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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50多年前，民國知識分子胡适，在烽煙四起的抗日戰争時期臨危受命，轉身外交家來到美國，争取美國的援助、支持與加盟。在這場死傷無數的戰争浩劫中，胡适以具有濃厚學者風範的外交家身份出入白宮，将中國文化帶入美國公衆視線，締造了弱國對強國潛移默化間進行的文化輸出範例。本文以美國媒體對1938年至1942年的中華民國（1911-1945）大使胡适的報道以及胡适發表在海外的文章和他的書信、日記為例，分析以其為代表的民國知識分子政治家下意識應用“軟實力”概念的傳播效果，以及以文化為主體的外交策略對西方“叢林法則”的沖擊，并嘗試分析“弱國無外交”之論斷的可商榷之處。
一、為什麼是胡适？
胡适，這位中國文人，正是在國家危難之際,臨危受命，施展外交才華，尋找文化可能存在的“共同性”，并在此基礎上施展文化“軟實力”，進而取得美國政界及民衆對中國的同情，從而有效促進了羅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後能夠及時順利地對日宣戰。
學者餘英時稱胡适“閉門造車卻能出門合轍”并将原因歸結在了他7年的留美精神儲備。
美國的庚子賠款還款是在晚清駐美大使梁誠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商榷下達成的協議，将一部分賠款還給當時的清政府用以教育和外派留學生。胡适便是還款資助下的第二批留學生。1910年他踏上了留美的學程。
青蔥歲月的胡适有幸在美國接受教育。比起飽受戰争摧殘的祖國，美國的生活可謂安甯祥和，使人可以潛心修學、研究。在美國他觀摩了選舉，學習了議會程序并産生了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
而就是在胡适旅美學習期間，“日本以戰争威脅中國接受‘21條’要求”，這在旅美學生中引發軒然大波，很多學生義憤填膺主張對日作戰，而胡适在此期間則發表了一篇文章，告誡人們要冷靜，努力學習，以學習為第一要務，繼而在未來祖國需要之際報效國家。
胡适在緻留美學生的信中寫道：我們至多隻有二十萬部隊可以稱之為“訓練有素”，但是裝備則甚為窳劣。我們壓根沒有海軍,我們最大的兵船隻是一艘排水量不過四千三百噸的巡洋艦……我們拿什麼來作戰呢？
這些言論引起了很多留學生的憤慨與敵意，但胡适堅持以理性至上，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忍耐、磨砺、埋頭苦幹，為日後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胡适在康奈爾大學由農科轉為文科之後又師從哥倫比亞大學著名實驗主義學者約翰·杜威，深受其影響，一生秉持其導師“大膽的假設與小心的求證”的訓誡。在其對外發表的演講和文稿中，胡适将國外的民主曆程與中國古代的思想建制作對比，尋找兩者在民主和科學上的共同點，并根據他這一假設，傾其畢生論證中國與現代社會融合的可行性。而他的身體力行還是在二戰爆發，日本全面侵華之際。
1938年他臨危受命，從學界跻身政界，成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竭力促使美國公衆了解中國的苦難與煎熬，并積極尋求美國的援助。其實，早在1935年6月27日，胡适便寫信給中華民國官員、憲法學家、教育家王世傑，就中國抗日戰争提出了自己的假設：
“但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的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争。我們隻能期望在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時候，才可以有國際參加與援助。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無他法可以促進那不易發動的世界二次大戰。”
學者對于國内及國際形勢的發展發表自己的看法并無特别之處，但是胡适卻最終成了他假設的履行者，從1938年到1942年的4年間胡适出任了中國抗日戰争時期中華民國（1911-1949）的駐美大使。
二、擔任大使的胡适傳播了怎樣的文化軟實力？
1.學者從政出任大使
胡适是一直以自由主義、世界主義和和平主義自居的學者，他拒絕了蔣介石多次的邀請任政府公職，其目的就是要保證其思想、學術及人格上的獨立。但是在國家危難之際，随着日本對中國領土的步步蠶食，胡适的觀念也漸漸從主和變為主戰，因為他看清了日本法西斯是不會給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機會的。1938年11月13日在胡适發給民國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的一份電報中談及自己對抗日戰争的看法：“六年之中，時時可和，但時至今日已不能和。”為了赢得歐美的幫助，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傑找胡适約談了兩三晚，但胡适拒絕了民國政府的邀請，并稱：“戰争已經發生，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南京，我願意與南京共存亡！”最後王世傑隻得擡出胡适好友——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傅斯年，才勸得胡适踏上旅美征程。
2.學者風骨成就政治舞台軟實力
晚清以降，中國外交滿負屈辱，無論負責談判簽署割地賠款之協定的李鴻章，還是巴黎和會中對割讓當時德屬山東的殖民地于日本憤然拍案并将山東喻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顧維鈞，能赢得公衆、媒體和政府一緻贊譽的中方外交官鮮有人在，而胡适恰恰做到了，這與他學者身份的外交官不無關系。在美國留學的7年，胡适便結交了朋友，并以自身謙和的态度赢得了他們的好感。
《紐約時報》以社論的形式發表評說，在聽到胡适任命為駐美大使這個消息時，“所有知道胡适博士的美國人都非常高興”。這篇社論還說：“胡博士的同胞幾乎沒有什麼人能像他這樣成為新中國和古老中國的最好代表了。沒有什麼人能像他這樣有資格向美國說明中國并向中國說明美國了。”《紐約時報》1940年11月2日的一期名為《胡适博士：中國将繼續戰鬥——投降将無益于世界民主力量》的報道驗證了他努力求證的過程。
“在抵抗‘集權侵略’的世界性戰鬥中，中國駐美大使胡适昨晚将中國與美英置于同一戰壕以期保全民主勢力……胡博士說，美國已經表現出她對中國人民的同情之情，他講述了一位服務員捐贈3美元并對之說‘用去幫助你們的民衆’的故事，還有家住華盛頓的帕米利太太捐贈兩張面值分别為500美金的支票的故事，‘這是她臨終前最後的書寫。’這就是同情。”
同時胡适還就美國當時有關對外援助的最新立法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一系列的立法阻擾了美國對西方國家以外的交戰國進行金融援助或是商業信貸，從而避免了美國的金融卷入任何一場國外的戰事。
“這些經濟院派的曆史學家太單純了，他們考慮問題時沒有顧及到同情的因素。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正是你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出來的同情成為了我們鼓舞戰士鬥志的中流砥柱，幫助我們治療了傷員、治愈了病人、喂飽了忍饑挨餓的民衆、收留了流離失所的難民乃至撫平了人們心中的憂傷。而且也正是你們的同情能夠幫助我們趕走侵略者從而赢得我們國家的自由與獨立。”
但是胡适的大使生涯也不僅僅是旭日春風，在抗戰最危難之際，據美國老牌雜志《生活》透露，傳聞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不久，美國國内存在“綏靖主義”的呼聲，希望以犧牲中國為代價，而在國内，日方也在引誘蔣介石投降。報道稱胡适第一次發了脾氣，他沒有找蔣介石，而是直奔白宮，強烈反對一切對日本侵略者有利的條件，并要求羅斯福總統兌現他平日所說的對華承諾。在胡适的談判後，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立即召集了日本的外交官重申了美國對日作戰的堅定立場。
在出任大使期間，即便是争取美國同盟的千鈞一發之際，胡适仍不失學者風骨，他據理力争的是中美同盟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肆意虐殺塗炭生靈的惡行，而之後的一件事又體現了這位學者型政治家豐滿的人性。
3.人性光芒代表國家形象
在美國國務院遠東局辦完事後，胡适在那裡撞見了一位日本外交人員。那位日本外交人員認出了胡适，雙方在平和的環境中交談了近10分鐘。《生活》雜志對此評價頗高，認為這是胡适展現出的人性的光芒。
深受中國古典文化的教養，并深入學習了西方的民主思想，胡适的言行舉止顯現出了他的人文情懷和職業素養。他是駐美大使，使命便是讓美國人了解中國抗日戰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中所占有的重要戰略地位。同時，也讓美國民衆了解中國在軍事實力遠落後于對方的情況下所進行的慘烈的鬥争，并向美國民衆揭示了日軍在華犯下的種種慘絕人寰的罪行，以期望美國能給與中國堅定的支持。然而在面對不期而遇的日本外交官時，胡适對待他的态度并非是将他看成了敵人，而是首先将他看做人——平等的生命體來對待。他的這一舉動遠超越了國内聲名赫赫的衆多政治家的胸懷。胡适能做到這些是與他素來的學術素養有關。他贊同墨子的“非攻”，并對老子“上善若水”的觀點大為贊同，同時受到實效主義和朱子理學的影響，從而秉承了以“仁愛”和“理性”為主的思維方式。
胡适的假設應驗了中國的14年抗戰曆程，同時他在美國的外交工作不僅換來了美國媒體對他個人和他所代表的國家的認可，也一定程度上幫助羅斯福總統下定決心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争開辟軍事、經濟、政治上的合作。“美國最負盛名的史學大家畢爾德(CharlesA.Beard)和胡适相識數十年，他甚至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因為羅斯福受了胡适的影響。
4.刀筆從容不輸堅定原則
胡适的世界主義和實驗主義精神貫穿了他的學術生涯，以緻于1919年後在《新青年》雜志的“問題與主義”之争中胡适竭力提倡多研究些問題。但胡适的實驗主義精神并不等同于他屈服外來勢力的入侵。在對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胡适有着堅定的原則。
1939年7月時任美國大使的胡适應《哈佛衛報》總編之邀，針對日本外交官須磨彌吉郎在該刊發表的《遠東新政》一文進行了嚴厲的抨擊。須磨彌吉郎在文中說蔣介石的澳洲顧問威廉·亨利·端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此時此刻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們正準備與日本進行一場真正的戰争……在你看到這封信之前，中央軍就對日軍展開了行動。”因此，須磨彌吉郎稱，“戰争是蔣介石先發動的”。端納的這封信發表在了1938年3月19日《周六晚郵報》上。然而胡适很快指出了日本外交官的說法實際是混淆視聽。在《哈佛衛報》1939年7月的約稿中，胡适指出：“任何人隻要看看《周六晚郵報》都不難讀懂端納這封信是寫于盧溝橋事變之後的。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曆史學者，我查看了原始文檔，（該文是由H.B.艾利斯頓于1938年3月19日發表的）文内明确提出端納于1937年7月30日緻信于我。而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隊發動今日戰争的起點，它爆發于1937年7月7日，比須磨彌吉郎依仗的端納的信早了23天。”胡适繼而在文章中說，在這23天内，日本侵占了華北，并于7月26至28日發動了全面的現代意義的戰争，屠戮上千生靈。胡适正是以此筆墨兵不血刃地指出日本侵略者妄圖掩蓋的侵略事實是無法篡改的，他的投稿為中國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場上争取到了正當的話語權。
雖然中國在亞太戰場上孤軍奮戰，但胡适對于中國赢得這場戰争抱有堅定信心。他認為中國是為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戰，是世界和平的捍衛者，而日本會逐漸面臨經濟拮據、戰事拖延，這些都會最終導緻日本軍國主義的瓦解。
1939年7月26日，美國終止了1911年與日本簽訂的“商業與航海”協定，從而對亞太地區的戰事釋放了微妙的信号。1939年在紐約的市民大會上胡适就此發表了看法。
“在未來的數月乃至數年間，中國人民決意要繼續反抗，直到我們的敵人經濟衰竭、兵力匮乏，并由此有意願遵循公正、持久的和平道路。”而胡适的這一戰略思考恰恰在14年的抗日作戰中得到了驗證。
5.理性光華為戰後國際形勢前瞻和中國地位布局
轉眼間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勝利已迎來第71個年頭，在這段不應忘卻的曆史中我們不僅要紀念無數英雄先烈犧牲生命保衛國家的義舉，也不應忽略當時學術文人在異國他鄉所做的努力。胡适作為一位精通古籍、外語流利，且受過多年西方學術思想訓練的外交官，他用知識和戰略預測為中國在抗日戰争期間赢得了國際正義力量的支持。
“中國的獨立、統一、現代化和強大是維護太平洋地區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國如果強大到足以抵禦不宣而戰的外來侵略并捍衛她領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獨立，那麼她便能夠在未來成為維護遠東和平和繁榮的有效保障。這樣的中國會對所有國家開放她的大門，在公平和公正的條件下與各國通商。”
這是1942年胡适在俄亥俄州衛斯理大學發表的演講，該演講被刊登在美國同年2月份的《自由世界》周刊上。文中，胡适強調了中國在遠東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并陳述為了持久的和平而建設戰後新秩序的必要性。在這番講演中，胡适辯證地陳述了軍備的作用。
“恕我冒犯，我建議減輕軍備負擔并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不在于放棄使用武力，而是彙集和組織由愛好和平的人們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力量來專門保障世界的和平和整體的安全。”
胡适的此番言論正呼應了當時的《聯合國憲章》，簽署國共26個國家，包括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在遵循《大西洋憲章》的基礎上決定與德、意、日法西斯作戰，不到侵略國無條件投降，絕不和敵國單獨議和。
三、結語
70多年過去了，當“軟實力”這一概念躍然于世的時候，再次回顧胡适赴美四年的不平凡經曆，我們可以看到“軟實力”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有所體現。胡适對抗戰戰略層面上的精準把握，以及他将思想轉化為言辭并赢得美國人的贊許，這些都足以證明他将畢生所學的貫穿古今、融彙中西的學問巧妙地應用起來，從而達到了對外傳播的佳境。（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釋部分。）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