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錢德勒在一封書信中，就諾貝爾文學獎這樣寫道：“我想不想成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算什麼！這個獎頒給了太多的二流作家，還有那些不忍卒讀的作品。更别說一旦得了那玩意兒，就得跑到斯德哥爾摩去，得身着正裝，還得發表演講。為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值得費那麼大的功夫嗎？絕對不值！”
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邊》）受到庫爾特·馮内古特的大力推舉，于1974年獲得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成就獎，卻因為在酒吧裡跟女孩子喝得爛醉，錯過了頒獎儀式。他當然是有意為之。有人問頒給他的獎章呢，他答道：“這個嘛……好像被我扔掉啦。”
當然，這兩個人或許是偏激的例外，因為他們獨具一格，一輩子秉持叛逆精神。然而他們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說以鮮明的态度表達的，恐怕就是“對真正的作家來說，還有許多比文學獎更重要的東西”。
然而許多時候，世人隻把目光投向有具體形态的東西，這也是不争的事實。文學作品的實質終究是無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獎項或獎章，便留下了具體形态，人們便可以對那“形态”加以關注。恐怕正是這樣一種與文學性毫不相幹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威一方“頒獎給你啦，速來領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視線”，讓錢德勒和艾格林們焦慮不安吧。
每當接受采訪，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不論在國内還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被問到這個）時，我總是回答：“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不比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同樣的回答說了一遍又一遍，連自己都覺得膩煩了，卻幾乎沒有人真心相信我的這番話。
仔細一想，這的确是既現實又無聊乏味的答案，聽上去就像彬彬有禮的“官方發言”。我自己也時常這麼想。但無論是多麼無聊乏味的陳詞濫調，對我來說卻是實話實說，所以也無可奈何。不管被問多少遍，我都會重複相同的說法。當一個讀者付出一千幾百日元甚至幾千日元買一本書時，他絕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隻有一個坦率的想法：“我要讀這本書！”或者說隻是抱着一腔期待。這樣的讀者讓我發自内心地感到珍貴。
本來不必重新強調這句話——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還記得兩年前的芥川獎獲獎作品的人，還記得三年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世上隻怕不會太多。假如一部作品果真優秀，經曆了适當的時間磨煉之後，人們就會永遠把它留存在記憶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得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得過嗎），又有誰會介意這種事情呢？文學獎雖然能讓特定的作品風光一時，卻不能為它注入生命。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冬冬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