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宇明/文
宋仁宗趙祯不算是個牛氣的皇帝，第一，他沒怎麼開疆拓土，祖先傳給他多少領土，他傳給後人多少；第二，對于發展經濟，他也沒有如何高妙的思路，就算支持過慶曆新政，最後也以失敗告終。然而，宋仁宗卻被視為曆史上少數明君之一，此人最大的優點就是懂得“自守之道”。
所謂“自守之道”，指的是一個人對某種良好品質的堅守，無論外界如何改變，自己的内心始終如一。
皇帝手中掌握了生殺予奪的權力，這就使得一些人極其傲慢，将臣子視同牛羊，宋仁宗不是這樣，他待人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宮内散步，不時回頭看，随從們很不解。回宮後，仁宗對身旁的嫔妃說：“朕渴壞了，快倒杯水來。”嫔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何在外面不讓随從伺候飲水，而要讓自己忍着呢？”仁宗說：“朕屢屢回頭，但沒見他們準備水壺，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會有人被處罰，所以隻好忍着不說。”
宋仁宗生活簡樸。某年初秋，有官員獻上蛤蜊，仁宗問從哪兒弄來的，臣下說：遠道運來。仁宗又問花了多少錢？臣下答：這些蛤蜊一共28枚，每枚1000錢。仁宗的臉立馬拉長了，他說：“我常常告誡你們要節儉，現在這點蛤蜊就要28000錢，我怎麼吃得下？”硬是沒吃這些蛤蜊。
宋代有個制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意思是國家的事無論大小，都要經過以宰相、禦史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統的讨論，皇帝不能獨斷專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這種法度。仁宗很喜歡張貴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想做宣徽使（類似于皇家總管），張貴妃給仁宗吹吹枕邊風。仁宗本來就是個糯米團子，很好講話，立即滿口答應。可仁宗的決定在“廷議”（類似于内閣部長會議）沒有通過。過了段時間，張貴妃故态複萌，仁宗也再次答應。那天臨上朝，張貴妃送皇帝到殿上，撫着他的背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說：“得！得！”果然下聖旨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誰知包拯堅決反對，說這個動議不是早就否決了嗎？皇上您怎麼可能推倒前議？“反複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後仁宗隻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張貴妃前來拜謝，皇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隻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禦史中丞乎？”
自己想辦的事因為廷議通不過隻好放下，宋仁宗内心裡未必沒有不滿，但他真正可愛的地方在于始終信任并竭力維護這種皇權監督體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宮，叫太監進來給他梳頭。太監見仁宗懷中有份奏折，好奇地問這是什麼，仁宗說是谏官建議減少宮中宮女和侍從的。太監說：“大臣家裡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還會增置。陛下侍從并不多，他們卻建議削減，豈不太過分了？”仁宗沒有做聲。太監又問：“他們的建議，陛下準備采納嗎？”仁宗說：“對，朕準備采納。”太監自恃是皇上寵信的人，于是發牢騷：“倘若采納，請以奴才為削減的第一人。”聽到這話，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監入内，将梳頭太監及29名宮人清退。皇後問：“梳頭太監是陛下多年的親信，又非多餘，為何将他削減？”仁宗說：“他勸我拒絕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這種人留在身邊！”
仁宗是真宗第六子，從小長在深宮，沒有經曆過太多的世面，加上真宗前面的兒子大都夭折，對這個兒子看得特别重，非常溺愛，宋仁宗自小少比較老實。不過，最重要的還在于宋仁宗對國家前途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責任感。在仁宗看來，個人的一些事能否辦成不是特别要緊，真正要緊的是不能辦錯天下大事，讓國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說：“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谏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南宋陳亮《中興論》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次，有人勸宋仁宗獨斷專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台谏公言其失，改之為易。”這兩段話的意思其實差不多，都是說皇帝辦錯事比較難改，臣下辦錯事相對易改，還是講“憲度”、尊重“廷議”制度為佳。
皇帝有兩種，一種是自己極有作為，讓一個時代打上了個人的鮮明印記，這是雄才大略型的，比如漢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等；一種是像宋仁宗這樣，自己沒有多少作為，卻講究自守之道，放手發動别人去作為，結果，皇帝也當得像模像樣。仁宗朝，北宋的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史家将其稱為“仁宗盛治”。
宋仁宗的自守暗合了古人所說的“無為而治”。
摘自《醒獅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