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和馬雲假設你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什麼家庭背景，天賦也一般。但是你品格優秀、踏實肯幹，很幸運地得到進入兩家高端公司的機會。
A公司的員工都很注重着裝，女的穿套裙，男的打領帶；B公司的員工穿着都很随意，怎麼舒服怎麼穿，男的幾乎沒人打領帶。
如果你想通過拼命工作快速升職，應該選擇哪一家公司呢？
美國沒有“馬雲”
美國經濟學家泰勒·科文在上個月剛出版的英文新書《自滿階級》中講到一個概念，叫作“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指的是一個社會裡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跨越階層流動。簡單地說，就是窮人能不能通過個人奮鬥變成富人。社會流動性高，說明窮人還有機會，富人的地位就不是永久的。
這個世界中的大多數人不是富人，所以可能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所處的社會有高一點的流動性。
科文在過去5年中多次訪問中國，他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國家。雖然現在還存在很多問題，可是每隔幾年去看一看，以前的問題要麼消失了，要麼在發展中被跳過了，前景非常樂觀。
給科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新一代中國富豪馬雲、劉永好這些人，大都是從底層靠自己奮鬥上來的。白手起家，靠努力拼搏成為富豪，這不就是最原汁原味的美國夢嗎？
可是今天的美國底層已經沒有“馬雲”了。所有重要領域都已經有主了，新人根本沒什麼機會。
人們曾經寄希望于互聯網産業，希望能制造一些新貴，畢竟互聯網是全新的領域。可事實上，在互聯網領域創業成功的紮克伯格、比爾·蓋茨、貝佐斯這些人，他們都出生在美國中産，甚至是上層家庭。互聯網并沒有提高美國社會的流動性。
科文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動亂，比如說災難、經濟大蕭條，而是持續穩定發展，那麼社會流動性就一定越來越低。
富有家族可以“遺傳”給子女的，不僅僅是财富，還有很多，比如智商，有40%～60%的因素是遺傳的；優秀家庭還可以給子女提供好的教育，甚至幫子女養成好的工作習慣。
也就是說，即使一個社會對所有人完全公平，沒有任何人拉關系走後門，出生在好家庭的孩子也有更多機會得到好的工作。他們将一代代占據好位置，根本不想把機會讓給底層的人。
穿着随意，有錢人的專利
想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先得了解兩個經濟學概念：信号、反信号。
信号，就是你做一些事情向别人證明你的身份。比如你穿一身很貴的衣服，來證明你有錢。反信号，就是你明明很有錢，但是故意穿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你這麼做不是為了給人一個錯誤的信号，而恰恰是為了給人一個更強烈的正向信号——我不說，你們也應該知道我有錢，我無須證明。巴菲特和比爾·蓋茨舉個例子。美國出版的書，從作者署名來說，如果這個作者比較自信，那封面上就簡單印個名字，比如我叫泰勒·科文，這本書署名就是“泰勒·科文”。可是有些書的封面署名，會給作者名字加一個頭銜：“泰勒·科文博士”。這個信号就比較低級了。對讀者來說，博士算得了什麼呢？
有頭銜，而署名的時候不用，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反信号。
在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一起吃午餐的照片上，兩人衣着随意，吃的東西不過是漢堡加薯條。不知道的人很難想象這是兩位超級富豪，但關鍵就在于，人人都知道這是兩位超級富豪，他們無須證明。
反信号可不是頂級富豪的專利，現在美國的“一般”富人，也都是反信号的大師。高端畫廊的老闆知道，西裝筆挺的人不太可能買特别貴的畫，真正的大買主可能是T恤衫加牛仔褲；高端餐館的服務員也不會對衣着特别正式的人高看一眼，這樣的人要麼很年輕，正在向女朋友證明什麼，要麼是某個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生怕得罪一起吃飯的日本客戶。
公司大老闆無須證明，二老闆也無須證明，每個層級的員工都無須證明，因為人盡其才。可這也恰恰是高度匹配的結果，說明這個公司裡的每個人都已經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擔心被别人搶走，也不指望更進一步。
在這樣的公司，你從底層做起，還有多大上升的可能性？科文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韓國、中國都有一段時期，員工流行穿正裝上班。這些員工西裝革履，朝氣蓬勃，一看就和同一個地鐵車廂裡那些邋遢漢不是同一類人。他們證明了自己的身份，發出正向的信号——我正在積極向上流動，而且充滿信心。如果街頭有很多人打領帶，我們應該感到非常慶幸，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普通人仍然有上升機會的時代。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寬容大度、從容不迫，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這是自信；而體現在一個社會身上，就是低流動性，就是階層固化。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但也暗藏危機。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衆号“羅輯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