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琳——滿洲親貴
和琳，滿洲正紅旗，鈕钴祿氏，和珅的親弟弟。
在駐藏之前，先後任筆貼式、禦史，負責巡視漕運，又任兵部和工部侍郎，很有才幹，得到乾隆的賞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一直在文職崗位上的和琳突然被授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這一武将銜，這是一個明确的信号：根據清代制度，隻有武将才能成為駐藏大臣，和琳即将參加到這一年的一場大戰之中——讨伐廓爾喀之戰。
戰争中，和琳負責拉薩以東的軍需、糧草運輸，從拉薩到前線的糧草，由和琳和鄂輝兩人共同負責。和琳很快制定出了一條制度，将從内地起運至拉薩的補給線分成54站，限定險路每天走80裡，平路90裡。這一舉動很有些績效管理的意味，也體現出和琳之能幹，再次得到乾隆帝的贊賞。
戰争進行之中，和琳就已經接任駐藏大臣一職。他與福康安共同主持下，先後進行了班禅重返紮什倫布寺，剝奪沙瑪爾巴寺産等事務，更重要的是在乾隆旨意之下，确立了金瓶掣簽制度。
在藏期間，和琳重視西藏防務和軍隊的重建，江孜、定日、日喀則和拉薩四大屯軍重鎮得到建立，軍隊定期操演，其中一半為鳥槍兵（前裝滑膛火繩槍），三分為弓箭，兩分為刀矛手。士兵、軍官的軍饷，軍官的選拔制度得到确立，又在吉隆、聶拉木等地設立界碑。西藏的防務得到了很大的充實。
至今，和琳的功績之一在大昭寺前依然可見，這就是那塊著名的“拉薩痘碑”。由于拉薩百姓認定這塊碑磨下的粉末能夠治病，所以數百年來，該碑磨損嚴重，西藏大學的張虎生教授曾考證過殘存的碑文。
和琳指出，西藏的習俗，視出痘為可怕的病症，一旦發病，就抛棄不問，患者境況悲慘。他不忍見到此種情況，于是安排在藏北浪蕩溝之地捐資修建平房若幹間，加以調養，痊愈者有十之八九，因此禁止将出痘者随意抛棄，應認識到出痘并不是不治之症，應對患者給予口糧，進行隔離調養，是為定例。此外，在同一個碑文中，和琳還表達了禁止天葬的要求，但這一命令并未得到執行。
乾隆五十九年12月，松筠抵達拉薩，接替了和琳。四川總督和琳随即被派往更重要的戰場：鎮壓貴州與湖南的苗民起義，這一戰中他再次與福康安聯手。兩年之後，1796年，也就是嘉慶元年，福康安積勞成疾，去世于軍中。和琳接任軍隊主帥，同年在圍攻平隴的戰役中，和琳也染上瘴氣去世。
乾隆時代的名臣，随着乾隆時代的結束，也迅速地凋零了。福康安死後被破例封為郡王，配享太廟，家中建專祠祭奠；和琳則被追封一等公，配享太廟，家中建專祠祭奠。似乎隻有如此的哀榮才能表達老皇帝的悲傷。
最傷心的可能莫過于和珅，他做了整整15首《悼亡詩》來祭奠和琳，“言不成聲，淚随筆落，聊以當歌”。其中一首詩中，他竟然有萬念俱灰之感：“看汝成人瞻汝貧，子婚女嫁任勞頓。如何又為營喪葬，誰是将來送我人。”
果然，一語成谶，和琳死後3年，乾隆帝駕崩，随後15天，嘉慶帝賜和珅自盡。和琳的牌位從太廟中被撤出，家中的專祠也被摧毀。真個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從這個意義上說，曹雪芹是為了整個乾隆時代唱了一首挽歌。
回到和琳，盡管衆多史料暗示，和琳在和珅的指示下杯葛福康安，但實際這兩位滿洲貴族子弟甚為相得，例如兩人都笃信佛教，乾隆帝還專旨囑咐和琳，雖然他信仰佛教，但是面對達賴和班禅時，也不要忘記自己駐藏大臣的身份是和這二位大活佛平起平坐的。在詩歌和生活态度方面，兩人都對當時的大文豪袁枚頗為欣賞和佩服，贊賞袁枚提倡的靈動、率性、直抒胸臆的生活。
他們甚至打仗時，也不忘随身攜帶袁枚的著作。例如福康安在給袁枚的信中說，“茲來衛藏軍事之暇，和希齋大司空（和琳）攜有《小倉山房文集》，因得讀之。才氣浩渺，茫無津涯，快為目所未睹”。福康安接着頗為自豪地說，自己南征百戰，征讨絕域，所見事物，千奇百怪，出乎意料，隻有袁枚先生的才氣，能與之相稱。而和琳在給袁枚的詩中就收斂得多，表示願意做一名弟子，程門立雪，向袁枚請教。
和甯——以藏文入漢詩
随着和甯的到來，和琳很快發現，這也是一位氣味相投的詩友。
和甯，蒙古鑲黃旗，額勒德特氏。此人進士出身，擅長詩文，被授予副都統銜入藏前，曾擔任山東巡撫和陝西布政使，他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入藏，先後與和琳、松筠二人共事，在藏8年。在政績方面，曾國慶所著的《清代駐藏大臣傳略》中主要記錄的是他和松筠一同上書，豁免乾隆六十年前後藏應交的稅收糧石，并捐銀四萬兩赈濟災民。
和甯沒有像和琳一樣累死在征途上，而是平平穩穩地一直活到道光元年（1821年），甚至一度官至軍機大臣。在西藏期間，他以獨具特色的《西藏賦》而著名。《西藏賦》描寫西藏獨特地貌與曆史文化，并采取了賦的形式，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唯一一篇以西藏為題材的賦作。此外，著名的西藏專著《衛藏通志》，也有學者認為是和甯的作品（其他學者認為是松筠所著，存争議）。和甯還喜歡用藏文入詩歌，本巴（金瓶）、博穆（姑娘）、蘇銀（誰）等藏音一律入詩，例如那篇每句都有藏文，描寫拉薩姑娘悲慘生活的《蠻讴行》（見《别有洞天》一文），就是和甯的作品。
和甯和和琳兩人，雖然相處不到一年，但“半載追随互見招，深談不惜坐通宵”（和琳詩句），兩人詩歌互相應答，遂成就了一本《衛藏和聲集》，西藏民族學院嚴寅春曾對此有所考證，我在此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其中兩人曾描寫到西藏菜蔬、瓜果之少，隻能從四川長途運來，旅途中失去了新鮮和品相。至今讀來，也覺得頗為有趣，對于清代駐藏人員的生活，也頗能展現。
例如和甯在拉薩吃到菜葉包時，自嘲“崧芥如熊掌”，和琳則“大嚼嘗真味”，當有人送來王瓜、茄子等鮮菜時，和甯“雞汁煨瓜蒜和茄”，“此邦此味誰得似”，和琳和道“中原肴馔紛橫陳，豪來不覺天地窄”。吃到新鮮蔬菜是如此讓兩位駐藏大臣快樂，甚至“太庵宗伯喜不勝，吟詩大嚼挑銀燈。”
大部分時候，他們所吃的還是西藏本地飲食，例如“盤蒸雲子飯，壺洩乳酥茶”。
這樣舒心自在的日子，随着和琳前往西南戰場撲滅苗族起義而告終，取代他的是一位風格截然不同，本闆清正如同老儒生的蒙古族大員——松筠。
鄂輝，廓爾喀之戰中的清軍戰将，在福康安指揮之下收複了部分失地。
阿桂乾隆朝後期的頂梁柱，首席軍機大臣，出征廓爾喀時，阿桂雖然已經年邁，依然在北京參贊軍機。
松筠，被後世學者譽為“典範駐藏大臣”
松筠——治藏能臣
松筠，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先祖是科爾沁蒙古部。
不管是正史還是清代筆記，都着重強調了松筠獨特的個性，《清代駐藏大臣傳略》說他性慈愛，好理學。《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二》則說他“廉直坦易,脫略文法,不随時俯仰,屢起屢撅。晚年益多挫折,剛果不克如前,實心為國,未嘗改也”。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信奉程朱理學，剛正倔強，直言無忌甚至有點不知變通的大臣。和主張性靈，喜愛優雅的和琳、福康安等人相距甚遠。恐怕和琳與他也并不互相欣賞，至少當時就有人認為，松筠雖然成績斐然，但一直未能得到提拔，本就是和珅刻意壓制的結果。
有兩個故事可以說明松筠的性格究竟如何，震鈞《天咫偶聞·卷四》記,一次由于天象異常,皇帝問松筠原因,他答:“此似由用人失當之故。”嘉慶帝大怒，問所用何人失當？松筠居然說,“他人我不敢知,但我的兩子皆犬馬材也。皇上還是給了他們侍郎的職位，以此推之,似此者恐不免耳”。
嘉慶十四年（1809年），時任伊犁将軍的松筠得知有被遣戍的軍人30餘人聚謀不軌，松筠派兵将他們全部殺死，随後又大張羅網，将參與逆謀的169名戍兵不加審訊在押送途中全部殺戮，因此被降為參贊大臣。
由此可見，這位理學的信徒松筠必然是“亂世需用重典”的信奉者，要知道，這一年，松筠已經年近六旬了。難怪當時就有人因為他性格耿直,求其書寫巨大虎字，高挂在中堂以避邪。
松筠，文武都有建樹，起家于筆貼式，後得到乾隆帝賞識，升到内閣學士兼副都統。乾隆五十年（1785年），松筠奉乾隆帝命辦理俄羅斯貿易争端，前後曆經7年，松筠處置得當，再次深得帝心。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松筠奉命赴藏，接替和琳，繼續負責為戰後的西藏恢複元氣。
他的施政措施主要有如下幾點:1.恢複西藏遭到破壞的生産，召回逃亡的人民，要求各級官員調查民宅破壞情況，并出資修補。2.召回的人民，應發給3個月口糧糌粑，并發給種子，讓其耕種，勿失農時，如果有官員敲詐勒索甚至霸占灌溉水渠，一律重罰。3.裁汰各種沉重而古老的徭役，對烏拉民夫給與補貼，使用烏拉應給予報酬。遇到災年，賦稅徭役減免。另外準許以貨币支付種種實物地租和徭役。4.西藏貴族以前享受免服勞役的特殊待遇，如今應與貧民一體當差。
這些赈災、免稅的措施，從中可以看出明清兩代的政治智慧，例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雍正皇帝的“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政策，都包含在其中。在内地已經運行無礙，但對于西藏，卻具有深遠的影響，對于西藏民力在戰後的複蘇有重大的作用。
和琳寫詩，松筠也寫詩，但他的詩歌并不主張性靈，也不會描寫自己如何欣喜地吃到新鮮蔬菜，而是如同記日記，或者寫文件。他的詩風沉悶，有些類似于乾隆皇帝，也和老皇帝一樣，加有很多細密的腳注，似乎這是當時的風尚。他的《西招紀行詩》和《丁巳秋閱吟》等作品有條不紊地展現一個駐藏大臣的工作和生活。
駐藏大臣的定期出巡：“巡邊輕騎從,民力始從容”，為什麼要輕騎呢，松筠解釋道，雖然駐藏大臣應有威儀，但西藏之烏拉最為沉重，如果有馬死去，更是讓一家人遭受沉重的經濟負擔，所以“皆宜輕騎減從,庶免番民苦累”。
經過浪卡子，看到生産恢複，土地豐收的場面：“時和人樂業，歲稔稻連町。”（《朗噶孜》）
經過白朗，當地的官民前來迎接駐藏大臣的巡視隊伍：“白朗山村闊，耕田四野饒。壺漿長路獻，鞮樂土音調。”（《白朗》）
江孜是西藏駐防四大重鎮之一（拉薩、日喀則、江孜、定日），在此設有500兵丁，駐藏大臣的職責之一就是在此閱兵。“秋閱江孜汛，蠻戎演戰圖，炮聲發震旦，鼓氣躍争驅……訓練能循制，屏藩足鎮隅……”（《江孜》）
到了拉孜，可能當地百姓以拉孜堆諧相迎：“男婦迎歌舞，虔誠意可嘉。邊民共樂利，逃亡盡還家。”（《拉孜》）
定日是又一戰略重鎮，設有500士兵，在這裡也要舉行閱兵操練，“…連環本健銳，九子準鳴鼓……仰攻氣用作，俯壓步亦牢。鼓進金聲止，紮營地擇高……（《定日閱操》）
路途不乏艱險，例如經過聶拉木通向南亞的通拉山口時，“…通拉果荒涼，峭壁摻天長……”，鞏唐拉山也同樣艱險，“路經鞏塘拉，上下馬彷徨。雲峰削不成，沙碛浩茫茫……”，途徑神湖，雖然是理學子弟，也要入鄉随俗，祭奠湖神，“城淖清如碧，一望琉璃明。紅香布微悃，哈達代帛呈……（《拉錯海子》）
在松筠所有的詩文之後，還有那本著名的《衛藏通志》，由于該書未署名，所以學者們認為可能是松筠、和甯、和琳聯合主持撰寫。全書共分16卷：考證、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廟、番目、兵制、鎮撫、錢法、貿易、條例、紀略、撫恤、部落、經典。此書是清初記叙西藏地方史志沿革諸書中最為完備的一部，彌足珍貴，為清代治藏提供了可貴的依據和史料。
在這一時代，良臣輩出，和琳、和甯、松筠、福康安、孫士毅、奎林，清代治藏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也産出了大量關于西藏的詩文。
和珅死後，駐藏五年的松筠得到了重用，之後他宦海浮沉，直到道光十四年才以高齡去世，被授予太子太保之銜。
為這一輝煌的時代結個尾吧，讓我們來看看乾隆這個大時代，滿、蒙、漢各族名臣們的胸襟是何等寬闊——孫士毅在《甯靜山是西藏分界處》一詩中寫道：“何須苦說華嚴界,中外于今久一家。”
松筠有相似的詩句：“欲久樂升平,治以同胞與。于時保赤子,無慮山水遙。”
松筠所著的《鎮撫事宜》，駐藏大臣衙門博物館藏
祈求風調雨順的老定日（崗嘎鎮）賽馬節。清朝擊敗廓爾喀入侵後在定日駐兵500員額，接受駐藏大臣定期巡查。攝影/索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