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帕：這是個非常個人化的作品，即便不是自傳，主人公莫非和史鐵生本人的生活也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們當然并不确定，史鐵生本人生前是否真有酗酒經曆，據他的妻子說并沒有。但這點就沒必要糾結了。反正他的體驗無論是來自哪裡，都有種生活化的深刻。
我自己年輕時跟朋友們在劇院裡喝得也比較多，但我沒有機會變成真正嗜酒的人，因為我多喝一點就會不舒服，但我的朋友裡對酒有依賴的大有人在。所以我知道，比起清醒者，酗酒者會說出更多真相，再加上底層人物設置，他的視野也更寬。史鐵生對一位酗酒者心理狀态的把握能力值得佩服。我也佩服他的勇氣，他通過這樣的人物，訴說自己相信的真理。我還特别喜歡劇本中酗酒者的語言邏輯，那是一種被邊緣化的、被視作精神病人的語言。
三聯生活周刊：酗酒算是種心理疾病，你覺得這是史鐵生的身體疾病在作品裡的某種投射嗎？
陸帕：史鐵生的疾病和酗酒者的狀态之間，肯定有極大的關聯。也正因如此，這部戲的内容才得以充實。因為原作裡其實真正的角色隻有酗酒者一人，大部分台詞都是獨白。他一個人走路，一個人暢想。楊花兒，酗酒者的過去，20歲的年輕人，耗子（這是酗酒者的另一個自我），這些角色其實都源自史鐵生自己的生活，我希望觀衆能關注到這些。
三聯生活周刊：據說還有一位完全由你創造的角色，一位荷蘭女記者，為什麼是個荷蘭人？
陸帕：這裡有個挺有意思的故事。我每次去國外，告訴别人自己來自Poland（波蘭），對方都會恍然大悟地說，哦，你是Holland（荷蘭）人。波蘭、荷蘭，人們真的分不清嗎？記者代表了我，所以我讓她跟我一樣，來自一個人們說不清楚究竟是哪兒的國家。這位記者剛剛結束一段戀情，前男友很愛中國，所以分手後，她一個人來中國，碰到莫非，二人之間發生了一些故事。但在觀衆看來，這可能會有些糊塗和不明确。而且他們兩個交流是用英語。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角色？
陸帕：我會想，我作為一個外來者，要怎樣進入中國的世界，我這個外部者的視角怎麼體現。而且，我從前對中國一無所知，我需要對這裡的觀衆誠實，想讓他們知道，我是外來者。這位記者的另一項重要功能，是她需要代替我問很多問題。但她和莫非，兩個人英語都很差，也就是說，語言也是殘疾的，作為工具，也是非常不完美的工具。
三聯生活周刊：史鐵生的這一戲劇文本，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裡？
陸帕：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創作時沒有感受到世界的很多矛盾，他寫出的就不會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如果史鐵生的劇本沒有難度、沒有意義，我就不會去做。如果是已經完成了的成熟劇本，我也不會去做。我要添加自己的内容，人物和作者之間有矛盾，所以我既要進入作品，更要去感受作家本人，在劇本裡添加枝節，讓觀衆明顯地感受到寫作的過程。
三聯生活周刊：是不是相比劇本，史鐵生更吸引你？
陸帕：最近幾年我最喜歡的，是奧地利作家托馬斯·伯恩哈德，他的作品裡就有很多矛盾。排一個作品，就必須挑戰這個作品，必須跟作家對話。是伯恩哈德教給我這種對話方式。戲劇有這樣一個特點，它不是給一個完成的文本加圖片，不是給它插畫，戲劇要回歸真實生活。所以，對我來說，戲劇的對照是生活，一部戲并不是照着文學排，而是要照着生活排。所以每次都要做逆時間的旅行，回到過去，回到文學之前的生活場景。
三聯生活周刊：聽說你去了三次地壇，我很好奇你在那兒做了什麼？
陸帕：在我讀的史鐵生作品和他的人生經曆當中，最讓我感動的一幕，就是史鐵生寫，母親偷偷跟在他身後，又不想讓他知道，但其實兩個人又互相知道。這個細節對解讀這個劇本最重要。所以在創作的不同階段，我要去地壇這個地方看看，要感受觸摸這個空間。我要去那兒感受冬天和夏天，看它在不同季節下是個什麼樣兒。我每次去，都幻想找到他寫的那處和母親互相藏身的地方。但那裡現在植物很少了，實在沒有一處看上去可以藏身。但奇怪的是，他們在天津找到了一個類似的地方。據說，其實拍電影常常遇見這種情況，作者描述的地方，往往并不最适合做取景地。因為作者總會加入自己的想象，那實際是作者頭腦裡的地方，與那個地理名字重合的地方有出入太正常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實地到了地壇，跟讀到的有什麼不一樣嗎？
陸帕：現在的地壇已經沒有從前的氣氛了，那個讓史鐵生産生藝術感悟的地壇已經不複存在了。所以在戲裡面，我用一個廢棄的廣場代替了它。地壇經曆過翻新，可能翻新者的審美比較奇怪，它破壞了史鐵生的地壇，就像某種東西被剝奪了，所以我選擇了一個最醜陋、最無趣的地點作替代品。這在莫非和記者的對話中也有體現。莫非告訴記者，他原先有個特别好的地兒，他在那兒發現自己的寫作使命，反思人生。現在隻好去到這個廣場。我想象了廣場的樣子，畫了草圖，在天津照着這圖找，最後竟然在那個發生過爆炸的地方，找到了與草圖完全一緻的地點。
三聯生活周刊：在中國排一個中國作家寫的戲，難在哪裡？
陸帕：其中一個最難的問題，是錢程和他夫人張青都是夢想家。我自己沒有在中國排過戲，天津大劇院也是第一次國際化地制作戲劇，我們雙方都沒有太多經驗。找演員的過程很難，也很漫長。有一兩個角色因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員，我最終取消了角色。但最後找到的演員們都很了不起，因為他們充滿興趣和激情。
三聯生活周刊：在國外進行藝術創作，會考慮适應本地文化這件事嗎？
陸帕：肯定不會是完全本土化的，因為如果是一個外國導演排出來的中國的東西，會十分搞笑。《酗酒者莫非》的中國性，大部分是演員帶來的。我可能試圖找一個全人類共有的情緒，比如說孤獨，酗酒問題，生存恐懼的問題，邊緣化問題。這很像戲中記者和莫非之間的角力關系，互相摸索，互相了解。既要劃界限，可又找不到基準點，既要尋求共同點，又不斷發現不同點。可一切總是模糊，說不清。
三聯生活周刊：你仍會對這種跨文化創作感到焦慮嗎？
陸帕：在每個國家的體驗都不一樣。我自己沒有偏見，不會勉強他們接受自己的想法，當然，到最後還是導演說了算。一般，我會先了解當地文化和已有的創作條件。其實我現在很大的焦慮，是我現在慢慢變成一個國際導演，我正在跟自己國家的文化産生越來越大的距離。在波蘭，因為政治原因，戲劇不能自由發展，我有點傷心。我感覺波蘭文化在慢慢下坡，于是我自己不得不出國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