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的不隻是中國，中國的新時代遇上了新世界。一方面，世界對于中國的認識還未來得及跟上中國前進的腳步。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在進入新時代的同時時刻留意世界的變化。2017年6月8日，《金融時報》發表了對其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的專訪《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國謎題”》。在采訪中，沃爾夫總結了他常年關注中國改革發展的觀點：在西方人看來，中國有一些讓人着迷的、專屬于自己的“謎題”。正是這些“謎題”讓很多西方人無法準确、客觀地認識中國和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曆程。面對這些“謎題”，我們在對外傳播中應該給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讓中國的智慧與方案更好地為世界所理解。
“謎題”一：如何認識當下的中國？
往往越是簡單的問題越會産生迥異的答案。這是“中國謎題”的起點，也最難給出答案。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緝思教授曾經用如下的方式描述中國。從人類學的視角來看，人們談到中國或是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黃皮膚、黑頭發等生理特征。血脈傳承的中國很直觀也更符合中國人尊崇祖先的傳統。但是西方人還是會将中國人和東亞地區的其他人群相混淆。從文明傳承的角度來看，中國是自夏商周開始就存在于當前中國大地上的一個以漢族為主體民族、以儒墨道法為文化傳承的國度。當一個黃皮膚、黑頭發的人講中文、寫漢字，子曰詩雲脫口而出，那麼中國或中國人的形象就更加生動了。不過，日本和韓國也保留了許多中國文化的烙印，因此這樣定義中國也不盡準确。最後，從政治學的視角來看，主權意義的中國隻有一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
相比起前面兩個“中國”的概念，主權意義的“中國”最年輕。主權的概念引入中國并且被中國人所接受也隻有150年左右的時間，而且主權意義的中國有完整清晰的邊界。從概念所涉及的時間和空間來看，三個“中國”的概念（血脈傳承的中國、文明傳承的中國和主權意義的中國）無法完全重合。這就導緻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總會把三個“中國”的概念混淆。例如：看到駱家輝，很多中國人認為他外表和我們一般無二，因此對他有天然的親近感，認為他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應該會對中國格外友好。這顯然是把血脈傳承的中國和主權意義的中國混為一談。
通過上面的讨論可以看出，認識中國僅僅套用概念往往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誤解。在現實中，中國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樣，不同人接觸到的可能隻是中國的一面。例如：看到大城市的高樓廣廈，有人說中國無愧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稱号。但是，當走進中國的貧困地區，又必須承認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的确同時發生在當下的中國，這對于很多外國人來說就是一個“謎題”。
“謎題”的解答不能僅僅從諸多關于中國的籠統概念入手，而是需要從中國的發展曆程入手。特别是，對于當下的中國，正确認識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與問題是客觀全面認識的前提。在新時代的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當前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中國共産黨對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所取得成就與不足進行的科學判斷。我們以此為基礎并沿着這一思考路徑，能夠對“如何認識當下的中國”這一問題有更加全面的解答。
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後，效率優先的原則讓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中國用不到40年的時間初步完成了很多西方國家一兩百年才能完成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40年以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使得外界認識中國的進度無法趕上中國變化的速度。現在的外國人不再是通過膚色、服飾或是抱拳行禮認識傳統的中國和中國人，而是通過高鐵、網購、共享單車、微博認識快速變化的中國和創造這一切的中國人。
然而，在效率優先的影響下，我國的發展也遇到了不能回避的問題與挑戰，例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生态環境保護任重道遠；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民生領域存在短闆；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等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在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中，堅持正确認識自己，不盲目崇拜成績，也不回避問題。這些要求看似簡單，但是确實是在未來發展道路上對我們的考驗。
“謎題”二：如何堅持中國的道路？
回顧改革開放走過的道路，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一個古老的文明，用一種超出想象的速度與世界接軌并且實現現代化，這本身又是一個“謎題”。正如沃爾夫談到的：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大成就是由一個共産主義的政黨所領導的。100多年前，共産主義誕生于西方，之後也在西方開花結果，但是最後卻沒有被接納為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态。然而，在東方，作為一個古老的文明古國，中國用這樣一種在西方看來非主流的意識形态開啟了一段傳奇的變革之路，并且用一個又一個奇迹讓世界刮目相看。
更令西方人感到新奇的是，根據很多西方學者的邏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将會變得更加富有，也将出現更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産階級，或許中國會像當年的韓國一樣回歸西方的模式，而改革開放的道路隻是中國向西方靠攏的一個階段。這個結論背後的邏輯是，他們認為西方的模式（特别是政治制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标準，而中國在當前的發展道路上距離這個“标準”還有一定距離。西方國家的這種優越感産生于近150年内中國和西方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但是，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多項舉世矚目的活動讓世界看到了一個充滿自信的中國。彼時，西方國家尚沒有完全從心理上接受一個嶄新的、現代的中國，而已經式微的優越感反而成為了一種傲慢的情緒。這些傲慢與優越感已經發生改變，随着近些年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擡頭，很多社會精英也開始反思西方的模式是否還能有效地運行。
盡管西方世界的傲慢與中國的自信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但是中國仍将自己的發展之路與當代國際體系較好地融合在一起，沒有喪失自己的方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改革開放曆程中其實已經有人回答了西方人心中的“謎題”。第一個回答的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改革開放出現波折的階段，鄧小平同志基本解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道路選擇問題。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表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标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在這一論斷的基礎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開啟了“加速”模式，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是任何人也無法否認的事實。相較于同一時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中國共産黨在經濟發展領域的決策與管理水平也獲得了世界的認同。
改革開放的成果與世界的認同是中國共産黨對改革開放道路充滿自信的來源。正如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強調的，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着正确方向發展。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穩定性與延續性的重要保障。
中國人民也從發展中獲得了自信，在改革中不斷堅定自信。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強調：“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這一觀點在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具有特别的意義。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一方面在改革開放道路中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從未中斷總結過往的教訓，在複雜的國内外形勢中保持對改革開放的堅定信念與清醒的頭腦。這樣才能确保中國能夠在諸多因素幹擾下繼續創造新的成就。
“謎題”三：如何處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
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關于中國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傳言從沒有減弱。所謂中國和美國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論早已不新鮮。在很多西方現實主義者眼中，曆史上幾次“修昔底德陷阱”導緻的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全面沖突是否會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重現的疑問，也是需要探尋的“中國謎題”之一。
當前，中國的“新時代”遇到了一個怎樣的“新世界”？近年來，很多全球性問題無法在舊的國際規則和機制下得到有效地解決。因此，許多新的國際規則與機制不斷湧現。但是，一些舊的國際機制仍然發揮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同一個治理空間，形成了新舊國際規則與機制并存的局面。這其中涉及到新舊國際機制之間的互動，一方面新機制能否促使舊機制改革，另一方面新舊機制之間是否能夠進一步融合，或是由新機制取代舊機制。然而，如果在同一個功能領域，多個國際機制同時并行，而且它們都擁有各自不同的規則體系，這勢必導緻國家遵守規則的成本越來越高昂，甚至形成“遵約困境”，削弱國際機制的有效性。例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在美國倡議下，二十國集團的會談機制從部長級别提升為領導人級别。随着2014年克裡米亞危機後俄羅斯被八國集團除名，日趨機制化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已經取代八國集團成為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協商平台。原有的八國集團中剩餘的七國更多地體現了政治上的合作關系，其全球治理的功效則日趨縮減。
由于中國已經處于并且仍将處于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之内，中國必須在這一體系内尋覓發展的機會，因而時常遭遇美國的阻力是在所難免的。因此，為了緩解來自美國的壓力，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始終強調要堅持韬光養晦的政策，不會走“國強必争、争則求霸”的道路。直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不過，中國不稱霸的初衷與現實中世界對中國的定性有較大出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6年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号其實已經隐晦地表示，不應該再抱着不合時宜的優越感，需要正視美國的衰落以及中國對美國的挑戰。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确将中國視為“競争對手”。在2018年初，美國更是試圖挑起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盡管這一輪貿易摩擦暫時緩和，但是關于國際規則的角力已經成為中美兩國之間鬥争的主要戰場。
毋庸諱言，當前的主要國際機制大多是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這些機制在建立之初并非是完美無缺的。美國自身也會對這些機制提出修正意見，甚至是退出一些“效果不彰”的機制。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國計劃從多邊主義回歸雙邊主義，而中國則繼續堅守多邊主義。這引發了很多西方人（特别是美國人）的讨論。例如，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并希望回歸雙邊的方法解決貿易平衡的政策，讓中國有機會通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進一步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又如，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強調，“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這與美國近期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形成鮮明對比。
解答這一“謎題”還是需要從中國的改革開放入手。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新型大國外交”歸根結底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延續。2018年4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鳌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中指出：“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人民始終敞開胸襟、擁抱世界，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打開國門搞建設，成功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了中國貢獻。”近年來，習近平主席所提及的中國貢獻不勝枚舉。随着中國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乃至後來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國力日益增強引發的要求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補充現有國際機制的呼聲日益高漲。這說明，中國的“新型大國外交”将更多地從參與者的角色走向建設者的角色。通過公平的價值理念、符合邏輯的科學依據和充分的實證檢驗來吸引更多的成員進入中國“制造”的國際機制，這是當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一項重要工作。
對于中國本身來說，深化改革是我們進一步融入國際體系、适應“新世界”的途徑。其中，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并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的兩大重要改革措施。這兩大措施是互為依托的，通過新型智庫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創建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新的學科體系建成後又可以反過來為智庫的建設提供更多研究或觀察的視角。
無論是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還是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進一步開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如果希望世界能更加清晰準确地了解中國，中國就需要在更高層次上的堅持開放。這種高層次的開放不能僅僅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引進外國的資金、技術等操作層面，而應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背景下，全面參與各領域的全球治理，在與世界各國的互動中增進了解，用開放的姿态破解關于中國的各種“謎題”。
責編：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