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大龍郵票郵政意義
盡管大龍郵票發行已近一個半世紀，但逝去的時光并沒有消褪人們對它的記憶，人們一直在欣賞它、品味它、研究它。當人們面對大量關于大龍郵票的研究成果并因此發出感慨時，理性更呼喚着人們将大龍郵票置于當年發行的那個時代，從更大的格局、以更開闊的視野來審視它，從而更能理解大龍郵票作為中國發行的第一套郵票所具有的曆史意義和獨特的曆史價值。
一、大龍郵票是世界認識中國和中國開始融入世界這種中西交彙融合的曆史記錄，承載着民族國家走向近代社會的苦難記憶。
當人們專注于大龍郵票發行的時間、經過、版式等具體問題進行探究并取得豐碩成果的時候，有關這套郵票選用龍作為主圖的原因這一問題似乎沒有引起研究者們足夠的重視。
由于大龍郵票發行資料存世稀少，人們至今也沒有發現大龍郵票關于選用龍作為郵票主圖原因的記載。在大龍郵票的研究中對主圖選用龍的原因分析，大抵是片言隻語出現在主圖介紹中。比較典型的如黃建斌先生在《我國第一套郵票海關一次雲龍郵票》一文中談到大龍郵票選用龍作為主圖的原因時說“大龍郵票以雲龍為主圖，蓋我國古代以龍為帝王權威之象征，海關兼辦郵政首次發行之郵票，采用雲龍為圖案，即為國徽之标志”[1]。僅此一語便将大龍郵票選用龍作為主圖的原因作了交待，在黃先生看來，大龍郵票以龍作為郵票主圖是因為龍是中國古代帝王的象征，也是清朝帝國的象征；從其用詞中也可得知，由于上述兩個原因，所以龍就是該郵票主圖的不二選擇。在《大龍郵票》一文中，黃建斌先生對大龍郵票選用龍作為郵票主圖作了進一步的說明：“郵票圖案系以雲龍為主圖，蓋我國自古以來即以龍為帝王之象征。終有清之世，凡以後發行之小龍郵票，以及國家郵政正式發行之蟠龍郵票等，均以龍為主圖，亦為大清國徽之标志。猶如英國一八四〇年發行之黑便尼郵票亦以維多利亞女王像為主圖，既适應當時潮流，亦切合中國國情”[2]。在這段叙述中，黃先生不僅強調了先前的原因，并将大龍郵票之後發行的小龍郵票、蟠龍郵票作為補充，以說明前面的解釋外，并且結合英國發行的黑便士郵票主圖使用象征英國形象的維多利亞女王像作為郵票主圖加以對照，說明選用龍作為郵票主圖為海關試辦郵政時發行郵票的自然之舉。這樣的說法似乎得到普遍的認可，所以也一直很難見有什麼質疑。
[1].黃建斌.我國第一套郵票海關一次雲龍郵票〔C〕，中華集郵會﹒黃建斌文教基金會合編，《大龍郵史——黃建斌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美國中華集郵會，1995（3），9
然而，龍是中國的。如果說辦理大龍郵票發行事務的人員為清朝本土派官員，以龍作為中國古代帝王和清代王朝的象征而被選用為郵票主圖，這樣的解說似乎就很自然。可是辦理大龍郵票發行事務的是以赫德為首的洋員，按照上述參照英國發行郵票的方式應當選用清朝皇上的肖像作為郵票主圖應更為恰當，因為既有活生生的清朝皇上，也有英國發行黑便士郵票的先例，而選用龍作為郵票主圖卻似乎匪夷所思。
事實上，不僅赫德試辦的郵政在1878年首次發行郵票時以龍作為郵票主圖，而且在海關試辦郵政前的上海工部局書信館在1865年就選用龍作為郵票主圖。上海工部局發行大龍郵票10餘年後，海關郵政也發行大龍郵票，這兩者發行郵票主圖選用的都是龍，這一現象的确耐人尋味。由于史料的缺乏，這種現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海工部局與海關在發行郵票上仿佛存在某種關系，諸如海關郵政借鑒上海工部局的作法；或者先前在上海工部局辦理郵票發行的人員此時已被海關錄用并委以辦理郵票發行事務等等；或者這些都無需說明而确信上海工部局發行的大龍郵票對海關發行大龍郵票有影響。即使上海工部局與海關存在上述關系，并因此判定海關試辦郵政發行的大龍郵票與上海工部局發行的大龍郵票之間存在承襲關系，也未免過于簡單。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兩個主體都發行了以龍為主圖的郵票，那麼這兩者在選用龍為郵票主圖問題上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考量，諸如共同的認識、價值判斷、價值選擇等等，因此從這裡就足以表明發行以龍為主圖的郵票所隐藏的巨大曆史意義和它所具有的曆史價值。
（一）選擇以龍為主圖是中西文化交彙融通的結果
就海關試辦郵政發行郵票來看，以赫德為首的洋員及其把持的中國海關在試辦郵政并決定發行以龍為主圖的郵票時，至少應考慮這一因素：銷售。海關試辦郵政發行郵票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銷售郵票，銷售越多、越快，發行效果自然就越好。
赫德等洋員在中國海關試辦郵政是想在中國發展他們控制主導下的郵政事業。當他們開辦郵政的設想在獲得清政府及有關官員的支持後，試辦郵政取得成功的關鍵就是得到中國民衆的認可。民衆對他們開辦郵政的認可主要體現就是樂于接受海關郵政的服務并履行相應付費的義務，由于付費義務變成以貼用郵票的方式實現，故其生動表現就是民衆踴躍地購買海關郵政發行的郵票。對海關郵政來說就是其發行的郵票能盡可能多地在民衆中銷售，即海關郵政發行的郵票獲得盡可能多的中國民衆的認可。
這樣，海關試辦郵政所發行的郵票就必須适合民衆的需求，即在郵票設計藝術上應當符合民衆的審美情趣，在郵票主圖的選用上也就必須符合民衆的心理需求，具有一種民族性的特點。按照郵票主圖的選用應當符合民衆心理需求即民族性特點的原則，那些最能反映民衆心理需求的事物，諸如能夠引起民衆心理共鳴、引導民衆内心向往、給予民衆以美好精神寄托或巨大精神鼓舞的事物，才最應當作為要發行的郵票主圖而被選用。同樣，郵票主圖的選用由以赫德為首的洋員把持，所以，郵票主圖也必須符合赫德等洋員的認知。他們不可能把他們不能接受的事務或不符合他們内心需要的事物作為郵票主圖。所以，在海關郵政發行郵票主圖的選用上既要滿足中國民衆的内心需要，也要滿足以赫德為首的洋員的内心需要。
其實，以龍作為海關郵政首套郵票的主圖，從該郵票的發行經過來看，經曆了一個複雜的選擇過程，反映了以赫德為首的洋員對中國社會認知及接納的過程。
在大龍郵票發行過程中，就郵票主圖選用上曾有過多種考慮，從學者們研究得出的結論看，當時至少還考慮過發行以寶塔、背駝萬年青的象、龍鳳戲珠和二龍戲珠為主圖的郵票。寶塔是中國傳統佛教建築，也是中國建築藝術的代表之一，為民衆所喜愛，各地多有。萬年青是多年生常綠草本植物，在我國有悠久的栽培曆史，其葉翠綠，四季常青，冬季時綠葉配上紅色的果實，高雅秀麗，有永葆青春、健康長壽、友誼長存、富貴吉祥的美好寓意，因而深受我國民衆的喜愛。象力大、性情溫和、憨态可掬，又誠實忠厚，并能負重遠行，被視作吉祥、力量的象征，也被人們稱為獸中之德者；在我國傳統文化中，象與祥諧音，所以象又賦予了更多吉祥的寓意。從這些拟發行的郵票主圖所選内容看，它們都是深受中國民衆喜愛的事物，或傳統建築、或寓意吉祥、美好的事物等等。這些拟被選作郵票主圖的事物，民族特色鮮明，如果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着深刻的認知與認同，是不可能做出這種考慮的。
[2].黃建斌.我國第一套郵票海關一次雲龍郵票〔C〕，中華集郵會﹒黃建斌文教基金會合編，《大龍郵史——黃建斌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美國中華集郵會，1995（3），11
以赫德為首的洋員來源于政治意義上的西方國家，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經受過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禮。他們帶着人生的夢想和追求随着西方殖民者的開拓來到中國。雖然不少人初到時帶着傲慢與偏見，但随着常年在中國生活和與中國民衆接觸，他們逐漸學會了中國語言、認識了中國文字，能夠閱讀中國典籍，也逐漸了解和熟悉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風俗民情，甚至與中國人締結婚姻。因此可以說這些洋員在中國生活了若幹年後，他們對中國社會、風俗、民情、傳統是了解的，有的甚至到了十分熟稔的程度，如有學者評述赫德時就談到他了解“中國民衆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民間信仰、為人處事的态度和規矩”[3]。這就表明，洋員到中國後經過一段時間，大都已經漢化了。他們的漢化顯然影響到他們對中國的認知，這種認知自然也會在郵票主圖選用上表現出來。
學者們的研究表明，海關試辦郵政第一次發行郵票選用主圖時，龍也隻是上述衆多選項之一。龍和其他選項一樣并列，體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大衆因素。而以龍作為中國古代帝王象征這一特征而被選中，其被選取的價值标準與赫德為首的西方洋員本身的意識形态和價值準則是相背離的，因此，純粹以龍作為中國古代帝王的象征這一點而被選為郵票主圖，這種可能性較小。另外如果仿照英國便士郵票的發行樣式，那麼直接以皇上的肖像為主圖似乎更合适，沒有必要拐彎抹角選用象征皇權的龍。由此推測，龍的選用與傳統的帝王、皇權意涵似乎不多。龍之所以被選用為主圖，更多的考量應該是作為一種信仰、崇拜圖騰，龍在中國具有廣泛的民衆基礎，即龍不僅在當時為中國普通大衆所知曉，而且它自古以來一直就是中國民衆供奉的神靈，深得民衆的敬仰與崇拜，在民衆心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赫德等洋員不僅認知中國民衆對龍的精神寄托、内心需求等心理情感，而且認同這樣的心理情感。因此在赫德等洋員看來，龍無疑是中國民衆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使用龍作為郵票主圖容易從情感上得到中國廣大民衆的心理認同，因而以此發行的郵票也易于被民衆接受。
（二）以龍為主圖是出于對中國龍被推向世界和龍逐漸形成為清政府象征這一具體考量所作的選擇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這是毫無疑問的。所謂民族象征就是對該民族具有特殊意義的事物或人物，為該民族民衆所熱愛、推崇、敬仰甚至供奉。民族象征是民族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旦形成便具有持久性。同樣，民族象征也具有多樣性，如龍、鳳、長江、黃河、長城、傳統節日等都已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而近代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象征主要是在國際交往中，國際平等主體之間逐漸形成的一系列國際交往中的國家識别符号，如國旗、國徽、國歌等。某一時期的國家象征主要取決于這一時期該國政府的政治主張、政治态度、政治取向，并以明示的方式向世界表示出來，如民國時期的青天白日旗、新中國的五星紅旗就是不同時期分别代表中國的一種國家識别符号。一個國家某一時期的國際識别符号與該國的文化傳統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民族象征與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象征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民族象征經該國政府确認可以上升為該政府統治時期的國家象征。因此，龍與作為清朝政府的國家識别符号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樣把龍說成是清朝的象征而被選為郵票主圖的觀點，多少有些不嚴謹，但不可否認的是，龍被選為郵票主圖與龍逐漸被認作清朝國家象征有聯系。
鴉片戰争後，中國開始了被動融入世界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清朝的國家識别符号之一的國旗——龍旗也在逐漸形成中。
鴉片戰争以前，中國人并沒有所謂國旗的觀念。第一次鴉片戰争之後簽訂的許多中外條約，均已涉及國旗概念。如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中都有美國國旗的詞語，但在當時的中文本中，隻寫作“合衆國旗号”。這些國家之所以需要“旗号”，是因為他們要到清朝帝國來貿易，為了方便清朝官方辨識。依據當時的海上國際慣例，沒有旗幟的商船可能被視作無國籍甚至海盜船，無法參與國際貿易。由于中國政府沒有國旗意識、更無國旗，因此許多中國商船被迫向外國機構申請注冊，并升挂注冊國國旗，這樣，他們就能進行商貿活動并得到外國保護，但卻不受中國管轄。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為亞羅号的華人商船被疑參與海盜活動，遭到廣東捕快的扣押。由于該船在港英政府注冊，升挂了英國國旗，英國領事巴夏禮借口廣東水師侮辱英國國旗，遂挑起事端，點燃了第二次鴉片戰争的導火線。可直至這時，清政府依然沒有意識到國旗的重要。
[3].戴一峰.《赫德與舊中國海關論文選》〔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17
1862年，李泰國為清政府從英國購買艦船組建艦隊，其招募的艦隊負責人阿思本早在該年9月就負責為該艦隊設計了龍旗，并獲得總理衙門的認可。清朝購買艦隊設計艦旗一事，既說明阿思本的反客為主，也表明龍的形象已經走向世界，龍作為清朝的國家象征在獲國際認可上已經有相當的基礎。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西方列強甚至在中國水域部署海軍，中外水師常生龃龉。由于沒有統一的官船旗号，清朝水師在與西方海軍的交涉中經常吃虧。為改變這種被動局面，1862年恭親王奕䜣開始考慮以黃色龍旗作為官船旗幟。1862年10月17日，總理衙門正式照會各國駐華公使：“希即行知貴國各路水師及各船隻。嗣後遇有前項黃龍旗幟，即系中國官船，應照外國之例，不準擅動。傥有移動，即照犯禁辦理。”在這裡，官船黃龍旗在外交層面已經被總理衙門賦予了王朝或者國家的象征意義。1873年3月18日，總理衙門批準以三角黃龍旗作為海關船隻的标志旗，正黃底，鑲藍色，飛龍朝上。大約與此同時，招商局等一批涉外官方機構也陸續開始懸挂黃龍旗，以示其官辦身份及國家權威，龍旗的國家象征意義越來越明顯。
同樣，龍旗在西洋人及其政府的操弄下也開始作為清政府的象征出現在中外交往的外交場合。
1868年，清政府接受赫德的建議委派原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作為涉外事務大臣，率清朝使團出訪西方各國。由于當時的清政府沒有國旗，美國人就自作主張替中國代表團制作了一批三角龍旗，權當中國國旗使用。在随後的外事活動中，蒲安臣還按照國際旗幟的通行樣式特地在美國趕制一面象征性的藍鑲邊四方龍旗。盡管清政府對旗幟作為國家識别符号的意義仍然沒有意識，但龍旗事實上已經被外國人視作清朝帝國國旗了。據何如璋1877年《使東述略》記載，清朝使團船近内口時，要停下來施炮二十一聲，桅杆升日本國旗，日本戍兵也在對面升龍旗，“炮如其數，互相為敬”。1876年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上，中國展館北向建木質大牌樓一座，上書“大清國”三字，兩旁有東西轅門，“上插黃地青龍旗，與官衙一式，極形嚴肅”。
由上可見，最早在外事場合使用的龍旗，是一些外國機構或個人自作主張替中國使團設計、制作，并應用于中外外交儀式及其他外事活動場合。龍旗作為涉外事務中的國家象征，大約在同治年間逐漸被中國官員所接受，但直到1888年，在李鴻章等人主持下，才在《北洋海軍章程》中第一次使用“國旗”這個新概念：“按西洋各國，有國旗、兵船旗、商船旗之别。大緻旗式以長方為貴，斜長次之。同治年總理衙門初定中國旗式，斜幅黃色，中畫飛龍，系為雇船、捕盜而用，并未奏明為萬年國旗。今中國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時與各國交接，自應重訂旗式，以崇體制。應将兵船國旗改為長方式，照舊黃色，中畫青色飛龍。”這樣龍旗作為清朝的國旗直到這時才被追認。
在清政府被動融入世界的進程中，作為中國海關實際控制人和海關試辦郵政籌劃人的赫德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赫德坦言“我從1861年到北京以來，就敦促總理衙門向西方所理解的‘進步’一詞的方向前進”[4]。即促使清政府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概括起來赫德主要協助從事了業餘外交談判、翻譯傳播《萬國公法》、推動外交人才培養、推動促成清政府對外交往等等。在晚清的對外活動中總離不開赫德的身影，晚清融入世界的進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赫德的烙印，正如馬士所說“在一切國際問題上，從談判到一件條約直到解決一項土地争端，總理衙門在還沒有經驗的時期，總是憑靠北京總稅務司的忠告和協助”[5]。而且赫德還親自過問過海關龍旗的設計、制作，所以他更清楚：龍對于中國，是曆史傳統；而對于世界，龍将是清政府的國家象征。這樣，選用龍作為海關試辦郵政發行的第一套郵票主圖就成為必然。
[4].盧漢超.《赫德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97
龍是中國的，經過赫德等洋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國龍的形象也就逐漸走向近代世界，并逐漸演變成具有近代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象征。大龍郵票以其單薄的龍形象見證和記錄了西方對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與認知，展示了中華民族龍文化的深厚底蘊和巨大影響；同時龍這一主圖的選用也契合了清朝國家符号——龍旗的産生過程，事實上以郵票這一特定形式将清朝帝國被動融入世界的進程作了記錄，成為這一曆史見證，也反映了近代中國所走過的艱難曲折和民族所遭受的辛酸苦難。
二、大龍郵票的發行是中國郵政發展史上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預示着中國郵政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到來。
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時，國内的郵政通信主要是以服務官方的官辦郵驿通信和主要以服務民衆的民辦信局通信兩類。前者到清中後期開始衰敗，遭到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讨伐；民信通信以市場為導向，以謀利為目标，呈現出勃勃生機，然而其主體衆多、規模弱小、利潤率低影響着民信通信的發展。随着中國進入近代社會，時代呼喚着一種對公衆開放、運行高效的郵政通信體系，即在新的社會經濟背景下，中國郵政面臨近代化這一緊迫課題。
鴉片戰争後，随着中國被動融入世界的蹒跚步履，國人也開始走出國門，領略西方文明，而對郵政的接觸與認知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蒲安臣使團成員張德彜、随郭嵩焘出使英國充任副使的劉錫鴻、出席費城國際博覽會的中國展團成員李圭都對西方郵政進行考察并作了記述[6]。其中李圭在參觀了華盛頓郵政局時，對西方的郵政制度變革進行了追溯，對郵政管理、郵政設施、郵政資費以及包裹、彙款的寄遞方式均作了準确的描述，主張學習西方建立統一的國家郵政[7]。他們的記述引起了國人對西方郵政的關注，西方郵政的效率與效益尤為受到重視。一些新派人士從利權觀念出發，要求引進西方的郵政制度，以西方郵政為藍本建立國家郵政。在這一進程中，以赫德為代表的一些來華的客卿從他們觀察的視角出發，也建議清政府仿照西法，創立國家郵政[8]。因此，西式郵政就成為中國郵政近代化的方向。
第二次鴉片戰争失敗之後，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同意外國公使及其随從人員和眷屬長住北京，并保證他們來往公文及通信的安全[9]。新成立的總理衙門承擔了把外交郵件交驿發送的任務。在這些所謂的外交郵件中，既有正式的外國駐中國使館的公文，也有外國公使及其随從和眷屬的私人信件。運遞私人信件，這對于千百年來奉行隻為官府服務的郵驿通信無疑打開了一道向公衆服務的缺口，接踵而至的問題是驿站是否也對中國官員、甚至普通民衆開放。因此，驿站承擔的這項新義務使清朝郵驿面臨向公衆開放轉型的現實壓力。
然而，郵驿的這種轉型壓力遠遠沒有那些關系清朝維系統治所面臨的政治、軍事壓力來得明顯、直接。郵政不是軍工、不是造船廠，它既不能制造槍炮，也制造不了兵船，因此清政府也就缺乏對這種轉型需要的關注與重視，甚至于以中國式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事，再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等聰明哲學将這種壓力甩掉。當然也有人以中國式的“做一件事是做，兩件事也是做，你不願做也做不好，不如幹脆我一起做了算”低調、務實地把相關事項攬到手中，然後再徐圖發展的韬光養晦這一類聰明哲學。對于中英《天津條約》後驿站應承擔的駐京公使及其随員、家屬的公文信件的傳遞義務，就是按照這兩樣的聰明哲學轉到了赫德把持的海關稅務司署。20餘年後，赫德在一次上總理衙門的呈文中較為隐晦地談到了當年海關稅務司署是如何承攬到國内寄遞事務的：“而稅務司管理送信之事，于是乎起。考其大略，以鹹豐十年各國派使駐京條約所載，駐京大臣由沿海無論何處皆可送文，專差與驿站差使一律相待。嗣因辦理不便，改由總理衙門饬驿代寄，随文遞送，無定期也。至稅務司進京辦公，凡各口稅司文件往來亦由總理衙門代寄。同治五年間，始訂有由總稅務司處彙集各駐京大臣文件，按定期轉交總理衙門代寄之章。但該章惟限于天津封河後各國遞送公文始照此辦理。至開河後，即将各信件由總稅務司自行饬差遞津，轉為滬寄。而封河後，外國人駐京者所有信件不能自行由驿往來，遂于光緒五年，除由京至津送信之常差外，另設封河後由津至牛莊、煙台、鎮江三路之寄信專差。此專差外，仍照同治五年之章，按期交寄。曆年以來，辦理如此。惟光緒十一年起，天津封河後，駐京大臣并無從京由驿發寄之信，隻有從鎮江由驿遞京之信。其駐京之官民所發各信，俱由所設之三路專差分寄。……此自同治五年起，至光緒十二年止，二十年來，總稅務司所辦寄遞外國文件之事如此”[10]。在這裡，赫德較為詳細地追憶了海關從驿站手中接替外國駐京公使、随員及其眷屬信件寄遞并随之拓展到收寄外國在華人員信件一事的過程。另有一則史料的記述比這簡潔，說“及中英天津條約成立，我國更有保護外國使領所遣文件遞差之責。嗣以辦理不便，乃将使領文件，改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饬驿代運。前四十六年（同治五年），複規定交總稅務司署代理。總稅務司署乃設郵務辦事處，辦理郵遞事務。前三十六年（光緒二年）是項郵遞事務擴充，他處海關亦設郵務辦事處，并準收遞普通人民交寄各通商口岸之信件”[11]。這一記載說明了寄遞駐京公使及其随員、眷屬公文信件的條約義務從驿站轉到海關稅務司署，轉交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式的不方便。以洋員為主導的海關稅務司署不僅接替了寄遞這一事務，低調、認真地開辦起這樣的業務來，它們不僅設立了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并将這一事務向各海關拓展。由此海關稅務司署開始介入中國國内的寄遞事務，随即就将外國在華僑民的信件寄遞事務攬入手中，并開始籌劃在中國辦理郵政的過程。
[5].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M〕第3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3），416
[6].見張德彜.《歐美環遊記》〔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88/139，劉錫鴻.《英轺私記》〔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1—72，李圭.《環遊地球新錄》〔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65、66
[7].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産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郵票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79-80
[8].晏星編著.《中華郵政發展史》〔M〕，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94：211
[9].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産業部《中國郵票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郵票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85
這些海關洋員雖然來自西方，但他們并沒有辦理郵政的經曆，自然更無辦理郵政的經驗。為此，赫德要求各海關獻計獻策，其中九江海關稅務司葛顯禮談到“關于草拟海關在各通商口岸試辦郵遞的方案，我曾在第10号呈文内向您報告……中國過去已經仿行了西方的許多新政，例如造船廠和兵工廠等等，現在繼續仿照西法設立象郵政局這樣的機構，也已經是時候了……接着我簡單地叙述了英國郵政局的曆史、收入、國内郵資，并着重提到：日本和其他國家在通商口岸設立郵政機構，說明人們對于郵政局确實有需要，中國為了維持自己的體面起見，也應當開辦郵政來滿足這個需要，而不是讓别的國家去辦”[12]。葛顯禮的這份呈文表明，在他看來中國效法西方尤其是英國郵政來開辦自己的郵政不僅很有必要，而且能夠辦得起來。對于這樣的觀點，在當時海關洋員中具有普遍性。這說明，以赫德為代表的海關洋員要以海關為基地、以洋員為主導向中國移植近代西方郵政。在經過12年介入郵務的基礎上，1878年5月1日，德璀琳在天津發布《郵政通告》，海關郵務向公衆開放，并在該年發行了我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
大龍郵票的發行表明，以英國郵政為代表的西方式郵政開始落腳中國，為中國郵政近代化指明了方向。大龍郵票的發行也表明中國郵政将以服務社會公衆為目的，以覆蓋中國、聯通世界為發展目标。因此，大龍郵票一誕生，中國郵政通信面貌從此就煥然一新，中國郵政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郵政從此就有了共同的語言。所以說，大龍郵票的發行是中國郵政發展史上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預示着中國舊式郵政通信的結束和新式郵政通信時代的到來。
三、大龍郵票的發行和使用向社會公衆開啟了一個認識中國郵政的窗口，同時也開啟了對社會公衆進行近代郵政思想觀念的啟蒙進程
[10].《郵政沿革概略》，《郵傳部統計表》，轉引仇潤喜主編,《天津郵政史料》〔M〕，北京：北京航空學院出版社，1988（1）：149-150
[11].《現代郵政》資料室.《我國郵政發展簡史》，《現代郵政》第二卷第四期，《現代郵政》月刊出版社，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日：42
[12].《1877年5月16日九江海關稅務司葛顯禮呈赫德文第36号》，《中國海關與郵政》〔M〕，中國近代經濟史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2-3
（一）大龍郵票向社會公衆開啟了一個認識郵政的窗口
海關試辦的郵政向公衆開放，打破了幾千年來官郵不對民開放的禁忌，成為中國郵政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但是，海關試辦郵政有多少民衆知曉、海關試辦的郵政怎麼樣、它能對民衆提供哪些服務、享受服務要履行些什麼手續、服務是否有保障、花費如何等等一些郵政具體問題。這些問題隻是涉及個體用郵方面的具體事項，它需要郵政以一定的形式向社會公衆作出說明，而郵票是由郵政用盡心機精心打造的，郵票的形象就是郵政的形象。郵票通過郵政的發行以及公衆的使用，把郵政的形象帶到民衆中間，讓社會公衆認識郵政、了解和認識郵政向社會提供的服務。大龍郵票選用具有深厚民衆基礎、在民衆中具有崇高地位的龍為主圖，這既便于民衆對海關試辦郵政初次發行郵票的接受，也便于民衆通過大龍郵票來認識和了解新式郵政。所以，大龍郵票是新式郵政的縮影，是新式郵政宣傳書、新式郵政的播種機，因此大龍郵票成為社會公衆認識、了解新式郵政的重要窗口。
同樣，在理性的層面，大龍郵票的發行也能令更多的有識之士來認識和分析其意義與價值所在。在郵票發明的故鄉英國，“郵票的發明和使用，産生了巨大的效果，信件的數量大幅增加，1840年全年的信件投遞量達到168800000封，比1839年整年的信件投遞量75900000封，增加了一倍多。通過信件傳遞消息再也不是中上層階級的特權了，普通民衆也能享受郵遞業務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窮苦階級受益最大，正如希爾所說‘在窮人居住的地區，信件數量的增加最為龐大。’在商業和社會方面，郵票的發行使用的影響更為深遠，‘我（羅蘭•希爾）收到衆多信件，它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團體，信件内容展示了通信便利所帶來的巨大好處，貿易的繁榮、文藝和科學的普及，團體交流的日益頻繁……痛苦減輕，歡樂增多，智力活動得到鼓勵，而在這之前，因為高昂郵費的存在，所有的一切均不可能實現。’郵票發行使用，也使英國皇家郵政得到發展。1840年初，英國全國共有郵局4028所，到1854年郵局的數量已經翻了一倍還多，信件的投遞量則增加了逾六倍。”[13]
人們或許無法想象大龍郵票發行能如英國郵票發行那樣給社會帶來豐碩的成果，來預見大龍郵票發行将給中國帶來那麼巨大的影響。但是大龍郵票至少可以讓人們從理性的視角，對中國郵政曆史進行客觀的審視，甚而将其置于中國社會乃至世界的視野來進行分析和認識，從而認識到大龍郵票的發行和與之相适應的新式郵政向社會公衆開放這一舉動，對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以及随之而來的社會各要素之間可能因此而進行的互動作出基本的判斷，甚而預知因此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這也就是說人們不僅要認識到大龍郵票的發行對于中國郵政的意義與價值，而且人們拓展視野，将大龍郵票置于社會層面進行更全面的審視，分析它将對整個中國社會、甚至對中國與世界之間将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并作出判斷。或許大龍郵票發行在這種更大視野下所顯示的意義與價值更值得人們重視與研究。
（二）大龍郵票開啟了向社會公衆進行近代思想觀念的啟蒙過程
郵票的發行和使用凝聚着羅蘭·希爾的郵政改革思想：以郵資預付為形式所隐含的契約信用思想、以取消擁有特權所體現的平等和公共服務思想、以郵資均一所體現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價值原則，是近代郵政思想的精髓，也是資産階級民主自由思想在郵政的體現和在郵政的具體實踐。大龍郵票的發行表明西方近代郵政思想漂洋過海開始落腳中國，随着它在社會公衆間的流轉和使用，便開始了它向社會公衆進行上述近代郵政思想觀念的啟蒙過程。
首先，大龍郵票發行和使用開啟了對契約信用思想的宣傳。
契約信用是在商品生産和商業活動中逐漸産生的、形成于封建社會末期的商業信用制度，反映商品生産、商業貿易條件下平等主體之間在相互交換商品、服務時自由達成協議和自願施壓約束自我的信用制度。
向公衆發行大龍郵票，公衆購買了大龍郵票，那麼郵政就與郵票購買者拟定了一份郵政服務契約，在約定的時間内，隻要其将該大龍郵票黏貼在相應的郵件上并履行交寄的義務，郵政就将履行将該郵件送交收件人的義務，并保證不再增加用戶已貼郵票之外的任何義務。在這一過程中，郵政向社會公衆提供不容置疑的信用，而作為用郵的用戶給予郵政以相當的信任。由于用戶購買了郵票，即與郵政形成了契約關系，相互的信任，新式郵政通信得以順利進行。
[13].孫鑫如.《也談郵票的發明》，《集郵博覽》，2018（2），53-54
契約信用也是新式郵政與民信局的重要區别。由于缺乏契約信用，用戶與信局之間在交寄郵件和收付費時，總是将信資交付事項清晰地載于郵件外表。在信局寄遞的郵件封表人們總可以看見類似的記述：腳力60文，已付；酒資80文，已付40文，餘40文到付等字樣。由于缺乏契約信用，也就給各信局從業人員索取額外費用提供了方便，所以，索取酒資、腳力費成為民信局不可根治的行規陋習。“信力已付，勿索勿給”就成為新式郵政自我宣傳和打擊民信局的利器。
其次，大龍郵票的發行使用開啟了平等思想的宣傳。
郵票的最早發行以取消郵政特權、以使廣大民衆都能享受郵政服務為目标，使人人都擁有在同等條件下享受同等的郵政服務并得到郵政同樣對待的權利。這是資産階級民主平等思想在郵政領域的具體落實和實施。
大龍郵票的發行和使用就是這種平等思想具體落實和實施的體現。郵票的發行和使用在郵政服務區域内按照同樣的标準發行，如發行時間基本一緻、發行要求基本相同等等，不因區域不同而有不恰當的改變。郵票可發售的對象是郵政服務區域内的社會公衆，郵政服務區域内的社會大衆都有平等的購買郵票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别、長幼而不同，也不因出身、社會地位、工作職業、擁有的社會财富不一而出現差異。這即是說明社會公衆擁有同樣的郵票購買權，他們可以依據自己的意願享有這一權利，作出是否購買郵票、何時購買、購買郵票的數量的自主決定，任何社會組織、個人都不得幹涉。同樣社會公衆擁有面值相同的郵票，那麼他們可以選擇具有同等質量的郵政服務的權利，即享有選擇郵政服務的平等權利，他們可以自主決定何時享受這種權利、到哪所郵局享受這種權利。此外，社會公衆購買的郵票隻要在規定的使用期限内，其票面金額不因時間的不同而改變，也不因市場郵票行情的波動而出現差異，即郵票的持有者都擁有同樣的期待權。
郵票發行和使用體現出來的平等思想原則，自然也随着大龍郵票在中國的發行和使用開始走向民衆中。大龍郵票就是平等思想的宣傳書，它把平等思想帶到它的用戶中。
最後，大龍郵票的發行和使用開啟了對公共郵政這一觀念的傳播
大龍郵票的發行和使用，以郵資均一制為前提，以服務社會公衆為目的，表明新式郵政服務的公共屬性，宣告了新式郵政與官辦郵驿、民信局的根本區别。公共郵政其服務的對象就是社會公衆，這個社會公衆是不特定的社會群體，即不是一部分人（如階層、地域等）。由于郵政服務的公共性，所以郵政向社會提供的是标準化服務，即郵政資費的标準化、郵政作業的标準化、郵政服務質量的标準化。大龍郵票以明示的形式向社會公衆告知了資費标準，而與其資費标準相适應，郵政作業的标準化、郵政服務質量的标準化也隐藏在其中。這樣，郵票成為宣傳郵政公共服務這一理念的有效載體。
人的思想是萬物之根，播種一種觀念就收獲一種行為。大龍郵票以它本身所蘊藏的豐富思想内涵，以潤物無聲的律韻向社會公衆開啟了新思想的啟蒙。然而，由于受傳統思想的束縛和現實中民信局的影響，“中國人好像不懂郵票的用途，因此來買的都是外國人，如商人、教士、引水人等等”[14]，因此，社會公衆思想觀念向着那些新思想方向轉變還有漫長的路。
以上從大龍郵票主圖的選用和它作為中國發行的第一套郵票的角度，簡略地分析了大龍郵票的曆史意義及其價值。想必随着時間的愈久遠，有關大龍郵票發行的曆史意義也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當人們蓦然回首時，對大龍郵票或許會發出更多的驚歎！
[14].《1882年7月26日津海關稅務司哲美森呈赫德文第100号》，《中國海關與郵政》，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