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曆史文化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中亞地區是我國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重要通道和關口大門，但是，作為“9·11”事件之後的國際反恐前沿陣地，以及美俄激烈交鋒的“顔色革命”戰場，中亞在當今世界格局中并非安甯祥和之地，我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在該地區不免遭遇重重障礙和挑戰。
挑戰一：能否解開中亞地區錯綜複雜的曆史文化之結
中亞地區是各種文化激烈競争的角力場。各種宗教力量、政治力量在這裡長期争奪，該地區因此一直未能形成一種整體性的主流文化。各國在人口數量、領土面積、資源、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發展模式各不相同，民族矛盾錯綜複雜。各國在獨立後，都奉行複興主體民族的政策，由此導緻各國主體民族與俄羅斯族及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不同地區之間的民族矛盾、跨界民族等問題出現，這些矛盾不僅造成各國國内的不安定，還引發了國家之間的分歧和沖突。除了民族問題，中亞還存在其他的不穩定因素。蘇聯解體後，伊斯蘭文化在中亞的政治和宗教發展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傳播，尤其是後者同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結合，嚴重影響了地區安全局勢。
這種複雜的民族和文化因素，給每一個力圖在這一地區加強影響的國家和國際組織，确實出了一道難題。什麼樣的方式能夠有效開展文明間的對話與跨文化交流，促進多元文化的共存與發展，是原蘇聯、俄羅斯、美國，以及現在的中國都面臨的挑戰。
中國與中亞國家在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社會政治制度等領域存在着較大差異，此外，“中國威脅論”、“經濟附庸論”、“資源掠奪論”等負面認知長期存在于媒體報道中，當地輿論對“東突”等敵視中國的組織懷有同情心理，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中國與中亞的區域合作。如2013年8月，哈薩克斯坦政府有意放寬對中國組團遊簽證，這一消息遭到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民衆認為中國移民将會對他們産生威脅，導緻這一計劃擱淺。哈薩克斯坦的一項調查表明，2007年以來，哈薩克斯坦國内對中國移民持負面看法的人數有遞增趨勢，從2007年的18%增至2012年的33%。
我國在中亞開展人文合作面臨着重重困難。因此，我們看到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機制建設中，人文領域的合作長期落後于政治、安全和軍事領域。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初，首要問題是打擊恐怖主義和發展經濟合作，而人文領域的合作則是自2007年8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簽署之後才啟動。
近年來，中國和中亞國家展開了一系列人文交往活動：設立孔子學院，促進漢語教育的推廣；舉辦“上海合作組織國家文化展演”；在中國大中城市舉辦中亞國家畫展、攝影展；開展友好城市交流；互換留學生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合作尚處于軟實力的表層影響階段，未能形成機制，缺乏持續性，民間參與不足，合作形式單一等等。
在國家制度模式和文化認同上，多數中亞國家還是更認同俄羅斯或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因此，中國在中亞進行跨文化傳播的難度很大，能夠利用的文化資源有限。總的來說，要在中亞講好中國故事，僅僅依賴曆史深處的“絲綢之路”和唐帝國統治的曆史傳統，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開發新的傳播内容和手段。要想在本地區實施有效的文化傳播，還需要考慮如何體現現代文化價值。
挑戰二：能否在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内“與熊共舞”
由于曆史和地緣的關系，中亞長期處于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之中。俄羅斯在這一地區擁有豐富的影響力資源。2010年，俄羅斯在吉爾吉斯斯坦利用媒體宣傳煽動針對時任總統的反對派活動，最終扶持親俄政權上台即是例證之一。其影響力主要有以下來源：
1.俄裔、俄僑因素。在中亞地區有大量俄僑、俄裔，同時俄羅斯與中亞地區的人員和勞務往來也十分密切。保護俄僑和俄族同胞經常是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實施對外幹涉的理由之一，如2014年的克裡米亞入俄事件。
2.語言因素。中亞國家仍屬于俄語文化圈。盡管很多中亞國家努力提升本國主體民族語言的地位，但俄語在很多國家的公共事務和社會生活中依然起主導作用。雖然俄語的影響力不能和蘇聯時期相比，但是，它在這一地區的地位，還沒有任何一種語言可以挑戰。因此俄羅斯一直把推廣俄語作為保持俄羅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3.俄語媒體。在中亞地區，當地的政治精英和媒體工作者把俄語媒體視為重要的信息來源。在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媒體在外國媒體産品市場上所占份額達到90%。在吉爾吉斯斯坦，民衆大多通過俄羅斯的媒體獲知國際時事。俄羅斯“第一頻道”、“俄羅斯”電視台、“俄羅斯”電台、《共青團真理報》、《俄羅斯》報，成為了吉爾吉斯斯坦的主流媒體。在烏茲别克斯坦，新聞報道長期依賴于外國通訊社，特别是俄羅斯的塔斯社、俄新社（今俄社）等。而在電視轉播領域，“第一頻道”、“俄羅斯”電視台的“全球頻道”等來自俄羅斯的電視節目也廣受歡迎。
4.教育因素。俄羅斯是獨聯體地區的教育中心，在教育方面具有傳統優勢，如教育價格相對優惠、授課語言熟悉、學校聲望較高、地理位置便利等。中亞地區的政治精英和學術精英大多畢業于蘇聯高校，前往俄羅斯高校就讀至今仍是中亞地區青年學生的首選。在教育方面，俄羅斯利用其在獨聯體地區的傳統優勢，大力發展教育輸出戰略。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别克斯坦設立斯拉夫大學，在烏茲别克斯坦開設3所俄著名高校的分校等舉措，有效增強了俄在上述國家的文化影響力。
5.戰略與機構。近年來，普京當局一直将中亞地區視為俄羅斯國家形象與軟實力的重點輻射地區。俄羅斯重要的外宣機構如“俄羅斯世界”基金會、國際合作署都在中亞地區投入了大量人員和資金。
以上可見，俄羅斯文化是可以左右中亞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2010年，在哈薩克斯坦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有75.5%的被調查者對中國人的印象不佳，而對俄羅斯人持正面看法的比率則高達73.1%。
中國和俄羅斯既是戰略夥伴，也是戰略對手，在中亞地區更是如此。俄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最初表示懷疑和警惕，後因西方制裁而被迫調整姿态，表現出與中國合作的意願。但是，俄羅斯的友好态度能持續多久呢？未來如果“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獲得成功，中亞各國将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這自然不是俄羅斯願意看到的。另外，如果俄與西方的關系在将來有所恢複，俄不必倚仗中國制衡西方，那麼不排除俄動用各種手段，包括軟實力，在中亞對抗中國的可能，我們必須做好防備。
挑戰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的軟實力威脅
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和能源資源吸引了諸多國際力量的關注。除了俄羅斯，中亞地區的另一重要玩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勢力，其在中亞的影響雖然不具備俄羅斯那樣深厚的基礎，但呈現出後來居上的态勢。
美國在中亞地區主要采取以下舉措來加強國際傳播，提高影響力：
1.扶持“獨立媒體”。這些“獨立媒體”并不獨立，往往接受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因此具有明确的傾向性和煽動性。
2.非政府組織的政治滲透。中亞國家存在着大量非政府組織，其代表有索羅斯基金會、美國民主基金會等。這類“非政府組織”，通過組織培訓班、論壇、網絡等形式培養親美人士，幫助反對派政黨和政治領袖參與政治和選舉。他們常邀請相關國家的媒體人士出國訪問，為其訪問提供資金支持，免費培訓，向其進行“知識更新”，以此培養親西方的媒體精英。媒體精英的思想導向不僅影響公衆輿論，也影響着本地的社會精英。
3.教育滲透。教育輸出是西方軟實力和硬實力在本地區的綜合體現：軟實力——吸引中亞國家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硬實力——以經濟實力支持辦學。最典型的例子是吉爾吉斯斯坦的“中亞美國大學”，該大學完全采納美國課程風格、按照美國模式運作，成為不少優秀學生的選擇。此外，在哈薩克斯坦有哈薩克-英國科技大學（Kazakh-BritishTechnicalUniversity），哈薩克-德國大學（Kazakh-GermanUniversity），以及與倫敦大學開辦阿斯塔納大學（UniversityofAstana）。在烏茲别克斯坦，有3所外國大學，塔吉克斯坦有美國大學。
衆所周知，媒體在“顔色革命”中起到了關鍵的發動作用和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能夠在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與之對抗，除了軍事、政治力量外，強大的國際傳播力也是重要因素。近年來，美國努力擴大在中亞的軍事與政治存在，還加強人文交流，接受大批中亞精英留學、訪問，培植親美媒體勢力，以期擁有強大的操縱媒體和進行政治滲透的能力。
應對之策
“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在對外宣傳中雖以實現經濟目标為主，重點在于基礎設施工程建設，但是政治使命是該計劃自然伴生的産物，正因如此，國外輿論中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質疑、指責和戒備一直存在。中亞地區雖然暫時還未出現類似斯裡蘭卡、泰國和墨西哥等國發生的導緻中國工程停擺的群衆“反華”事件，但這一地區的“軟實力”鬥争因曆史文化糾結、原主導大國的勢力影響等因素而具有潛在的高風險。民心民意對于各國政府的外交決策已經開始産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俄美等國利用多種傳播手段向中亞國家進行文化滲透，擴大其政治影響，“顔色革命”即充分顯示了該地區的國際傳播較量的烈度。
相形之下，中國在該地區的地位和影響力與俄美之間仍有很大差距，不僅在語言、僑民、傳統文化影響方面不具優勢，在國際傳播、教育交流方面也存在明顯缺陷。因此，建議将來在以下方面做一些調整和優化：
1.調整國際傳播的重點，完善對中亞的傳播策略。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宣工作以西方國家為重，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新形勢下，我對外宣傳的重點應從西方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調查顯示，中亞國家民衆對于中國了解不多，因此，有必要切實加強對中亞的文化傳播，提升中亞國家對中國的認知程度。隻有在了解和尊重的基礎上，才能促進中國與中亞經濟貿易合作、能源開發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2.高端傳播。緻力培養對中國友好的精英和國際問題專家。中亞缺乏中國問題專家，學術界沒有中國學一說。老一輩有一些，但存在30年的斷層，年輕人學習語言，參與商務活動的多。因此中國在開展文化傳播工作時，缺少可以利用的、能夠影響社會輿論、影響對外政策的專家和媒體人。國内的智庫可以與中亞的學術界、理論界建立廣泛聯系，積極推動雙方加深對彼此政策的理解，加深對各自國情的理解，加深對對方文化的理解。例如，中國政府可以優先鼓勵我國智庫與該區域國家的學術機構開展智庫交流，建立長期合作機制，開展項目合作。
3.大衆媒體傳播。在中亞，中國至今缺乏像“俄羅斯”電視台、“今日俄羅斯”電視台、“今日俄羅斯”通訊社這樣的品牌傳播機構，也不具備美國那樣的潛在操縱能力。調查發現，當前中亞國家民衆所獲取的有關中國的信息，直接來自中國媒體的很少，絕大多數信息來自于俄美歐等第三國媒體或網絡，以及本國媒體對其他國家媒體報道的轉引。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經驗，推進與當地媒體跨國合作，拓寬中國國際傳播途徑和渠道。要積極融入中亞地區的傳播體系，推進媒體在中亞國家的本土化發展，推動與中亞各國媒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建立長期穩定的交流機制，設置更加務實的交流議題，在稿件交換、節目制作、記者互訪、技術支持、新媒體運用等方面廣泛開展合作。
4.打造教育品牌。中國的孔子學院、孔子課堂和已經形成良好的運轉機制的斯拉夫大學、美國大學相比，有不小差距；中國緻力推動的上海合作組織大學也一直未能正常運轉。因此，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确實亟需加強。
5.加強對中亞的媒體和國際傳播研究。目前學界關于中亞的曆史、語言、宗教、國際關系的研究成果豐富，但是關于該地區的媒體發展、國際傳播和政治傳播的研究卻不多，而俄羅斯和美歐學界對中亞媒體發展的關注遠高于我們，如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美國國際開發署一直資助有關機構對獨聯體傳媒進行分析研究，正是在長期跟蹤調研的基礎上，美國才得以在中亞傳媒領域開展持續有效的工作。鑒于此，我國有必要對中亞國家的國際傳播現狀進行梳理，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亞媒體的角色和地位，外國媒體的滲透，俄美對中亞媒體的影響等。
總而言之，習主席提出的“民心相通”，實質就是對中國在相關地區的軟實力建設的要求。随着“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推進，中國不可避免與俄美等傳統地區主導力量和中亞各國出現利益沖突，某些勢力完全有可能借機渲染“中國威脅論”，故意挑撥我國與中亞國家關系，煽動民衆對中國的不友好情緒，以此抹黑中國國家形象，阻礙“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實施。因此，在新戰略的背景下，中國在該地區的國家傳播任務，一方面要“示好”，有效開展我國的對外宣傳和國際傳播工作，營造良好的民意基礎和輿論氛圍；另一方面也要“圖強”，研判俄美等國在當地的軟實力狀況，做到知己知彼，汲取經驗教訓，為各種潛在的沖突和可能出現的大國之間的軟實力對抗做好戰略和戰術上的準備。
（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