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比三年前，1984年，也是發表在《北京文學》第一期頭條的《星星》，就能意識到餘華經曆過怎樣的脫胎換骨。《星星》是他第一篇發表在重要刊物上的小說，寫一個智力超過他年齡的孩子（我以為，性格原型就應該是他自己），迷上小提琴後得罪了左鄰右舍，也招惹了孩子們。最後，父母決定把小提琴賣掉，于是孩子憂傷極了。這是一篇因果明确、叙述直白的習作，當時的《北京文學》請他到北京改稿，讓他加了一個光明的尾巴。那是蘇辛群主事的時代。
餘華因為這篇《星星》，進了海鹽縣文化館，之前他中學畢業後，在一個鄉鎮衛生所當牙醫。他認識我後告訴我，他最初的創作是由崇拜川端康成始——因為讀到《伊豆的歌女》，使他有了最早的創作欲，他從川端康成小說中讀到敏銳的多愁善感。他後來對川端康成的概括是：“川端擁有兩根如同冬天裡的枯樹枝一樣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種衰敗的景象。”他說，改變是1986年春，一本《卡夫卡小說選》。在杭州的一家書店裡，當時隻剩下一本，朋友先買了。随後，回到這朋友家中，他許諾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換下了這本《卡夫卡小說選》，讀到《鄉村醫生》後，如醍醐灌頂——原來小說還可以這麼寫。他說，是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想象力，教會他要用異常鋒利的思維，輕而易舉，就直抵人類的痛處。他讀到的這本《卡夫卡小說選》，應該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孫坤榮主編的。
1987年餘華像是迅捷完成了一個三級跳，一下子就成為莫言、馬原之後，新生代作家中最耀亮的一位。他先在《北京文學》又發表了一個篇幅不到4000字的短篇《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寫一個陌生人上門，莫名其妙地拉“我”去看望一個将死的、其實并不相識的朋友。這個荒謬的中午，“我”被拉到一個死人身邊，作為“朋友”，認了一個悲傷的母親。這個荒誕結構，是他在《十八歲出門遠行》成功的基礎上，進而思索人與人關系的結果。寫完後，他大約馬上意識到了短篇小說空間局促而無回旋餘地，于是就有了中篇小說《四月三日事件》。那時他還陷在抽象的荒誕裡，《四月三日事件》令我想到法國新小說派代表人物羅布·格裡耶，它的主題是恐懼。小說以第三人稱“他”，叙述童年視角中敏感到誇張的感覺世界。“四月三日”是個莫須有事件，是“他”在不安中感覺到會有什麼“事件”發生。這預感從對“他”構成誘惑的女同學白雪的暗示與梧桐樹下那個中年男子始，延續到最親近的同學、父母與鄰居。“他”先是處處感覺，大家都在背着他議論他；然後，事情真按他的想象發生，他處處感覺到被監視，所有人都參與了監視。他因此就感覺“四月三日”會有針對他的謀殺，結尾便爬上了停在車站一列貨車的煤堆，決心離那個“陰謀”遠去。小說是由荒誕想象構成的因果，作為他的第一個中篇，說實在的寫得有點累。他告訴我，這小說其實是他兒時夢魇的寫照。他說他兒時夢到最多的是周圍長滿青苔的井，說不清在夢裡曾滑到井裡多少次。再有，就是在夢裡殺人，沒有殺人經過，隻有因殺人帶來的驚險追捕，常常吓出一身冷汗。他說他兒時因此有莫名的驚恐——走在狹窄的路上，常怕正常行駛的汽車會突然沖過來撞到他；夜晚走在弄堂裡，對面過來的人影也會吓他一跳。在《四月三日事件》一開頭，他就寫道：“他突然發現自己踩在她躺倒在地的影子上，那影子漆黑無比，那影子一動不動。這使他驚訝起來。”這個“她”是“身穿淡黃色襯衣”的白雪。
緊接着《四月三日事件》，這年年底，他又在《收獲》上發表中篇小說《一九八六年》，跳出驚恐開始寫殘酷。《一九八六年》有一個引子，交代“文革”中一個曆史教師失蹤，留下妻子與一個三歲的女兒，妻子後來改嫁了。曆史教師是因研究古代刑罰而被抓，當晚其實他逃跑了，所以，小說真正開端，是他變成瘋子，回到了鎮上。這小說有意思的是寫受盡精神折磨的瘋子與女兒現在一家的關系，從象征的角度，瘋子當然代表“文革”那一段無法回首的過去。小說裡，瘋子回到鎮上，影響了已經生活在新時代中女兒的歡樂，給“她”母親帶來了驚恐。瘋子在自己身上做古代的種種酷刑表演，那些鮮血淋淋的表演顯然是他的研究與“文革”記憶的綜合，他的表演就一次次傳遞給“她”母親，賦予她噩夢。最後，“她”母親終于恢複了正常，如釋重負地說：“天亮時我聽到他的腳步，他走遠了。”這時，瘋子已經死了，“她看到父親的頭發全白了”，生活就迅速平複，他們三人又可以一起上街了。結尾一節，餘華換了一個視角，寫瘋子叫着“妹妹”迎面而來，夥伴就對“她”說，這瘋子在尋找他妻子，并暗示“她”看前面走來的母女。于是，“她看到這母女倆與瘋子擦身而過，那神态仿佛他們之間從不相識”，“她倆走得很優雅”。從這個中篇起，餘華找到了他獨特的落點：以優雅的語言寫殘酷。這篇小說裡，他寫太陽，已經是“一顆輝煌的頭顱，正在噴射鮮血”；寫火焰，已經是“一堆鮮血在熊熊燃燒，噼噼啪啪四濺的鮮血濺到了他的臉上，像火星一樣灼燙”。餘華的寫作方式與蘇童是截然不同的，餘華迷戀這種鋒刃割裂皮肉中的張力。（待續）2004年，餘華在巴黎的朗誦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