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記得小叔的模樣。
花襯衫，喇叭褲，長長的鬓角像鈎子一樣緊貼面頰，有時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鎮的青石闆路上招搖而過，一不留神踩一腳泥——小叔是出了名的時髦青年，八十年代流行的東西，沒有他不玩的。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卧剝蓮蓬。”幺兒從來是最受寵愛的吧。爺爺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寵成了廢材。他對這個到處惹是生非的“小畜生”頭疼不已，可除了打，好像也沒有太多的辦法。
我爺爺的打算是，讓初中畢業的小叔先晃蕩兩年，等他退休了，讓小叔頂替他進國二廠。我爺爺是八級鉗工，老黨員，憑一雙手做到工人階級的塔尖。據說要不是脾氣臭、酒後愛打人，他早當廠長了。新任廠長是他徒弟，應該會賣他這個面子。
小叔一邊往嘴裡扒飯，一邊嘟囔：“我才不去國二廠……我要做生意。”
我爺爺放下筷子，問：“做什麼生意？”
“跟阿福、塌扁頭他們去深圳批點牛仔褲、電子表，不要太好賣！”小叔眉飛色舞地說，“他們去過好幾趟了，說一次能掙幾百塊。”
“你哪來的本錢？”
“本錢嘛，你借我一點？”
“啪！”一記清脆的耳光。“咣當”一聲，飯碗落地，像一個斬釘截鐵的句号。
我爺爺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頓。
國二廠的全稱是縣國營第二碾米廠，響當當的大廠，進廠就發兩套工作服、一雙翻毛皮大頭皮鞋。逢年過節，整箱整箱的國光蘋果、整條整條的大青魚放在倉庫裡，等職工搬回家。在我爺爺看來，那些做生意、跑單幫的，不過是暫時鑽了政策的空子，國家早晚會回過頭來收拾這幫投機倒把的。我爺爺堅信，個體戶再有錢，不過是一時風光，國營大廠才是千秋萬代的。
第二天小叔沒回家。我奶奶翻床頭櫃，發現少了一百八十五塊錢。
小叔是跟阿福、塌扁頭他們一起走的，先從鎮北的長途汽車站坐車去上海，再乘綠皮火車去廣州。還沒出廣州火車站，小叔的錢和證件全被偷了。他大概覺得回家太丢臉，硬着頭皮留下來，在工地打黑工。
小叔年輕氣盛，三天兩頭跟人打架。最後一次，他被打斷了幾根肋骨。工友背着他去醫院，發現他口袋裡連挂号的錢都沒有。
肇事者跑了。工友們湊了點錢給他治病。等能下地走路了，小叔偷偷溜出醫院，扒上回程的火車，一路逃票回到小鎮。
他躲在阿福家裡，白天睡覺，晚上偷偷摸到爺爺家門口，徘徊良久，不敢推門。
彼時臘月，天寒地凍。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圍着桌子吃年夜飯，家裡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變，摔下飯碗沖了出去，逮住了瑟瑟發抖的小叔。
我幾乎認不出他。眼前的這個人，套一件油膩膩的棉襖，腰間紮着草繩，蓬頭垢面，分明是一個乞丐。
過完正月十五，爺爺提着木棍，把小叔趕進屋子。爺爺鎖上房門，吩咐：“沒我的話，誰都不許進來。”
屋子裡傳出小叔的号哭聲：“爹爹，我錯了，我再也不敢了！”
奶奶坐在院子裡，一句話不說。
我“咚咚咚”地敲門，門不開。我又跑去拉奶奶，讓她求爺爺手下留情。
奶奶坐着，紋絲不動。突然間，她喊道：“打得好！”
回頭一看，她滿臉的淚水。
打你個年少輕狂，打你個遊手好閑，打你個不辭而别，打你個沒心沒肺。
我爺爺拎着一瓶泸州大曲、一條紅殼子（牡丹）去了廠長家，一路上反複練習謙卑的表情。用爺爺的話說，“老子一輩子沒這麼低三下四過”。小叔提前進了國二廠，成了電工班的一名學徒工。每天穿一身黃灰色電工制服，騎着自行車，蔫頭巴腦地跟着爺爺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過爺爺。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換燈泡，給師傅遞煙泡茶，幫師傅扶梯子，聽師傅吹牛皮。在此期間，他跟同廠一個叫淑珍的女工談起了戀愛，去縣裡看過三四場電影。就這樣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傳言滿天飛。有人說他在上海城隍廟擺地攤，有人說他在珠海給老闆拎包，更離譜的，說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幫，成了一名厲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爺爺奶奶都匆忙趕去，然後一無所獲地回來。最遠一次去了哈密，隻因為電視新聞裡一個人的側影像小叔。淑珍來過爺爺家幾次，哭着來，哭着走。不知折騰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錢，在十幾家報紙登了尋人啟事，還是找不回這個任性的兒子。
有一天我去爺爺家。爺爺出門買煤球去了，奶奶一個人在家，桌上擺了一隻鮮奶蛋糕。那時候的小鎮上，蛋糕還是一個稀罕事物。
我歡呼一聲，撲了過去。我大快朵頤，抹着嘴巴問奶奶：“怎麼知道我今天會來？”
奶奶笑了：“今天是你小叔生日，便宜了你個小鬼。”
十年過去了。
國二廠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資發不出來，工人隻上半天班；老街上，顯赫一時的供銷社被拆了，原址建起一座“溫州皮鞋城”。我常看見淑珍騎着助動車，駛過塵土飛揚的街頭，送她兒子上小學。
關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傳言。有人說他在煤礦出了事，幾十個人全部悶在了井下；有人說他死于黑幫械鬥，屍體被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麼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歲時掉進河裡，差點兒送了命。那天我在紡織廠上着班，突然一陣心口疼。母子連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覺得到。”
爺爺想起這個兒子就暴跳如雷，不是罵他沒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罵他沒良心，賺了錢忘了爹娘。罵完癱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氣。
漸漸地我才明白，爺爺的痛罵何嘗不是一種自我安慰：情願他是個孬種，情願他忘恩負義，也不願相信更殘酷的結局——小叔已經不在人世。
有一天爺爺把我叫到跟前，很嚴肅地問我：“偷渡的人是不是很難回來？”我支支吾吾地說：“是，國外管得嚴。”我不敢看爺爺的眼睛，我怕毀了他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牆上貼了一張世界地圖。
漸漸地，大家開始回避小叔的名字。在一次大裝修後，小叔的房間成了廚房，鍋碗瓢盆替代了昔日的吉他。床被拆了，牆上的歌星海報被撕下，舊衣服被塞在樟木箱裡，擱在大衣櫃頂上，書和磁帶大多被我帶回家。
往年的年夜飯，桌上都會多放一副碗筷。從這一年開始，這副碗筷被撤下了。
爺爺老了。他不再大聲說話，不再發脾氣，不再昂首挺胸地巡視他的菜園子。他把躺椅放在那張世界地圖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不知從哪本書上看到，人死的時候，最先喪失視覺，然後是味覺和觸覺，最後是聽覺。爺爺去世前，用力睜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門口，瞳孔慢慢地散開。我知道，他已經看不見了。我多想在他耳邊說，小叔回來了。
用一個彌天大謊，換他最後的安心。可是我沒有。
奶奶的手顫抖着，合上了爺爺的眼睛。奶奶從此絕口不提小叔。一場葬禮，宣告了兩個男人的死亡。
兩個姑媽不放心奶奶一個人，都想接她過去住。奶奶不肯，說她一個人過挺好的，别的地方住不慣。她甚至不願去子女家過年，甯可一個人守着老屋。
奶奶的生活很規律，這多少讓子女放心。她每天五點起床，在院子裡做一套自己發明的健身操，早飯是鹹菜熱粥，吃完出門散步，去附近的公園坐一坐。鐘點工阿姨過來做午飯，沒吃完的晚上熱一熱再吃。下午打個盹兒，看看電視，偶爾有老相識過來聊些閑話。晚飯後早早鎖了院門，躺在被窩裡聽收音機。
牆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簇擁着奶奶，祖孫四代，前後三排，站得密不透風，不覺得少了一個人。奶奶眯着眼睛，笑得很開心。
前年除夕，我和爸媽回老家陪奶奶守歲。奶奶在爺爺的照片前點上三炷香，放上一碗他最愛吃的紅燒鳜魚。暮色昏黃，屋外的鞭炮開始此起彼伏。
夜裡，我睡在老屋裡，點着火盆，壓着厚厚的棉被，沉重而安心。
半夜，不知為什麼醒了。我走出房間，看見院子的大門開着，零星的煙火，照着一個蒼老的背影。
是奶奶。她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像在等一個人。
伫立良久，奶奶輕輕地合上大門，沒有插門闩。然後轉過身，慢慢地拖着那條患痛風的左腿，走回房間。
我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我熟悉那些溫情小說的路數。我應該蹑手蹑腳地跑出去，拉開大門，在門外弄幾個模糊不清的腳印，或者在門闩上放一個紅包。第二天早上，奶奶會以為小叔回來過。
可是我沒有。
（丁強摘自《文彙報》2018年7月28日，本刊節選，沈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