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和
2014年秋，我應邀和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一起去尼泊爾參加一個學術活動，主題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對尼泊爾的影響”。李希光教授作為主講，以《習近平的新中國喚醒世界》為題，高屋建瓴，非常宏觀也非常全面地介紹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念，指出發展中國家應當選擇适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堅持自己的價值觀而不能照搬西方。從“四個自信”到“一帶一路”，李教授發言的内容非常豐富，很有說服力，深受尼方聽衆好評。聽衆中不少是國會議員、大學教授和各界學者。
在這樣豐富宏觀的報告之後，我還能講什麼呢？
我認為，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對國外的影響，具體到這次學術活動就是對尼泊爾的影響，可以像李希光教授那樣從宏觀的角度來講，也可以從微觀的角度即某個側面切入。結合我2009年第一次去尼泊爾旅遊的經曆，我就從這個角度講了中國的發展使日益增多的中國普通老百姓走進尼泊爾，從而使兩國人民切實增進了感情和了解。
選擇這樣的角度，當然還需要有大背景和紮實的數據來支撐。這樣的數據并不難找：中國政府2000年将尼泊爾列入中國公民自費出境旅遊的17個目的地國家和地區之一，在2009年我第一次去尼泊爾旅遊的那一年，尼泊爾接待了1.9萬中國遊客。4年後的2013年，前往尼泊爾旅遊的中國遊客增長到10.9萬人次。而2014年前6個月，尼泊爾就已經接待了5.1萬中國遊客，同比增長22.41%。同時中國飛往尼泊爾的航班也從每周14班增加到56班。
不容回避，自費前往歐美的中國遊客要比去尼泊爾的多很多。但同樣不容回避的是，去歐美的中國人中有不少是去留學或幫子女照顧孩子，而前往尼泊爾的絕大多數是單純觀光或度假。更有意思的是，我在國内一家著名的自由行攻略網站上發現，驢友談旅行經曆和體會的網頁，尼泊爾和美國相當，都是100多頁。不少談尼泊爾旅行經曆的網文點擊量都在2萬到9萬次，并不比談美國遊曆的網文少。很多網友是一去再去。他們根據親身經曆所寫的網文，充滿對尼泊爾的贊美——不僅贊美這個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國度的自然人文景觀，更贊美那裡淳樸熱情的人民。許多網友說，尼泊爾之行糾正了他們以往對這個國家的刻闆印象，豐富了他們對尼泊爾的認知，更使他們愛上了那裡的老百姓。
中國遊客通過旅行對一個國家和那裡的人民獲得的了解、興趣和感情，并不在任何官方的統計範疇。但是官方統計不包括在内的這些，卻彌足珍貴。
中國公民自費前往尼泊爾這類國家，印證了中國旅遊的發展，而這個發展确實與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息息相關。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人均GDP不足100美元，改革開放之初雖增加到200美元，卻遠達不到公民個人自費出境旅遊的水平。直到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我們才看到國人在國内旅遊的激增和出境遊的開端。2008年，中國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公民出境遊人數從2003年的2000萬人次猛增到4584萬人次。到2014年已經突破了1億人次。這些遊客對當地經濟的促進顯而易見，而他們通過旅遊對這些國家增進了解和情感，更是一種無形資産，特别是對尼泊爾這樣并無很多餘力在海外推介自己的欠發達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和中國老百姓共同分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
2014年8月，本文作者（右一）與李希光教授和尼泊爾時任總理蘇希爾·柯伊拉臘（SushilKoirala）這樣微觀地從一個側面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尼泊爾朋友也很認可。他們對我說，這樣的介紹具體直觀，很親和。
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振興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必然不同于老牌發達國家。我們在宏觀層面推介“中國夢”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從微觀層面捕捉那些鮮活生動的實例，以親和的方式讓人感受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有益于中國，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真實
職業新聞工作者都知道真實的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也強調，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我親身經曆過兩件事，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真實性在國際傳播中至關重要。
一件是1996年的一天，我接到新華社紐約聯合國分社發來的一個傳真，說美國一家科普雜志社希望我們就一條英文電訊提供詳細報道。傳真附的這條電訊援引某報海外版的一條消息稱，一支中美聯合考察隊近日在福建武夷山區人迹罕至之處，發現了被認為久已絕迹的極為珍貴的中國墨猴。
我看了這個傳真，心裡咯噔一下。因為除了這家報紙，這條報道沒有任何消息源：中美兩國哪個機構的考察隊，都有哪方面的專家？“近日”是何時？報道中根本沒有提。
我隻好從兩個方面追根溯源。一方面，我先是找到刊載這條消息的版面編輯，再追蹤到福建那位作者，詢問他的信息來源。他說是根據當地晚報的一篇報道，是哪一天的，他記不清了。而當我追到當地晚報，卻得知對方根本沒有發過任何關于武夷山墨猴的報道。
另一方面，我分别詢問了林業部、福建省林業局和武夷山管理局等主管部門，得知，近日武夷山沒有去過任何科學考察機構，更沒有中美聯合考察的項目，也從來沒有發現過墨猴。
花了大半天的時間，證實我們的新聞機構發了一條假新聞。還得老老實實告訴美國那家科普雜志，這是子虛烏有之事，我真是覺得無比窩囊：丢人丢到了大洋彼岸！如果有關編輯在把這樣一篇東西作為新聞報道發出之前，審查一下它的信息來源，打幾個電話核實一下，是不是可以避免這樣一篇不實報道？
另一件是2001年，我們的記者文赤桦去重慶地區采訪，回來後寫了一篇特稿，介紹一個貧困山區鄉村中學的教師們堅守理想、忠于事業、嘔心瀝血地在貧困山鄉辦出了一流的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的事迹。報道經我編發，之後香港《南華早報》以将近一個整版的篇幅刊出。
這之後不久，我們收到這所中學校長的來信，熱情洋溢地對文赤桦表示感謝。這在我們這樣的對外新聞單位是比較少有的。原來，德國克虜伯集團香港分公司的老總在看到這篇報道之後，兩度前往重慶，幾經周折找到這所學校，找出報道中提到的十幾位教師、學生和家長，對照報道一一核實，确認了報道完全真實，然後決定捐助這所學校。這在這所學校創辦幾十年的曆史上是第一次。
這樣認真的讀者當真少見。而我們記者的報道經受住了這難得一見的苛刻檢驗。如果報道有一點不實之詞，不要說對學校的捐助會泡湯，我們自己也會信譽掃地。
世界進入了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各種信息鋪天蓋地。作為中國的職業新聞工作者，在國際傳播中必須堅持新聞真實性的原則，注意辨僞，确保中國新聞的信譽。
曆史觀
對外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有正确的曆史觀。這特别體現在對政策、曆史背景等等的解釋上。如果對曆史沒有正确的把握，這些解釋就不準确，而且會抹黑我們自己。
誠然，社會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對之前的一種否定，但是這種否定是社會的發展而不是自我貶低乃至自視為一無是處。比如，談到改革開放前後的對比，不少媒體喜歡用之前的物質匮乏來襯托如今的社會繁榮和民生富足。可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以下三點。第一，這是在1949年中國經濟的爛攤子上搞發展建設時必然要經曆的一個階段；第二，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新中國搞封鎖禁運，忘記或漠視這一點，就違背了曆史；第三，這也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在做改革開放前後對比的時候，應該牢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兩個曆史階段不要互相否定，辯證客觀地看待曆史，準确地把握報道的基調。
改革開放，雖然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黨和政府就是閉關鎖國的。不少人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簡單地歸結為“一邊倒”，暗含着自我封閉的意思。這其實是以偏概全，并不是曆史的真實。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是，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已經由意識形态領域延伸到經濟領域，由美國發起，西方國家于1949年成立了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将軍事武器、尖端技術産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産品列為絕對禁運或數量管制及監視項目，禁止或限制與蘇聯東歐國家的貿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美國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操縱聯合國大會于1951年通過對中國等國的禁運法案，之後巴統又設立了專門針對中國的執行禁運機構，開出了對中國貿易的特别禁單，所列禁止出口到中國的項目比禁運到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項目還多500餘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根本不可能倒向美國。
周恩來總理在1950年9月30日作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中講得很清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複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新中國成立一年中，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有17個國家，其中有6個不屬于蘇聯陣營，另有8個國家正在談判與中國建交，其中英國等4個國家都不是蘇聯陣營。這能說是“一邊倒”嗎？
1952年，周總理闡述新中國執行的對外政策時，談到了“另起爐竈”“打掃幹淨屋子再請客”“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等方針，其中講到“一邊倒”的方針時，他說：我國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陣線一邊，旗幟鮮明，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幻想。如果沒有這一明确的宣布，帝國主義者就會胡思亂想地望着我們，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時還想鑽空子。“一邊倒”的方針給這種胡思亂想的人澆了一頭冷水。
這樣的外交方針和實踐，怎能簡單地概括或理解為向蘇聯的“一邊倒”呢？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按毛澤東主席的說法，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後經1954年日内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發展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我們優先發展和蘇聯的關系，但是從來沒有脫離平等待我、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則。而新中國的外交實踐，就是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這為中國今天的改革開放和走向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香港的處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中國大陸，但到了香港邊境卻戛然而止。很多人以為，解放軍隻要一個團，最多一個師就能把香港拿下來。然而，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始終堅持“暫時不動香港”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周總理曾說，在美國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情況下，維持香港現狀，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國際通道”與“窗口、望站、氣象台、橋頭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利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阻力為助力，變被動為主動的理性選擇，是上乘之策。他還說，因為香港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我們在那裡的企業，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企業，資本主義的經營。
這可以說是“一國兩制”的雛形。因此，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不是某些國家的恩賜。這是新中國外交戰線及各條戰線和全體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齊心力、自立自強、打破封鎖的結果。講好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應該有這樣的曆史觀。
西方國家對我們封鎖禁運了幾十年，至今還不時掄着制裁的大棒打擊我們，卻把“閉關鎖國”的帽子扣到了我們的頭上。這樣颠倒曆史颠倒是非的做法，我們如果看不清楚，不僅改革開放的故事講不好，對中國和世界未來的走向也不會把握好。
所以，做國際傳播，一定要強調正确的曆史觀。（作者供圖）
責編：吳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