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告訴我，我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我也不得不認為我獲獎的概率與我能站在月球上的概率相同。事實上，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和随後的幾年，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被認為優秀得可以赢得諾貝爾文學獎（迪倫出生于1941年，諾貝爾文學獎在1940年至1943年都是空缺的——編者注）。所以，我認為，至少可以說，我現在屬于這個人數非常少的群體。
收到這個令人驚訝的消息時，我正在路上。我花了好幾分鐘才确定它沒錯。我開始回想起威廉·莎士比亞這位偉大的文學人物。我估計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劇作家。他正在創作文學作品的這個想法不太可能進入他的大腦。他的文字是為舞台而寫，是用來說的，不是拿來閱讀的。當他在寫《哈姆雷特》的時候，我确信他在思考很多不同的事情：“誰是這些角色合适的演員？”“這應該怎樣演出來？”“我真的想把這場戲設置在丹麥嗎？”創造性的想象與野心毫無疑問是他最需要思考的，但也有很多平庸的問題需要考慮和處理：“錢到位了嗎？”“我的觀衆有足夠的好座位嗎？”“我在哪裡可以弄到人類的頭骨？”
我敢打賭，在莎士比亞的頭腦中最不需要考慮的事情是：“這是文學嗎？”
當我還是一個剛開始寫歌的少年時，甚至當我開始因為我的能力而取得一定的知名度時，我對這些歌曲的願望也不過如此。我希望它們能夠在咖啡館或是酒吧裡被聽到，後來也許有可能進入卡内基音樂廳、倫敦帕拉斯劇院這樣的地方。如果我的夢想再遠大一點，就是我希望能制作唱片，在收音機裡聽到我的歌。那是當時我心目中的大獎。
當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在做我最初想要做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我已經制作了幾十張唱片，舉行了幾千場音樂會。不過，我的歌曲才是我做的所有事情的中心。它們似乎在許多不同文化的人的生活中找到了各自适合的位置。我非常感謝。
但我必須說，作為一個表演者，我為5萬人表演過，也為50人表演過。我可以告訴你，為50人表演更難，因為5萬人會形成一個單一人格，但50人不會。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有獨立的身份，有自己的世界，他們會更清楚地感知事物，會檢閱你的真誠，以及你如何用自己的才華将其表達。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人數不多，我沒有忽略這個事實。
就像莎士比亞一樣，我也經常既要忙于努力追求創造性，又要處理生活裡的種種瑣事。“誰是這些歌曲最好的演唱者？”“我是在合适的錄音室錄音嗎？“這首歌的調子對嗎？”有些事情永遠不會改變，即便在400年後。
我從來沒有時間問自己：“我的歌是文學嗎？”
所以，我真的感謝瑞典文學院，既花時間考慮這個問題，又最終給出了一個如此美妙的答案。
（本文為鮑勃·迪倫在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獲獎感言，小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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