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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争端背後的菲律賓民間輿情

時間:2024-11-06 11:16:55


    周雷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我的研究職業背景是人類學,與國際政治領域的理論分析和地緣戰略擘畫不同,我對他國的日常生活場景和民間輿情更感興趣,于是我通常不會選擇通過開學術會議和高端訪問來了解一個國家,而是更願意去親身走入對象國,感知一個媒體之外的他國日常政治。

與菲律賓接觸,首先從申請簽證開始,與菲律賓簽證官的談話簡短而公式化——這一點與所有簽證官類似,但是難以否認,在簽證官員之間來回傳閱我的申請文件和眼光打量中,我感覺到對中國申請者的些許寒意。

在一張皺巴巴的申請表上,菲律賓上海簽證處用透明膠布走兩道,直接把簽證貼在紙上,而不是貼在中國護照裡。當我乘坐飛機通過安檢時,我詢問中國的安檢人員,為什麼菲律賓不把簽證貼在護照裡,他笑了笑說:很複雜。幾乎在同時,我立刻意識到一定是護照裡的某張地圖涉及南海的疆域,仔細翻閱果真找到一張南海九段線圖;也就是這個原因,每個中國人的日常進出菲律賓都多了額外一層外交和鬥争含義。

宗教特征明顯的菲律賓日常社會

菲律賓是一個顯性的宗教社會,随處可見的不是佛教廟宇,而是形形色色的教堂,不管是在馬卡蒂、奎松,還是以“中菲友誼門”劃界的唐人街區域,教堂是最容易進入視線的公共建築。

一個周末,我在馬卡蒂區域看了四間教堂,都在進行各式的禮拜和受洗禮,禮拜的進行通常由大型的樂隊伴奏,在長時間的唱詩和聖經講授之後,伴随着集體痛哭流涕的忏悔。

教堂對于當地人而言,對公衆的兩個重要生活起到決定影響:孩子的出生和姻侶的結合,在每個教堂的宣傳欄都貼着長長的嬰兒受洗和接受婚姻登記的名單和個人照片。

這些教堂音樂也至少分為兩種流派,一種是基督教的福音派,使用了大量不同風格的音樂,包括改編一些流行音樂,在馬卡蒂的一座教堂,當地人甚至改編了Coldplay的Scientist,将這首歌作為宗教音樂使用;另一種是羅馬天主教派,對音樂有固定的曲目,選曲非常嚴苛和相對保守。

從宗教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聲音和情緒,乃至認知具有重要關聯,聲音通過在某些具體場合的集體行為放大,可以出現特殊的效果。菲律賓作為一個特點明顯的天主教社會,當地人日常接觸的音樂、聲響混雜的傳教聲音結構,勢必會影響他們認知其他社會和國際問題。

當我采訪在馬尼拉工作的中國記者和外交部派駐官員時,他們告訴我,當地人針對中國的南海示威和反抗雖然不罕見,但是在規模和持續性上,本地人對政府的腐敗和低效往往更有意見,同時對美國霸權和軍事間諜的抗議也是當地人關心的熱點,但是由于國際媒體的放大,中國的受衆往往會認為菲律賓存在一個整體的民族主義群體,他們對中國有一緻的極端意見。當四周出現警車的時候,各種警報聲、喊叫聲、高音喇叭的演講、聚集地高聲播放音樂等,這往往是被媒體放大的現場聲效。而作為媒體,他們很少前往菲律賓日常世界的正常表達中去尋找平和、理智的聲音,例如正常學術演講、公民論壇讨論、咖啡館分享、街邊聊天中出現的真實情緒。

據台灣“中央社”的報道,2015年7月25日,菲律賓示威者約有300人之衆,抗議中國建造島礁,“一名宗教界代表以生澀話語祈禱,為示威活動揭開序幕,他祈求上帝顯現力量,保護菲的疆域,同時感化中國大陸政府,讓北京學會遵守國際法,退出不屬于自己的領土”。這是日常宗教生活與政治和情緒表達交融的現實例證。

在我采訪菲律賓的期間,阿基諾三世受到梵蒂岡教皇接見的新聞與菲律賓獲得意大利在南海問題支持,以及菲律賓在南海仲裁案最後證據和聲明提交的新聞并列刊登,出現在當地各類社區報攤報紙的頭條之上。

此外,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當時将要在菲律賓宿霧舉行,主題為“基督在你們中,作為你們得光榮的希望”,這個海報在馬尼拉随處可見,其覆蓋率和普遍性可以比較中國在申奧運成功時的街頭覆蓋;這些與宗教有關的信息流布,都是菲律賓宗教生活的日常。

菲律賓“多首國歌”背後的多元社會

在菲律賓馬尼拉的Ayala三角公園廣場,這個大型公園在聖誕期間用高分貝音響連續播放各種舞曲、流行音樂、商業廣告音樂、音樂劇音樂、電影剪輯音樂等,形成了一個跨階層、跨年齡的受衆現場,人數數百甚至上千人。

但是與中國的廣場舞和“國家在場”不同,菲律賓馬尼拉的民衆不太使用國歌,或是那些表現家鄉、本土文化、族群文化的音樂來表達自己,而是不斷使用流行音樂來彰顯自己的都市身份。

菲律賓大學的民族音樂學學者胡賽-布恩孔塞羅(JoseBuenconsejo)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菲律賓人的國歌是法國式的進行曲——諷刺的是,這個反擊西班牙壓迫的音樂,在聲音上是抄襲西班牙皇家進行曲(nationalroyalmarch),一般不被民衆在表現民族主義情緒時使用,而是更多有儀式和政治功能。經常在抗議和遊行中使用的音樂是《我的祖國》(BayanKo)。

另外一名菲律賓學者安東尼奧-希拉(AntonioHila)則認為,音樂在菲律賓的政治表現和日常反抗中起到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菲律賓人反抗西班牙和美國殖民的方式就是通過高唱kundiman(一種當地浪漫風格的歌曲)這個音樂完成的。在菲律賓,進行曲不一定是高昂激烈的,相反可以是悲傷和舒緩的,例如marchafunebre,就時常在葬禮中使用。

希拉教授介紹,菲律賓某種程度上有多首音樂可以當作國歌使用,而在美國殖民時代,另一首歌也被當作國歌吟唱,那就是《獨立萬歲》(vivalaindependencia),作者是費爾南多-格列羅(FernandoMa.Guerrero)。如今在菲律賓,很多高中學校則使用一首名為danza的舞曲風格音樂,當作“國歌”使用,它根據菲律賓國父黎刹(JoseRizal)作詞的一首曲目創作而成。

當我結束在菲律賓大學的采訪,我看到音樂系的同學在使用菲律賓、爪哇、日本、中國的樂器準備一場校園音樂會,這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菲律賓聲音的日常。

無論從前文國歌的“衆唱紛纭”,還是幾個世紀以來不斷與海外融合,從四處流徙的菲律賓國民海外漂泊、文化互動的經曆之上,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一個分化、多元、階層化、族群化、殖民化的菲律賓“聲音世界”。而這種聲音具體到傳播學領域也同樣适用,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傳播在菲律賓更要懂得“在什麼地方唱什麼歌”,而不是把菲律賓民衆當作一個集體和抽象的整體。

活躍的華人政治和民間意見市場

2015年12月7日早上九點,位于馬尼拉奎松的卡姆甯餐廳會集了至少30名來自媒體、政界、學界、文化機構等的各界人士,參與一場關于菲律賓政治和教育的早論壇。

在菲律賓頗具影響力的參議員特裡安連(AntonioTrillanesIV)為主旨演講人,除了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倡議,呼籲政府應該開放更多的資金支持,用于鼓勵青年人進行各類職業培訓和附帶獎學金的大學學習;他同時還對菲律賓政府當下的許多對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當筆者詢問他關于南海問題的觀點時,他提到自己對這一問題十分關注,并提出了關于南海問題的核心主張。

他認為,任何有關南海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正确的數據來源,而目前圍繞這一問題的研究和基礎了解還很薄弱,錯數據将導緻錯結論;現有的許多菲律賓南海政策中不斷出現有人催逼現有局勢的升級,産生了負面的效果,許多數據是不可信的。此外任何對于争議問題的解決需要冷靜和客觀的土壤,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從熱度上來看不如往年,但是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這種“降溫”有時候可以為解決矛盾提供重要機遇期。

把記者、學者、政界人士集中在一起進行讨論,發起和組織這一系列論壇的人士為菲律賓華人李天榮,他的民間論壇被筆者總結為4B模式——Business(商業支持)、BreadTalk(早茶談話)、Briefing(信息發布)、Brainstorm(意見頭腦風暴),旨在凝聚不同的力量和關注力,促進當下問題的解決。

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受衆,通常會認為因為中國和菲律賓在南海問題的強烈對峙和競争,已經造成了政府層面的互不信任和關系走冷,并勢必向民間社會不斷滲透,對中菲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教育等領域也産生負面影響。

在菲律賓,因為該國一直以來就非常分化——出于宗教、社會階層、收入水平、知識水平等原因,所以基本上并沒有一個鐵闆一塊的菲律賓輿論,尤其是在南海這個國際時政問題上。

在這一意義上,當菲律賓的阿基諾政府出台種種不利中菲關系的言論,并施以行動時,中國的媒體界和學術界不應該為之幹擾,反過來應該使用更為積極和友善的方式來尋求多元互動,尋找菲律賓社會不同的建設性聲音,來促進南海問題的解決,并形成對現有菲律賓政府決策的正面影響。

菲律賓華人在當地生活的時間相當長,他們和菲律賓不同族裔的當地人形成了長期的親密互動,盡管各階層和族群之間存在隔膜和刻闆成見,但是菲律賓民間社會是一個相當動态和具有兼容性的意見市場。

同時,由于菲律賓是宗教特征明顯的社會,華人社會一旦融入天主教等當地主流宗教,從宗教屬性上看,基本上沒有“華人特征”;同時由于文化和語言的用進廢退,所謂的“中國血統”并不能轉換為一種“親中”行為。但是由于菲律賓華人與其他東南亞海外華人一樣,具有自如穿行多種文化的先天優勢和優秀能力,他們仍然應該成為中國理解和融入東南亞社會的最佳中介。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外華人作為一個整體其本身就是高質量的“海外媒體”和“文化媒介”。

民生比政治更重要

當筆者前往岷倫洛(Binondo)的唐人街時,讓人感覺這個城市從來沒有“洗過臉”,甚至也沒想過“洗臉”,各種曆史的塵垢不斷堆積形成一個大花臉。當地許多華人會說菲律賓人失憶了——好像他們在說這些話時,自己已經身處菲律賓之外,他們說阿基諾家族祖上就是對殖民者妥協,幫助入侵者統治的“菲奸”。

對于當地華人來說,他們經曆并親眼見過這些殖民者和入侵者所幹的事情,當然會很自然會感到奇怪,為什麼“你們”會選擇這樣一個人做總統——當地一位從事媒體工作的老華人在接受筆者訪問時這樣說。在菲律賓土著看來,不同時代定居并融入菲律賓的中國人過于實際,能幹務實,中國人的那種想方設法的生活方式有時被看成“奸詐”;而在菲律賓華人眼中,那些土著和以土著自居的菲律賓人,則有點曆史失憶,進而在很多大是大非問題上模棱兩可。

這種模糊的曆史感和失憶,曾被一位英國人類學家菲納拉-加内爾(FenellaCannell)概括為“随時妥協的苟活模式”,2008年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期間,修習了她的一門東南亞研究的課,她當時使用的原話叫“modusvivendi”。把菲律賓放到她的被殖民曆史中,也許很好理解,因為這個國家大部分的“曆史記憶”都是殖民者生産的。從1450年開始是穆斯林王國時期,兩三百年後來了荷蘭人,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1896年當地人開始反抗殖民軍,當時誤以為碰上了美國這個好朋友,沒想到這是另一個來替代西班牙的新殖民者,中途除了日本的短暫占領和殖民,菲律賓開始成為美國的仆從國。

從共同曆史記憶上,菲律賓也一直試圖擺脫殖民,謀求一種獨立和自尊,也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應該積極利用包括海外華人在内的曆史記憶,進行更多的跨文化修複:圍繞日本的東南亞入侵和戰争暴行,包括菲律賓在内的許多東南亞社會都存在大量的“性勞工”(慰安婦)、二戰老兵、反法西斯抗戰遺孀和後裔等群體,他們往往保存着大量珍貴的曆史記憶和現實文化證物,中國應該和菲律賓人一道,更有效守護好這些即将消逝的曆史記憶;中國應該學習菲律賓華人創建“老兵銀行”(Veteran’sBank)的方式,由二戰老兵家屬參與管理的專門銀行和基金會,負責各類社會記憶工程的保護和知識生産,并更好服務于這類對東南亞社會有特殊貢獻的人群。

此外,圍繞東南亞的社會發展,這一區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發展不均衡、城市化模式的可持續性差、環境污染和資源透支、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不均衡等問題,因此,在這些領域應該進行更為系統的跨國合作和項目運作,而不應該把東南亞理解成各自的生産資源和産品行銷市場,而是把彼此的社會福利、環境壓力、知識協同當作工作對象。

隻有将彼此的視線從地緣政治、軍事競争、能源通道、漁業資源的單一性角度轉移開來,關注南海周邊國家各自圍繞近海海域、城市形态、經濟模式、社會資源分配、知識生産和協同内在的問題,這樣才能創造更多合作的機會。

更為關鍵的是,不要把某些階層和集團利益的意見加諸整個國民之上,并用這種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來綁架南海問題的解決。具體到菲律賓,僅僅在馬尼拉,這個龐大的城市群裡除了商業樓宇林立、紐約式的馬卡蒂,也有相對破舊、城市基礎設施薄弱的奎松和岷倫洛,即使隔着一條巴石河,那裡的貧民窟和馬卡蒂的CBD群俨然兩個“國家”。

因此,中菲媒體互動、文化互動、政治互動不應該僅僅針對生活在馬卡蒂高大樓宇的富人和白領,而是要更多走向多元、豐富、勤勉的菲律賓民間社會——這一原則适用于整個東南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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