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殷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随着中國的國家崛起，多層次、全方位的總體外交、綜合外交、複合外交，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政府、社會所必須面對的主要課題。外交己經不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而越來越體現為不同國家、不同社會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世界曆史進入了一個“國際社會”和“全球社會”雙重結構的時代，①而以國家間互動為主的“國際政治”也過渡到了國家、非國家行為體乃至個人都參與其中的“世界政治”階段。②在這一階段，民間外交正在成為一國外交活動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以後，随着中國深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加快參與國際規則調整和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性的夥伴關系網絡，中國外交正在從主要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向追求共同發展和國際安全轉變，從建立“點對點”式的政府式關系網絡，向“網聯網”式的全球夥伴關系轉變。③在這個過程當中，民間外交作為“最後一公裡”對于政府外交的主幹道的影響正在空前加大，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政府外交的落地實效。
從近幾年中國民間外交的實踐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仍然在一些環節上存在比較明顯的痛點與錯位，并在一定情況下造成了消極的影響。如何糾正錯位，如何打通痛點對于中國民間外交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民間外交”的錯位及失衡
1.身份錯位
由于中國社會尚處于不斷深化改革之中，“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某些環節有待進一步理順，中國社會仍然存在着較為普遍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這導緻了當前中國“民間外交”在主體上存在着比較嚴重的官民不分的現象。這種身份錯位，不僅讓中國的民間外交在表象上存在着官話多、套話多、務虛多的現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讓民間外交的自發性、靈活性被行政化的機制所異化。一方面，由于民間外交的官方色彩濃厚，民間外交通常成為緊密服務于官方意圖，為經貿搭台助興的政績工程，從而追求場面，重視儀式效果而忽視實際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民間外交的發展常常取決于領導的支持，因此其很容易受制于領導的任期長短，不僅面臨着“人亡政息”的尴尬，而且也面臨着必須在3-5年的任期内“出彩”的壓力。這造成了各地的民間外交重視一時的眼球效應而忽視持續性、系統性。更重要的是，官辦的民間外交在很大程度上阻塞了自發的民間外交的生長空間，并限制了來自于民間的創造力、親和力與生命力，這讓中國的民間外交始終處于向體制要資源、要支持的寄生狀态，而無法從市場、社會中汲取發展的資源與活力。
2.對象錯位
中國民間外交除了官方色彩較為濃厚之外，其工作對象也存在較為明顯的局限。一方面，從當前中國民間外交的實踐來看，其工作對象主要側重于政經、文化精英階層，其議題多集中于經貿合作、政治互信、文化交流等宏大意圖，其活動也多是經貿會、藝術節、高端團體互訪。這種活動無疑對于拉近雙方精英團體的相互信任與熟悉大有裨益，但是往往相對忽視了對象國的社會大衆。
另一方面，從目前中國民間外交的開展情況來看，中國民間外交的活動區域也存在過于側重發達國家，相對忽視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傾向。即便近幾年由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我國民間外交有意識地強化了在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作，但這種“嫌貧愛富”的總傾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在我國目前的友好城市中，發達國家的城市依然占據了接近2/3的比重。這其中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因為民間外交多依賴文化、經貿的交流而開展，而目前西方國家在文化、經貿上相對較為強勢。其二是中國社會對于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總體上來說仍然缺乏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面向西方開始的，雖然現在這種态勢已經有所改變，但這種行為的慣性仍然存在。其三是中國社會開展對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間外交還缺乏相應的人才。中國的留學生大部分是留學西方的，中國的外語教育也以英語為主，這讓中國的民間外交缺乏與一些相對較為落後的國家地區深入交流的能力。
3.途徑失衡
在當前中國的民間外交中，存在着嚴重的“最後一公裡”障礙，經常出現熱熱鬧鬧的會議開完之後了無聲息，高層互訪之後民間冷冷清清的現象。在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地群衆仍然以“功夫”、“熊貓”等簡單符号來認識中國。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民間外交在滲透當地民間社會方面缺乏必要的路徑。一方面，高層精英的互動往往難以有效推進兩國基層民衆的相互來往；另一方面，深入當地承擔工程建設、提供就業崗位、促進當地經濟繁榮的中國企業又往往缺乏與當地社群互動的意願與能力。
中國的企業雖然随着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大批走出國門，但是在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匹配上卻非常不平衡。我們的企業缺乏國際化的經驗，尤其缺乏與陌生社會打交道的經驗。在一些社會，為了安全，許多企業采取全封閉或半封閉式管理，将中方人員隔離于當地社會，這不僅喪失了與當地社會深入交流的機會，而且引起了一定的誤解與猜忌。除此之外，中國在走出國門方面的高度不平衡性，也加劇了中國軟硬實力失衡的局面。走出去的多是修橋鋪路、做生意、做産品的，而媒體、文化、醫療、教育等行業的國際化則往往相對缺位。這造成了當地社會看得見中國的産品，看得見中國的商人，卻聽不到中國的聲音，感受不到中國的精神。在一些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在部分别有用心的外國媒體的煽動下，将中國企業的經濟行為理解為中國對當地社會的經濟剝削。
二、中國“民間外交”的新思路與新方向
為了打開中國民間外交的局面，讓中國的民間外交能夠匹配于中國國家崛起的實際需求，中國的民間外交需要打開思路，尋找方向。
其一，中國民間外交要在堅持黨的領導、服務國家戰略的情況下，積極推進官民分工、官民分開的改革。要改變長期以來，官辦民間外交的慣性，抓大放小、簡政放權，将官方對民間外交的資源支持通過招标、分包等競争性的資源配置方式來給予民間組織。
其二，要充分重視利用中國海外企業在推進民間外交時的重要作用。把中國的海外工地、海外投資，當作中國外交“最後一公裡”的關鍵節點。要借鑒日本等國的經驗，以企業為重心，積極開展以企業外交為特色的民間外交活動。讓中國企業成為推動中國與所在國民間加強互信、增進友好的關鍵性力量。
其三，要借重公益性社會組織、愛國宗教組織來推進中國與所在國的民間外交。要改變長期以來把錢花在當地權勢集團身上的作法，通過公益活動、宗教活動的方式，把中國的影響力送到真正的當地社會大衆之中，讓中國的民間外交能夠接地氣、通民情。
其四，相比于小圈子的藝術文化交流，惠及大衆的民生工程更應該成為民間外交的重點。教育、醫療與扶貧尤其應該成為重中之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教育方面，我們在所在國更應注重小學與初中階段的群體，投入少但收效好，因為可以實實在在地改變受助者的命運，讓中國對于他們，不僅意味着藝術、文化、情趣，還意味着生存、發展與恩情。
其五，要改變中國民間外交不平衡的局面，把更多的資源投放到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西方發達國家民間社會與中國的民間聯系，可以通過市場化的經貿、投資、旅遊來實現，恰恰是不發達地區與國家更需要我們在資源配置上予以高度重視。
其六，要高度重視文化消費活動在推進民間外交中的作用。陽春白雪的傳統藝術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要獲得當地社會尤其是當地年輕人的認可，關鍵在于要有好聽、好看的文化消費品。日本、韓國在這方面的成功之處尤其值得我國借鑒。那就是用動畫片、連續劇來生動鮮活地推銷自己、赢得好感。中國的民間外交不能總是京劇與民樂，我們必須有自己的動漫、電影與電視劇來為中國形象站台。
最後，要充分利用互聯網+的曆史機遇，通過互聯網來實現中國與所在國民間的聯系與互動，一方面要在技術上為網絡共同體提供更多的硬件支撐，另一方面要在互聯網文化傳播、互聯網商務貿易上進行更多的突破，以切實構建不同國家民間社會之間的命運共同體。
「注釋」
①葉險明：《世界曆史的“雙重結構”與當代中國的全球發展路徑》，《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②劉德斌：《公共外交時代》，《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3期。
③周鑫宇：《民間外交要有新思維》，《世界知識》2016年第5期。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