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鹿表》的效用與谄媚的歸罪
後世大量以徐渭為主角的民間故事中，取材于袁宏道《徐文長傳》的“胡宗憲禮遇徐渭”情節是重要内容，均把胡宗憲對徐渭的賞識描述為從欣賞其文詞開始，到寫《代初進白牝鹿表》時則達到頂峰。可以明确的是，寫《鹿表》至少是徐入獄原因之一。徐渭的老師俞憲在《盛明百家詩·徐文學集》的序中感歎其因文得禍：“初生之輝赫黉校也，予實助其先聲。及後聲聞台省、聲聞都撫、聲聞館閣，則生自有以緻之。不意竟以《白鹿》一表，心悸病狂，因之罹變系獄。”（文中僅注頁碼的材料參《徐渭集》，中華書局，1983，1355頁）胡宗憲第二次入獄，彈劾原因确有獻祥瑞、谄媚，并牽連了幕僚。但徐渭所寫《鹿表》其實隻是改變了胡的叙述策略和語氣，以表的形式陳述軍事進展。獻表時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閩地寇亂嚴重，胡處境堪危。《明史·胡宗憲傳》載：“新倭複大至，嚴旨責宗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諸将大猷等職，切讓宗憲，令克期平賊。時趙文華已得罪死，宗憲失内援。”而徐渭雖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曾幫胡拟文，但作罷立刻離開。《畸譜》就載：“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啟京貴人，作罷便辭歸。”（1328頁）相關資料記載都很清楚，是胡宗憲主動進祥瑞。《明史·胡宗憲傳》載：“見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會得白鹿于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厚赉銀币。”後來胡還特意召回徐，令其再寫《代初進白鹿賜寶鈔彩段謝表》《代再進白鹿表》《代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徐渭對寫表的态度并無記載，但在為收錄了相關表的文集所作序言《幕抄小序》中，記下了自己的心态：“韓昌黎為宰相，作《賀白龜表》，亦涉谀。其《谏迎佛骨》則直。人不能病餘，其以此也夫！”（536頁）徐并不願意谄媚。而胡在自辯時，有推诿責任的傾向。《明史·胡宗憲傳》載：“宗憲自叙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贓事。”當時的記載中，胡去世後，谄媚的責任都歸在了徐渭身上。
徐渭像
二胡宗憲對待徐渭的态度
雖然徐渭的文章對胡宗憲不無幫助，世宗也曾盛贊，但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此後徐的待遇有變。徐在寫表後反而有反複出幕又被召回的記錄。而寫《凱歌》贊美胡宗憲軍功的沈明臣，卻被胡提拔到與徐同樣重要的位置，禮遇也相同。
其實當時四六很受贊賞，徐渭也因之出名。根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詞林》“四六”條載：“雖骈偶馀習，然自是宇宙間一種文字……本朝既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惟世宗奉玄，一時撰文諸大臣，竭精力為之，如嚴分宜、徐華亭、李餘姚，召募海内名士幾遍。争新鬥巧，幾三十年……鼎成以後，概諱不言。然戊辰庶常諸君，尚沿馀習……此後遂絕響矣。又嘉靖間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總制南方，每報捷獻瑞辄為四六表，以博天顔一啟。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語奇麗處，皆以禦筆點出，别令小内臣錄為一冊。”而徐渭“少慕古文詞”，有文名，入胡幕後卻并未立刻得到重視。陶望齡《徐文長傳》載：“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緻幕府。管書記……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稿進……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1339頁）《抄小集自序》也談及寫《白鹿表》的原因：“夙學為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馀稿于散亡……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537頁）就是說胡宗憲對徐渭實際上經曆了未關注、半信半疑到任用的過程。胡不很重視文章。陶望齡特别在《徐文長傳》中提出：“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識。”徐渭自己也在《自為墓志銘》中提到，初入幕時待遇不過是“等布衣”（638頁）。
沈明臣是山人。山人可以入幕，幕僚卻并非都是山人。當時山人被鄙視，《萬曆野獲編·山人》“山人名号”條載：“山人之名本重……數十年來，出遊無籍輩，以詩卷遍贽達官，亦謂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歲。”馮夢龍《挂枝兒·谑部》“山人”條的評價則相當惡劣了：“孔子歎‘觚不觚’，餘悲夫山之不山，而人之不人。”而山人身份實際有标志，并不是自稱山人就被認同為山人的。陳鶴病愈，重新參加社交、明确做“山人”之前，辭官，并穿上服裝。徐渭《陳山人墓表》載，陳鶴“愈而棄其故所受官，着山人服，乍出訪故舊”（640頁）。沈明臣是穿“山人服”的，也一直作為詞臣遊幕，與徐完全不同。雖然徐後來也有“青藤山人”之号，但大部分時間自稱“處士”，别人提及徐渭稱呼也相同。徐在幕府期間更從未以山人自居。徐渭雖未明說，實際上表現出了與沈的身份區隔。對胡宗憲将自己與山人同樣對待，徐渭有相當傷感的叙述，認為自己處于“不顯不隐之間”。《抄代集小序》載：“古人為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隐：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隐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于不顯不隐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為古文詞。即有為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之禮，乃百倍于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隐者也。故，于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536頁）胡宗憲沒有将文書之才與詩歌之才區别對待，是令徐渭失落的。徐不入幕也能教書為生，所以總是想要離開。《自為墓志銘》載：“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争榮而安之，而己深以為危。”（638頁）《狂鼓史》提及，宴會中有人獻上鹦鹉，祢衡被要求賦鹦鹉，認為自己被用來娛賓。這正反映了當時胡對待徐的态度和徐的想法。而不光是态度，徐、胡還有其他矛盾。
三勸谏與酬勞：胡徐信任危機
胡宗憲、徐渭之間還存在信任危機。徐生病家居，胡不斷派使者前去查看。徐寫信辯解之後，胡還是懷疑徐裝病，不斷派人。于是徐在《謝督府胡公啟》後又寫了《奉答少保公書》：“渭前疾稍增，夜中驚悸自語，心系隐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熱，氣常太息。每因解悶，少少飲酒，即口吻發渴。一飲湯水，辄五六碗。吐痰，頭作痛，盡一兩日乃已。志慮荒塞，兼以健忘，至于發毛，日益凋瘁。形殼如故，精神日離。”（458頁）有研究者認為徐渭是真的病了。其實描述大多隻是信劄中的套話。徐回避胡，胡懷疑徐。這樣嚴密控制，似乎也是徐掌握了機要卻想出幕的表征。《祭少保公文》中，徐則直接表現了在幕中時的一些不滿：“公之律己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兇……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殁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658頁）“兩抱志而無從”，這才是徐在幕中時經常離開的原因。
而通常用來證明胡禮遇徐的資料是《酬字堂記》。徐渭頻繁出幕，胡感受到了徐的不滿：“公曰：‘我愧晉公。’”《酬字堂記》：“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為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廪銀之兩百有二十，為秀才廬。’”（612頁）徐渭接下了錢，卻表示：“傥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為！”該記寫于嘉靖四十年（1561），六百四十七字，折合每字酬勞約白銀三錢四分（約等于人民币一百三十元）。建鎮海樓、寫記是重要的事，結合胡宗憲當時為各種事務開出的酬勞看，這個數額并不大。根據朱國桢《湧幢小品》卷一八“文冗長”條載，“福先寺事”應是徐渭對字“文長”的自嘲：“文之長短疏密，各有體制。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缣。何遇我薄！’則其态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徐渭表現出不願繼續奔波的意向。胡為徐造房、聘妻，《謝督府胡公啟》載：“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為之遣币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449頁）這是拉攏的手段，不許徐離開。這種情況下，徐在胡出事後還能為胡有所伸張，才是越中不斷強調徐渭“義”的原因。徐渭《四時花卉圖》（局部）徐留在幕中其實還因為對軍事有研究。将徐談及軍事的文章與戚繼光使用的計策對比，就會發現雖然沒有胡對徐計策的評論，但徐的部分建議實際被采用了。戚繼光《紀效新書》的一些觀點出在徐後，與徐相同。且胡、戚曾經占了将領吳成器的功勞，令徐非常不滿，《代請吳總督啟》有所表現。徐對胡有諸多意見，發現禍端後，幾次想要離開，但都被胡召回。
這樣看來，徐渭入幕期間，其實對胡宗憲是頗有不滿的。閱讀、分析徐渭此時期作品時，應注意這一心态。不能簡單把風格來源歸于徐渭性格之“狂”或精神異常。徐渭出幕之後，雖然生活拮據，又曆經了入獄、喪妻等坎坷，但正是在這一次次打擊中，他反而漸漸沒有了外物的羁絆，四處漫遊，并開始大量作畫，走上了與前半生不同的道路。徐渭《送餘興國》的最後四句，倒很像他後半生的寫照：“深秋一路逢紅葉，明月雙帆挂大川。黃鶴樓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覓神仙。”唯其如此，曆史上才少了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記室，多了一位令人敬佩的藝術家。
（作者單位：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曆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