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大龍郵票版式印制次序
面值三分銀的大龍郵票，是大龍郵票中印制次數最多、版式最為繁複的一種。根據前人的研究，除各類樣票外，正式發行的郵票已知的版式有十七個（趙人龍，1992：32-33。本文引用文獻的具體信息參見文末“參考文獻”。下同），此外還有一些連票尚不能納入這些版式，所以實際印制的版式應有更多。[1]
在三分銀已知的十七個版式中，第一至十一版式是根據印制先後順序來排定的。然而，第十二至十七共六個版式，因其子模磨損情況複雜，齒孔光毛互有參差，很難确定其印刷時間的先後順序，其版式編号隻能作為區分版式之用（《中國郵票史》1999:182-184）。
十二至十七版式的印刷次序問題，近十餘年來仍有郵學家涉及，但尚未形成廣泛共識和最終定論。本文認為，基于可接觸的文獻與實物資料，依據恰當方法加以比較分析，應當能夠增進對該問題的認識。就此問題，現作如下探讨。
一、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文所指稱的大龍三分銀第十二至十七各版式編号，是當前得到最廣泛認可的版式編号。編号與《中國郵票史》（第一卷）一緻，也與黃建斌先生、貝克曼夫婦、奧爾森夫婦的大龍郵集對版式的認定相同，1999年北京世界郵展上展出的林文琰先生大龍郵集貼片也是如此劃分。
十二至十七版式涵蓋了光齒和毛齒兩個階段，由于大龍郵票的毛齒是針式打孔機的齒針因使用老損導緻的，所以光齒版式的印制時間必然先于毛齒版式。又由于大龍郵票使用銅質子模凸版印刷，随着印刷次數的增加，子模磨損情況會加重，所以通常而言，越是印制時間較晚的版式，子模的損傷、損壞程度越大。
此外，各版式使用時間的記錄也可參考。某一版式郵票在實寄封和信銷票上的銷戳時間，不能視作該版式發行的最早時間，但能證明該版式的投入使用不遲于郵戳所示的時間。由于大龍郵票的各次組版印刷是着眼于保障郵政通信中的供應，因此，有記錄的使用時間越早的版式，其印制時間往往也越早。
基于上述原理，本研究采取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通過齒孔先大緻把這六個版式分成兩個階段；第二步，通過不同版式子模排列的相似性和子模磨損情況來分析版式印制時間的先後，同時引入各版式有記錄的使用時間作為參考。其中，子模的磨損情況及其演變是最為基礎的因素；版式相似度，即不同版式的子模排列相似度是重要證據；而各版式有記錄的使用時間可以作為判斷印制時序的補充依據。
[1].如斯塔（Starr）和吉爾伯特（Gilbert）估計三分銀有19個版式（Ireland,1978:93），而黃建斌先生則認為應在20個以上（《中國郵票史》1999:184）。
二、資料彙總與分析
（一）資料彙總
本文通過資料梳理，首先對三分銀第十二至十七版式的齒孔情況和已知所使用的子模進行了歸納彙總（見表1.1）。
表1.1三分銀第十二至十七版式齒孔和子模情況彙總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本文進而對三分銀第十二至十七版式有記錄的最早使用時間進行了歸納彙總（見表1.2）。
[2].貝克曼夫婦在其郵集中十五版式已确定的六個子模位置上，分别放入光齒帶下邊紙的26-5/24-18子模方連、光齒帶右下角邊紙的子模18，以及毛齒橫雙連10-25（Sotheby’sandCorinphila，1996&1997：Plate52）。經查陳湘濤與霍克合作的文章（陳湘濤&P.Hock，1988：65）、艾爾蘭本人的記錄以及艾爾蘭引述李忠厚（C.H.Lee）的記錄（Ireland，1978:92-93），第十五版式均被認為是一個光齒票版式。而且，從貝克曼拍目中第十五版式貼片的圖片看，光齒票為刷色均勻的棕紅色，毛齒雙連10-25的刷色則很不均勻，尤其是右枚的第25号子模，這種刷色卻與毛齒票的第十六版式接近。綜合這兩方面，本文認為貝克曼拍目中放入的這個雙連有誤；并且，參照十六版式與十二版式的緊密聯系（見後文），本文推測這個毛齒10-25雙連更适合放入第十六版式第三行24号子模左方的兩個未完成空位。
[3].這個版式貝克曼夫婦的郵集中隻有14個子模，有前輩郵學家補入第10和19号子模（王棟材，2005:2），在未得到更多研究加以複證之前，本表暫未納入。
[4].這個記錄引自《中國郵票史》（第一卷）：183，與多數情況不同的是，該書中未寫明此記錄出自何封或銷戳地點在哪；查《大龍信封存世考》，也未見銷有該日日戳的封片。在未找到更多信息之前，本文對于十二版式的這個記錄隻能存而不論。
（二）資料分析
大龍郵票是用針式打孔機逐行打孔的，厚紙大龍票存在光齒、毛齒的差别。5對于大龍郵票出現光齒（cleanperforation）、毛齒（roughperforation）的先後順序及其成因，郵學界的共識是，在厚紙初期，打孔機打出的郵票齒孔仍然光潔，到了後期，由于打孔機的機針磨鈍，應當成孔的地方齒屑未能完全打落，形成不規則的齒孔粗毛現象，即所謂毛齒（《中國郵票史》1999:178）。
從前文資料彙總中可見，待定印刷次序的六個厚紙大龍版式中有四個版式的光齒票，即第十二、十三、十五和十七版式；兩個版式的毛齒票，即第十四、十六版式。
基于毛齒出現晚于光齒的認知，可以認定，凡光齒版式，其印制時間應早于毛齒版式。因此，經過甄别齒孔，十二至十七各版式可以分别劃入前、後兩個時期6（見表2.1）。
如果仔細比對光齒的第十二版式與毛齒的第十六版式，可以發現兩個版式在子模排列上具有極高的相似度（見圖2.1，排列完全相同的部分用黃色底紋标出，差異部分用紅色底紋标出，白色部分對應第十六版式的待完成版位，目前尚無法進行比較）。
從上圖可以看出，除因十六版式尚未完成而無法比較的六個版位，這兩個版式的子模排列高度接近，唯一的差異在于十二版式6号子模的位置在十六版式中由2号子模占據。
這種除個别版位以外，兩個版式所有子模的鄰接關系完全相同的情形，在大龍三分銀版式中已出現過兩次。而且，這兩次都是印制時間緊密銜接的兩個版式，第一次是薄紙票的第三和第四版式，其唯一差别在于7号子模的版位被26号子模替代；第二次是寬邊票的第六和第七版式，其唯一差别在于16号子模的版位被24号子模替代（見圖2.2和2.3）。
根據前輩郵學家的研究，造成這兩次替代的原因都是由于被替代的子模因故不能繼續使用（7号子模可能是因為較嚴重的損壞，而16号子模則可能是突發因素造成的損毀或遺失）。替代發生以後，7号和16号從此未再出現于三分銀的任何一個後續版式中，綿嘉義（JuanMancarini）翻印票（或稱“綿嘉義黑樣票”）中也未見。
通常認為，大龍郵票每次印刷時，先将各子模拼成全版付印，印畢即從印版中拆散子模，再次印刷時又重新組版，因此不同版式中各子模所處的版位多有變化。但實際上，也存在前後相鄰的版式中某一行或數行的子模排列完全一緻，而版式整體上也十分接近的情況，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前次印制結束後，子模組尚未完全拆散而又很快再次拼版付印的結果，例如大龍一分銀的第六和第七版式（《中國郵票史》1999:181）。
[5].由于打孔壓力不夠而形成的齒孔不光潔現象，在薄紙、寬邊和厚紙版式中均有存在，但其成因是偶然性的，而非打孔機齒針磨損造成的系統性齒孔粗毛。因此，黃建斌先生将前者稱之為“較粗糙的齒孔（roughishperforation）”，以示與“毛齒（roughperforation）”有所區别（Christie’sSwire,1994:33）。實際上，毛齒票齒孔的粗毛程度也未必一緻：例如，同屬十六版式毛齒票的黃建斌先生大龍拍目第1636和1638号拍品，1636号齒孔近于光潔，多數齒屑都已打落；而1638号的齒孔則有半數以上齒屑未被打落（Christie’sSwire,1994:36）。
[6].當然，三分銀4号子模是否帶有半月也是顯著的判别标準，有研究者認為那是支撐有變形之虞的内框線的銅片在郵票上留下的痕迹，也有收藏者稱之為“半月變體”（semi-circlevariety）。包含所謂“半月變體”的版式在印制時間上無疑遲于不含它的版式。在十二至十七版式中，已知的光齒版式4号子模都不含半月，而兩個毛齒版式的4号子模都包含半月。
對于三分銀第三與第四版式以及第六與第七版式，鑒于僅在一個版位上存在子模差異，而且事實表明被替換掉的子模從此退出大龍郵票的印制，可以推測，第四和第七版式并未像通常情況那樣拆散印版，而是僅将第三和第六版式中因故需要更換的子模摘出，然後在該版位植入新的子模。這樣未經子模組拆散重組的兩個版式，其印制次序必然是緊密銜接的。
類似的，十二與十六版式的各可比對版位僅在第7号版位上存在差異，即6号子模被2号子模替代。而且，6号子模是一個印刷損傷和磨蝕較嚴重的子模，右内框線在右“3”旁的彎曲自第二版式就已出現；左側龍須中下方的損傷也不遲于第五版式，發展到十二版式時，已呈現為手掌狀的大塊露白，擴展到左側龍唇的末端；左外框線的上端和上外框線的左端在“清”字外側的部分到十二版式時也已嚴重破損，線條呈中空露白和不平直的狀态，轉角處斷開。相比起來，十六版式7号版位植入的2号子模則是個整體損傷小、保存情況良好的子模。因此，本文認為：第十二與十六版式差異的成因很可能類似于第三、四版式和第六、七版式，即在子模組未拆散的情況下，将個别難以繼續使用的子模替換，這兩個版式的印制時間是緊密承接的。
通過将版式相似度作為判别因素納入研究，可将表2.1的分期進一步細化（見表2.2）。
既然光齒版式十二與毛齒版式十六的印制時間緊密銜接，可知在本文探讨的六個版式中，十二版式應該是印制最晚的光齒版式，而十六版式則是印制最早的毛齒版式。又由于需要厘清時序的六個版式中，毛齒版式僅有十四和十六，既然十六版式在前，十四版式就必然殿後了。因此，接下來隻需要解決十三、十五和十七版式孰先孰後的問題。
在凸版印刷過程中，子模的磨損程度是單調遞增的，某個版式中的子模磨損越嚴重，其印制時間也必然越晚。對于光齒版式十三、十五和十七的印制時序，可以主要通過比較子模磨損程度，再輔以有記錄的最早使用時間來破解。
我們先比較完成程度較高的十三與十七版式。利用前文表1.1求取兩個版式所用子模的交集後，我們決定從差異較為顯著的第11、18和21号子模着手比較。[7]
經查，11号子模在十七版式中沒有明顯的破損，左肩和龍身中部以下的鱗片完全沒有破蝕的痕迹；而在十三版式中，左肩和龍身中部以下的鱗片多數已經蝕損露白。
18号子模在十七版式中，左内框線與上外框線之間破口較小，左外框線從頂端至“叁”字左側基本平直；而在十三版式中，左内框線上段與上外框線的破口較大，左内框線頂端變細且向“清”字方向偏折，左外框線上半段也不平直，“清”字左側的部分向外凸，上内框線與“叁”字之間的部分向内凹。
21号子模在十七版式中比較周正，無明顯的損壞痕迹，樣票遺點不顯著；而在十三版式中，右下“3”的主體已蝕損成空心狀露白，樣票遺點粘連油墨呈鐮刀狀。
從這些情況來看，十七版式的子模損壞程度比十三版式要輕，因此，其印制時間應該早于十三版式。另一方面，十七版式有記錄的使用時間也要早于十三版式的最早使用記錄。
貝克曼夫婦郵集中有貼十七版式下三行十二方連票封的封背，票銷北京漢文戳，旁蓋無年份的天津海關日戳，日期為1月22日，貼片上并未注明該封寄遞的時間信息。同一封背的彩圖也見于《大龍信封存世考》（黃建斌，1997：423），圖下注明為1884年1月22日北京寄夏威夷封。可是在該書中，1884年1月22日著錄有另一枚實寄封（黃建斌，1997:387），封面寫明寄夏威夷并貼有日本客郵，封背僅一枚大龍三分銀票，下有評注“寄往夏威夷的大龍信封極罕，存世記錄僅此一件”。既然這枚混貼日本客郵的封是寄往夏威夷的唯一記錄，那麼貼十七版式十二方連的1月22日封則未必就是1884年寄夏威夷。相互矛盾的信息使貝克曼郵集中十七版式十二方連實寄封的年份尚無法确定，嚴謹起見，雖然1884年1月22日對于第十七版式而言會是個很早的時間，但本文不将該封列入論據。
[7].用于比較的圖片主要來源于貝克曼夫婦的拍賣目錄，少數是奧爾森夫婦或黃建斌先生的拍目。後文關于子模磨損程度比較的圖片依據與此相同。
通過對《大龍信封存世考》的梳理，可以獲得以下信息（見表2.3）
《大龍信封存世考》錄得的這四件封均為牛莊寄英國德文郡首府埃克塞特（Exeter）的同一收件人，四封均無寄件人名址，但從筆迹看，為同一寄件人。顯然，三件十七版式牛莊封的使用時間都在1884年，比第十三版式有記錄的最早使用時間（1885年，牛莊）[8]要早。更何況，依照常理，寄件人從郵局先購得的郵票，也會先使用。據此理應認為十七版式的印制和發行早于十三版式。
綜合對于子模磨損情況的比較和使用時間記錄的分析，十七版式的印制時間當在十三版式之前。
對十三和十五版式印制的先後進行判斷并不容易。主要問題在于十五版式目前得到廣泛認可的隻有六個子模，導緻可供比對子模磨損的材料很少；而且由于第十五版式尚無使用時間的記錄，因此不能從最早使用時間的比較得到線索。更何況，如前所述，貝克曼夫婦貼片中的10-25毛齒雙連可能不屬于此版式。因此，破解之道隻能是比較第5、18、24、26号子模的磨損情況。
雖然這四個子模同時見于第十三和十五版式，但是第5、24和26号子模本身均屬于損壞程度較小的子模，在這兩個版式中，它們的差異不太明顯。相對而言，18号子模的差異稍大，在第十三版式中，“清”字上方的外框線大體連貫，隻有一處很窄的斷線；而第十五版式中，“清”字上方的外框線出現兩段破口，中間剩下一個點狀殘餘。此外，5号子模也有一定的差異，在十三版式中，龍身的下中鳍底線雖然破損，但留有較長的痕迹；而十五版式中，下中鳍底線的殘痕變小。
根據目前有限的資料，可以認為十五版式的子模損傷程度小于十三版式，所以其印制時間比十三版式晚，也就更晚于第十七版式。
三、小結
前文已從幾方面的論據出發，對大龍三分銀十二至十七版式印制時間的先後次序進行了探讨。鑒于大龍三分銀其餘各版式的名稱都是依據印制時序給定的，本文建議對當前不反映印制時序的第十二至十七版式名稱按各版式實際印制的先後次序作出調整。
本文所得的結論可用表格形式呈現（見表3.1）。
實際上，還存在有諸多未能完美納入目前十七個版式的三分銀大龍連票，黃建斌先生、貝克曼夫婦等集郵家的拍目中都有不少實例，其中某些應屬于已知的十七個版式而其版位待定，還有一些則可能屬于十七版式之外的新版式。此外，還存世有4号、19号等不少于6個子模帶“鬼3”（ghost3）特征的單枚，仍不知出自哪個或哪些版式。如前輩郵學家黃建斌先生所言，大龍三分銀版式的總數可能在20個以上，還有更多的版式有待探索。對這些可能存在的版式，如何整合到依據印制時序來排列的版式編号系統中，仍然有待同好繼續努力。
[8].《中國郵票史》（第一卷）所載第十三版式的最早郵戳記錄為“1885年以後（牛莊日戳）”，而第十七版式的最早郵戳記錄尚付阙如（《中國郵票史》1999:183）。在這個問題上，《大龍信封存世考》的資料應可效補史之功。
大龍版式研究博大精深，令許多前輩郵學家魂牽夢萦、醉心不已。本文作者不揣淺陋，對大龍三分銀十二至十七版式印制次序所作的思考難免挂一漏萬，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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