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倒流，歲月穿梭。
二十年前（1998年），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去當一名大學教授和經濟學者。作為一個出生于貧困農村的人，我小時候的最大夢想是将老家對面的山坡改造為一個現代化農莊，進入人民大學讀本科之後的最大夢想是巡牧一方。
十年前（2008年），我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去哈佛留學。哈佛、MIT、耶魯、斯坦福，這都是無數經濟學子心中的學術聖殿。我更沒有想到一年後居然有機會在哈佛師從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Hart）教授，從事一年博士後研究。
五年前（2013年），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參與創辦一個大學智庫，并有幸成為這家國家高端智庫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那時，我還在準備破格申請教授。劉元春教授在人大明德廣場上遇到我兩次，邀請我參與創辦一個研究機構，負責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便欣然同意。不久，在前後幾任校領導的大力支持和社會各界的關心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簡稱“人大國發院”）于2013年6月29日正式成立，之後快速發展，并且在2015年年底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今天的人大國發院，絕不是一個普通的二級學院。它擁有專職人員30來名，兼職人員200多名，下轄20個研究中心和2個地方分院。最近幾年，人大國發院平均每年向中央提交内參和報告200多篇，每年舉辦各類會議100多場。說實話，我從未想到人大國發院會發展到今天的巨大規模，否則我當初可能沒有信心來承擔如此重任。
哈特教授曾很好奇地問我，像我這樣的大學教授去做一個智庫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我當時可謂百感雜陳，一時竟默默無語。2018年6月29日是人大國發院成立五周年，我覺得是時候做一番檢讨和反思。吾等愚拙，雖不能一日三省，五年一省，猶未為晚。是為此文。
做智庫的成本和收益世間萬物，無非成本收益而已，經濟學可謂抓住了根本。根據經濟學原理，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或者說“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不過，對不同的人來說，成本和收益的表現形式不同。有些事情對有些人是成本，對另一些人則是收益；有些事情對有些人收益大，對另一些人則收益小。
先說大學教授做智庫的成本。對于大學教師來說，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永遠是發論文和評職稱，除此之外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都是成本。做智庫（政策研究）與做學術研究不同：一是政策研究強調抓熱點，學術研究可以“炒冷飯”；二是政策研究強調實用性，學術研究強調理論價值；三是政策研究強調綜合性，學術研究強調某個方面的創新性；四是政策研究在表達方式上要求言簡意赅、通俗易懂；學術研究要求嚴謹的表達。因此，雖然學術研究可以為政策研究提供基礎，但是要轉化成合格的政策研究成果（内參或研究報告）仍然要付出較高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及時收集各類政策法規，到政府、企業裡或社會上調研，到自己不太熟悉的領域學習相關背景知識，撰寫媒體文章或接受記者采訪，以及撰寫政策研究報告并與有關部門保持聯系。這些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而且很多時間成本都是固定成本甚至是沉沒成本。此外，智庫研究的時效性很強，往往要求在短期内提交成果。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處于評職稱的關鍵時期，或者還有一堆學術論文沒有寫完或修改，卻要優先考慮撰寫内參或研究報告，内心的焦慮如同飲冰。越是學術研究做得好的年輕學者，做智庫研究的機會成本越高；越是處于學術上升時期的學者，做智庫研究的機會成本越高。如果一個學者對現實問題非常感興趣，有強烈的改變現實的沖動，又熟悉智庫研究的基本規則，那麼中等水平的學者做智庫研究的機會成本可能是最低的。研究水平較低的學者，與其去做智庫研究，不如去做學術研究，至少造成的負外部性更小。當然，機會成本高低與智庫研究水平高低并無對應關系。在我們人大國發院，有少數幾個研究水平一流的成熟學者，其智庫成果多次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
以上成本隻是作為一個智庫研究者的主要成本，作為智庫管理者還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和大多數高校的行政管理崗位一樣，智庫管理者要花費大量時間去管理和服務三類群體：一是管理行政人員，二是服務研究人員，三是協調有關部門。行政管理和學術研究完全是兩回事，差别太大了。随便列舉幾個方面：一是做行政管理要看到别人的長處，強調“寸有所長”，才能人盡其才，做學術研究要看到已有文獻的短處，強調“尺有所短”，這樣才能創新；二是做行政管理要會團結大多數人，做學術研究可以是孤家寡人；三是做行政管理要遵循體制的既定規則，不能随心所欲，做學術研究可以天馬行空；四是做行政管理要理解人性，做學術研究隻要理解被研究對象；五是做行政管理不能追求完美，做學術研究應該（至少可以）追求完美。不誇張地說，其實大部分學者不太适合做行政管理，導緻人才錯配。因此，我個人主張“教授治學，專家治校”。沒有強大的行政力量支持，普通教授治理不了學校。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行政人員的專業價值。其實，越是懂行政管理的人，越是會看重行政人員和教授兩邊的互補價值，而不是仰賴一方。
對我個人而言，這五年的确耗費了大量的寶貴時間來做智庫，主要是行政成本很高。高峰期，我每天要參加三個會議，白天基本上就沒有時間做學術研究。我目前還能堅持每年撰寫一兩篇自認為不錯的學術論文，一學期教一兩門課，每周參加學術讨論，指導10個學生，我相信這是我這類行政管理者的極限了。
下面說說大學教授做智庫的收益。以我個人的感受，做智庫對做研究是有補充價值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現實問題更為敏感。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是研究企業理論的（不是企業管理），主要是做數學模型，屬于非常純粹的理論研究。這些年，我開始轉向應用研究。我現在做學術研究，包括指導學生做研究，都要求從現實中找“真問題”，而不是從學術文獻中找問題。我認為，好的學術研究首先是找到真問題，其次才是找到理論解釋或解決辦法。我非常贊成張五常的一句話：最蠢的行為是去解釋一個不存在的現象。一個好的真問題，既要重要，又要有趣。可惜，現在大部分經濟學論文難以滿足這個标準。經濟學論文把太多時間花在讨論所謂“因果關系”或“内生性”這類技術性問題上，而忽略問題本身是否重要甚至問題是否存在。我無比贊同競争戰略之父、哈佛商學院邁克爾·波特教授的一句話：“要檢驗一個理論是否正确，就要看這個理論是否同時适用于政策決策者、經濟學者以及企業經理人。”除了極少數純理論研究者，大部分經濟學者應該勇敢地走出書齋。我更願意參加社會學、政治學或公共管理學科的一些會議，至少它們提供了一些真實世界的案例。
二是對體制運行更為了解。除了市場上的價格機制，權力是配置資源的最重要手段。當今世上最火爆的經濟學家、MIT教授阿西莫格魯（Acemoglu）在一篇文章中尖銳地指出，經濟學對于權力太不夠重視了，因此難以解釋很多政治經濟學現象。因此，隻有正确地理解了權力及其運行機制，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國經濟和社會現象。從事智庫研究和管理智庫，使我有一些機會更深刻地觀察體制運行。如果說五年智庫工作能夠給我帶來一些安慰的話，那就是作為一個研究組織經濟學的人，終于有機會切身體驗“權力”的邏輯了。
三是有更多機會觀察政府和企業。轉型經濟中最重要的主體就是政府和企業。憑借國家高端智庫的平台優勢，人大國發院跟很多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及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因此，在過去五年裡，我們得以近距離地參與很多政府内部的決策咨詢和企業的調研。在2017年，我至少去過10家企業。作為一個腦子裡裝滿了組織經濟學文獻的學者，一旦接觸企業，就能夠進行理論與現實的碰撞，然後找出思想的火花，那絕對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我也經常給企業或政府講授企業管理或政商關系的課程，背後的底氣除了紮實的研究基礎，主要就是自己去過大量企業深入調研，了解了企業的現狀和問題。
四是有更多機會學以緻用。資中筠先生認為，自古以來，中國士人有一種難以割舍的“家國情懷”，始終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理想進階。經濟學家雖然對政府政策充滿警惕，但是一旦有機會将自己的理論變成政策，我相信誰都不會拒絕。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拉豐（Laffont）生前就表示，很希望自己的規制理論能夠運用于現實世界。哈特教授雖然是研究純理論的，但是他告訴我，他也很看重自己理論的用武之地，并曾參加了國會聽證。然而，“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幸運者畢竟是少數。如今，中央高度重視智庫建設，投入了大量資源，這是學者們學以緻用的良機。而且，我一再強調，好的學術研究與好的智庫研究是可以兼容的。一個學者，若是經年累月研究了一個重要問題，發表了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同時能夠通過内參或研究報告的形式引起政府重視（例如高層領導批示），從而推動政策變遷，提升社會福利，我認為這是一件利國利己的好事。
熱門問題回答
1.你認為年輕老師是否應該做智庫？
答：年輕老師剛起步時可以以理論研究為主，應用研究為輔，之後可以逐步增加應用研究（特别是中國問題）的比重。一旦涉及中國問題，适當地參與智庫研究，特别是将學術論文轉化為智庫成果，不會耽誤太多時間，而且有助于學術研究。
2.年輕學者做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的邊界在哪裡？
答：任何時候，大學的年輕學者都應當以學術研究為主。當然，如果你不再年輕了，請忽略這句話。因此，一旦智庫研究阻礙了學術研究，那就是邊界了，請不要再投入更多時間。
3.我是做純理論研究的，有必要做智庫研究嗎？
答：基本上沒有必要。
4.你說的“年輕”老師有多年輕？
答：40歲以下。
5.你認為年輕老師應該做行政工作嗎？
答：在歐美大學，每個老師都要分擔一點行政事務或社會服務，隻是多少有别。年輕老師可以适當參與一些行政事務，包括擔任行政職務。40歲以下，擔任副處級職務不會耽誤太多時間，但是擔任單位正職領導或主持工作，要耽誤很多時間，請慎重考慮；40歲以上，可以多做一點行政工作。
6.如何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時能夠保持學術上的豐富成果？
答：恕我眼拙，還沒有見到這樣的人。
7.你得過領導人的批示嗎？真的能變成政策嗎？
答：得過很多批示，但未必都能變成政策。中國的高層政策是集體決策的結果，不是某個人可以輕易改變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