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為一種慣性，成為一種“懶惰”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反而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曆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信心，他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隻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貫徹執行。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梿因小事将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革去昭梿的王爵，判其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朝“實錄”，看到内有平郡王納爾蘇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将昭梿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内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内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自己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幾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的“實錄”，内載乾隆帝時的規定，凡宮内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内撲滅。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萬劫不複的深淵，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孔子後人、衍聖公孔慶镕進京面聖，回來後，他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狀态。皇帝一見面就說：“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可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後去，又殘舊了，怎麼辦？”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說：“我登基已有24年，總不能去（祭孔），是缺個大典。我從前雖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吧亦難走，旱路吧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了不得”，這些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禅，焦頭爛額之态畢現。帝王生涯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松。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尴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史書給出的詞語是“嘉慶中衰”。他20多年的統治，前面連着“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争。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複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浃髓，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帝，後來以一個徹底的失敗者的形象載入了曆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清朝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的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于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虛文粉飾，而采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并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于虛文也。”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衮，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滿族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式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态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促成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朝皇帝丢掉了祖先的精神内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讓嘉慶注定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正是能發現問題的眼光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在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大浪淘沙摘自吉林出版集團《坐天下很累》一書，王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