和傳播，促進了世界航海事業的飛躍，“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馬克思語）。這一發現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磁化技術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并且導緻指向器形制新的演變。
作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的沈括，其背後科技成就的取得也離不開工匠精神。《武經總要》記載：“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型，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钤钤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于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這就是利用地球磁場使鐵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術，其中每一個細節都彰顯出偉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醫學成就也令人矚目，特别是針灸。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的“宋天聖針灸銅人”這一醫學史上重大創舉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銅人由青銅鑄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體格健美，有頭發及發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褲及腰帶；人形正立，兩手平伸，掌心向前。銅人被澆鑄成前後兩部分，利用特制的插頭來拆卸組合，體現了當時較高的人體美學和鑄造工藝。
愈是重大的科技創新愈是需要工匠精神，北宋末年李誡的《營造法式》是建築技術的總結。建築學家喻皓不僅寫出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木經》，還親自設計、主持建造了13層高360尺的開封開寶寺木塔。天文學家蘇頌編著的《新儀象法要》，代表了11世紀中國在天文學方面的重要成就，他與韓公廉研制的“水運儀象台”，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這些都凝結着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銳意進取、潛心專注的工匠精神。
洪邁《夷堅志》記載了許多宋代市井百工，如醫工、園藝工、陶工、鑄造工、雕塑工等，他們中大多有巧奪天工的神奇技藝，如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一個從四川來的叫劉幻的園藝工，憑着高超的嫁接術和獨特的工藝，于正月間，形成奇花競開的局面，“枝萼晶瑩，品色迥絕。酴醿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态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絢，不可勝述”。或者有着嚴謹求精的科學态度，如弋陽人易生，好觀星象，慶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饒城，與同行徐謙讨論曆法。二人都發現近旬日月的推演計算有差誤，為了進一步核實具體的誤差，二人不懼寒露、勤勉執着地觀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規律。或者熱愛生活、敢于科學幻想，如有人想發明保溫瓶，有人想進行器官移植。連繪畫都不例外，陳聰景認為，兩宋花鳥畫能取得輝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鳥畫家有着嚴謹專注、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工匠精神為支撐，也是他們崇尚修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結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麼來的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載的工匠精神是怎麼來的呢？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書籍，需經過若幹道精細工序才能最後完成，都有賴于一批刻書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從一家刻書就能雇傭到260多個工匠，由此可見，宋代刻書工匠之多。《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即早辰橋、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謂之雜貨工匠……随手即就”。此時的江南雖稱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書業發達的重要原因。據張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裝褙工》一文考證：宋代刻工可考者約有三千餘人。日本書志學者長澤規矩也潛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編》。
北宋呂正臣，“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禦，其器皆呂氏作也”（李昭玘《樂靜集》）。這說明呂氏的成功得益于他重視招募高級工匠。宋代發達的礦冶煉鋼、營造技術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撐。數量衆多的能工巧匠，不僅能使社會上科技氛圍更濃郁，還激發了工藝競争和經驗總結。印刷術又促進了科技書籍的刊行、推廣和普及，北宋刊刻發行的《算經十書》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數學書。宋代甚至還出現罕見的數量豐富的科技碑刻，不僅傳播了科技知識，而且營造了濃厚的科技氛圍。
宋代工匠之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宋代工匠的社會地位很高。在中國古代大部分曆史時期，士農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雖然《考工典》說：“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謂之工。”《墨子》也說過：“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卻始終将工視為“末業”，是奇淫巧技，讓人玩物喪志。
到了北宋時期，由于政府的倡導、重視，以及市民社會的發展，這一觀念的束縛被沖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業獲得飛速發展，工匠和工匠技藝越來越受人重視。表現在人才政策上，開寶三年（970年）正月朝廷發布《舉孝悌诏》，要求“孝悌彰聞、德行昭著、擅鄉曲之譽、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舉，但又規定“有奇才異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後，制舉錄取對實用技術人才的選拔趨于定制和穩定。宋刻本《農書三卷》(河南省圖書館藏)北宋末年，士農工商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開始從事工商貿易活動。徽宗時期的宰相李邦彥就是銀匠出身：“李太宰邦彥起于銀行，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出宰相正為嘉事，何恥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這從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到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指出：“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财用足。”葉适的門生、學者陳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與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對于國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取俸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财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這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襲等傳統。
入明以後，嚴格的匠籍制度規定匠不離局、匠役永充，凡被編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脫籍，這些規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試想，一個社會如果工匠沒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識就會喪失，其職業精神、創新精神焉在？遑論工匠精神！
宋代重視科技教育，設立算學、醫學、武學等專科學校也給我們一個啟示，要重視職業教育。職業教育的重點當然是培養能工巧匠，以及工匠們的職業精神和創新意識，然而當前社會上卻普遍存在瞧不起職業教育、職業院校的現象。在人們的意識裡，隻有成績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學的人不得已才會進職業院校。甚至很多職業院校畢業的學生都沒有自信，感覺低人一等。這樣的社會意識、自我意識怎麼培養工匠精神？倡導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現代工匠的社會地位。
其實，各行各業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職業精神。具體反映職業精神的一點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書者往往把刻書工匠的姓名、堂号，或書坊字号、刻書年月等事項刻于書中。這不同于一般質量考核而規定的“物勒工名”，是一種自我意識或者說職業榮耀。這也就發展成了後來的版本版權之說。
工匠通過自己的勞動，不斷積累财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地位。宋代工匠的經濟收入前人有過研究，北宋慶曆年間，“都下馬吉以殺雞為業，每殺一雞，得傭錢十文，日有數百錢”。在市場上以殺雞為業的小工每天的工價是數百錢。宋徽宗年間，州縣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給雇錢人二百，往往遠指程驿，務多得雇錢”，可知當時搬運工的日工價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僦屋飲食之餘，遨嬉于邸戲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每天賺到100文錢，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樂。由此可以推知刻書工匠的收入，絕不會低于普通工匠。
這一傳統延續到明朝中後期的江南，工匠在經濟上都是較為富裕的。“萬曆三年巡撫宋儀望裁定徭裡會計冊：學道書院門子一名銀二兩……胥門逓運所防夫十名裁革共減銀六十兩；稅課司巡攔十一名裁革共減銀三十三兩；工部織羅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幫役銀一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可見，工匠的工資是根據其價值來分等級的。
按照價值交換原則，隻有讓工匠按勞取酬，享受與之匹配的經濟收入，感受到勞動尊嚴，方能推動其科技文化自信，激發出其職業精神，從而培養出工匠精神。
（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長沙稅務幹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