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靈寶函關古道，遠處頂端是函谷關城樓。
函谷關關樓東門楹聯。
漢代，關字瓦當。
鑿空西域
“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是1877年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率先提出的。他将公元前114年（這年是漢武帝元鼎三年，不僅張骞去世，而且函谷關也從靈寶遷往新安）至公元127年（西域長史班勇與敦煌太守張朗合圍擊潰焉耆）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通道命名為“絲綢之路”，很快就被社會各界所接受，後來逐步推廣到對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等線路的指稱。但“絲綢之路”這一概念不管外延如何擴大，其核心還是傳統的“西北絲綢之路”。這條陸路大通道随着政治、經濟、交通形勢變化而時通時斷，但對數千年間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對話發揮了重要作用。
鑿空西域，開啟絲綢之路，張骞位居頭功。“鑿空”這個詞最早是太史公司馬遷說的，一個“鑿”字就把當年的艱辛淋漓盡緻地表現出來。關于出使西域的場景，唐朝初期創作的《張骞出使西域》壁畫中進行過表現，最初，壁畫中人物面部都是黑色的，這與當年創作時使用的染料——鉛丹有關，隻是經過千百年的歲月侵蝕，原來肉色的四氧化三鉛遭氧化變成了三氧化二鉛，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人物面部都是巧克力色。
張骞出使西域，最初是軍事目的，之後才派生出貿易、宗教和文化交流等需要。漢朝建立後，為解除來自北方的威脅，漢高祖劉邦曾親自北擊匈奴，不想卻被困于山西大同的白登，史稱“白登之圍”。幸虧有人施計賄賂冒頓單于夫人才得以趁着大霧逃脫，之後的漢代對匈奴的步步進逼一直采取守勢。經文景之治後，漢朝國力強盛，漢武帝打算采取東西夾擊的方式攻打匈奴，為了尋找同樣受匈奴欺壓而西遷的大月氏，便派出張骞出使西域。源自古印度的佛教沿着開通後的絲綢之路，經中亞、西域，由河西走廊傳入内地，并在東漢明帝時的洛陽建立了中土珈藍祖庭——白馬寺。
著名的石窟寺佛造像，基本上都在絲綢之路沿線分布。其中既有北涼時代的莫高窟交腳菩薩造像，北魏雲岡的“昙曜五窟”，還有盛唐武則天時期在洛陽龍門雕刻的奉先寺毗盧舍那大佛。我們縱向對比，就會發現這些佛與菩薩的造型由早期的瘦骨清像逐漸過渡到盛唐時的雍容飽滿，而開臉也從犍陀羅遺風逐漸完成了中國本土化的轉變。北朝時期絲綢之路線路圖。建立關制
為強化對“絲綢之路”的管控，從西漢開始，中國曆代政府均在西域設立行政管理機構，并在邊境依托地形建城置關、屯兵駐守，負責保護商旅、監管貿易、查禁偷渡、征收稅賦、接待外國使團。
現在我們經常用“天府之國”形容四川盆地，但“天府之國”這個稱謂最早指的是陝西關中平原。而所謂的“關中”即“四關”之内，“四關”即東潼關（函谷關）、西散關（大震關）、南武關（藍關）、北蕭關（金鎖關）。這一地區得山水之利，很早就沃野千裡。因此從西周開始，就在京畿邊境設立關卡，平時稽查行旅，護佑京都，戰時則封閉城門，又成了軍事要塞。
作為扼守洛陽到長安故道的要塞，曆史上的函谷關有兩座：秦關與漢關。秦函谷關位于河南省靈寶縣，“紫氣東來”“雞鳴狗盜”“公孫白馬”“終軍棄繻”等成語典故以及西漢賈誼政論名篇《過秦論》中提到的“于是六國之士……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扣關而攻秦”中的“關”都與之有關。而函谷關令尹喜則是第一位因私自放老子出關而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海關”關長。
劉邦定都長安，關中成為京畿重地，當時的人們以生在關中為榮，而函谷關以東則被稱為關外。到漢武帝時，樓船大将軍楊仆，原籍新安縣，因戰功被封為“關外侯”。受人們“恥于為關外人”的地域觀念影響，楊仆上書漢武帝，願意捐盡家資将位于靈寶的秦函谷關東遷150餘公裡至新安。在獲得恩準後，楊仆于公元前114年在新安縣城東關外兩山之間的澗河谷底築起一座雄偉的城池，并仿秦函谷關在城門左右設立雞鳴台與望氣台，史稱“漢函谷關”（簡稱“漢關”）。有了這座新關，楊仆的封地悉入“關内”，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關中人”。漢函谷關北依邙山、南靠青龍山，兩峰之間，谷深如函，其形勝倒也同秦函谷關有幾分相似。“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層紫氣萬層煙”，正是對當年氣勢的鮮明寫照。
西漢，張掖都尉棨信。高21.5厘米，懸挂于棨戟上的旌幡，為高級官吏出行的标識，也是通行關禁的證件。用紅色長方形絹制成，周緣卷起，上綴系圈，左右豎排墨書篆體“張掖都尉棨信”六字。
漢代，“萬石”倉印。1974年肩水金關遺址出土。正面篆刻“萬石”二字，背面呈椎形，中有方空。該印當為倉儲用印，表明存儲糧食的數量。漢代大灣地區是西北重要屯田區，表明當時倉儲系統的發達。
北魏，鎏金銅鋪首。
漢代，弩機。監管緝私
既然古代在絲路沿線設立了那麼多關塞，那它們又是如何發揮監管緝私作用的呢？
絲綢之路上中西貿易交流頻繁，但凡是進出境的貨物、車馬等運輸工具和人員都需要有通關憑證才能進出關卡，“符節”“傳”“過所”“券”“關照”“公文”等是不同曆史時期的通關憑證的名稱，材質以金屬和紙為主。
那唐代真正的“關文”是什麼樣的呢？
大唐時期的絲綢之路上，實行嚴格的過所制度，凡到各地進行貿易或其他活動的人都要持有過所，否則便是非法通行，要受到緝拿。因此，對國内人員來說，過所大緻相當于身份證加通行證，對外國人來說，則相當于護照。
電視劇《西遊記》裡經常會有師徒四人“倒換關文”的橋段，事實上，當年玄奘決定西行時，因為西部邊境戰事未平，政府嚴禁出境，因此他幾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直到後來關中一帶大旱，餓殍遍地，政府開關赈災，他才混迹在災民隊伍中偷渡出境。
《石染典過所》就是唐朝的過所，1959年出土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509号墓。由三張紙粘接而成，雖然前後殘缺，但内容清楚，存文24行。文書上有朱印五處，首印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間三印為“沙州之印”，結尾處為“伊州之印”。由此可以看出石染典當年的行程：先是攜帶安西都護府頒發的過所，從安西到瓜州經商，後又請求瓜州都督府頒發回安西的過所，途中經過了鐵門關。這件珍貴的紙本文物能保存到現在，完全得益于新疆地區氣候幹燥的自然環境。
漢代，關字殘磚。征收稅賦
古代的關塞是如何行使稅賦征收職能的呢？初期是有關無稅，春秋戰國時期才有部分諸侯國開始對進出關卡的商貨征稅，到東漢光武帝時對出入貨物征稅開始形成定式。北宋的《商稅則例》則是古代第一部稅收則例。
考古發現的貴霜金币和波斯銀币應該都是當年随古絲綢之路的商隊流入的國外貨币，但是否是用來繳納關稅還需更深入研究。很多人可能對貴霜比較陌生，但如果說到大月氏，估計就明白了。大月氏原本生活于中國河西走廊一帶，後被匈奴所迫向西遷移到中亞索姆河流域。當年漢武帝派遣張骞出使西域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求取金人名号，而是為了聯合大月氏東西夾擊匈奴。逐漸南下的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建立了貴霜帝國，并于迦膩色伽一世時國力達到鼎盛，一度稱霸南亞、中亞，成為與漢帝國、安息帝國、古羅馬帝國并列的四大強權，并依托絲綢之路幾乎壟斷了全部的香料貿易。
貴霜帝國迦膩色伽一世時，崇尚佛教，為佛教沿絲綢之路東傳中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貴霜發行的貨币多為金銀等貴金屬熔鑄，錢币式樣受古羅馬和中亞希臘化城市造币風格影響，如正反面均為淺浮雕人物形象，配圖文字多用希臘字母書寫的巴克特裡亞語。考古挖掘出土的貴霜金币一面為一女子形象，左手執物，長裙拖地，側坐于榻上，反面是一身着長衣的男子造型，正好與文字記載互為印證。
甘肅嘉峪關，城樓門洞中的青磚路，被歲月打磨得光滑。
唐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通關文書憑證《石染典過所》。關塞千裡
絲綢之路，因貿易而興，商隊往來容易遭到遊牧部族的垂涎和劫掠。漢朝政府在國境内絲路沿線設立函谷關、陽關、玉門關、嘉峪關等關塞，不僅監管緝私、征收稅賦，更重要的是與長城結合，一起承擔軍事防禦功能。
古代關塞的軍事防禦是在遇有敵情時白天生煙，晚上點火，通過枯苣火把（把火把投進枯苣中，即使白晝也格外顯眼）的數量來表明來犯敵人數量，“烽火狼煙”一詞即來源于此。漢絹、織錦，長13.5厘米，寬5.8厘米，2011年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一組7塊，絹、織錦質地，其中絹有紅、藍、綠等色；織錦為綠底雲氣菱紋錦。（左圖）
北朝，彩繪馱物駱駝。駱駝背上帶鞍架，鋪長毯，毯上有貨袋、水壺，所馱貨有絲絹。這種馱載絲綢的駱駝俑是極富時代特征的造型，反映了當時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繁榮。（右圖）
北魏，花卉人物紋金盤。盤底錘揲三個羅馬神話人物形象，其中兩人站于戰車之上，前者左手握權杖，右手托一物，後者左手托物，右手握杵。戰車前半馬人右手叉腰，左手緊握牛角吹奏，周圍飾一周纏枝桃形葉紋。所有人物均深目高鼻，須發卷曲濃密，肌肉隆起，健壯勇猛。
北魏，嵌綠松石金飾。
遼代，玻璃杯。深綠色透明，表面有風化層，侈口，漏鬥形高頸，肩部外鼓，球形腹，壓有瓜棱紋，高圈足。圓柱形把手，上端有圓餅狀扳手，這是濃厚的中、西亞色彩及特征，應是伊斯蘭玻璃器。
唐代，黃釉男胡俑。新安出土，高31厘米，頭戴幞頭，深目高鼻、絡腮胡須，身穿翻領長袍，足登長筒靴，站立于平台之上，兩手做牽駝狀。
漢代，毛皮襪。長25厘米，寬21厘米，厚1.5厘米，1998年玉門關遺址出土。系動物毛皮縫制而成，毛皮磨損，有破洞，針腳清晰，毛外露。
北魏，彩繪伎樂俑。女樂俑跪坐，手持樂器已失，結合雙手姿勢似在作撫琴狀。頭戴黑色垂裙帽，帽上有“十”字形麥穗狀縫痕，帽裙垂肩，有紮帶系結于帽後。身着紅邊白衣襦，交領窄袖，下着紅條紋長裙。面相圓潤，眉目清秀，耳戴圓形飾物，嘴角上翹，面帶微笑。漢代還沒出現成熟的馬镫，騎兵要靠兩腿緊緊夾住馬的腹背才能奔跑厮殺，這種現象在考古出土的騎吏俑形象上都有體現。這個難題直到公元四世紀才得到解決：我們知道弩是從弓發展來的一種遠程射殺武器，它依靠機械力發射，比靠人力的弓箭射程遠、殺傷力大，是漢代函谷關守衛将士所使用的重要武器。
馬頭套就是為戰馬準備的，高級官員出行時套在馬頭上，一般認為這種披挂不僅美觀，而且能增大缰繩的接觸面積，馬不會覺得勒得慌，在厮殺時還能方便區分敵我。
漢代，肩水金關漢簡。1973年甘肅金塔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簡文内容是漢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張掖郡删丹縣發出的傳書，說明該縣女子惠青辟和随行人員到居延去的情況，是漢代傳書的代表。
波斯銀币。正面正中是薩珊國王側面肖像：頭戴王冠，冠頂有火焰狀飾物，周圍有星、月和銘文等圖案。整體圖案外是一周圓圈，圈外左、右、下方是三個新月報星圖案。
背面圈内正中是三層拜火教祭壇一個，祭壇上有燃燒的火焰。祭壇兩側分立兩個祭司，祭司兩側有銘文。
關情民生
絲綢之路上的關塞，往往都是依險而建，易守難攻。其雄壯巍峨的城樓，遠近聞名，家喻戶曉。它們不僅是冷峻的軍事設施、防禦工具，也是戍邊士卒、邊境民衆賴以生存的屏障。
關塞建材，除了漢代函谷關的“關”字瓦當、殘磚、滴水瓦等，還有北魏時期的銅鋪首。
傳說龍生九子，個個不同。既有嗜殺好鬥，多見于刀環、劍柄吞口的睚眦（有一個詞叫“睚眦必報”），也有似龜好負重即人們常說的“王八馱石碑”中的赑屃，還有口潤嗓粗而好吞，常見于殿脊兩端、能滅火消災的吞脊獸——鸱吻。“鋪首銜環”中的造型就是龍的第九子——椒圖。它的性格喜好僻靜，忠于職守，最反感别人進入它的巢穴，因而人們常将它的形象雕在大門的鋪首上，以求其看守門戶，鎮壓邪妖。
嘉峪關光化樓的垂獸，從造型上看，應該叫“鬥牛”，一般位于屋脊蹲獸之後，能固定房瓦。鬥牛名字裡有“牛”但不是牛，也不是龍的九子之一，而是一種虬龍。傳說它能興雲作雨、祛火防災，所以屋脊上多有它。
守關将士的生活如何？除了配備草鞋、毛氈，還有麻繩、料珠、勺子、鍋刷、谷子、薏米、糜子等等，既有穿的，戴的，還有用的、吃的。這些實物可以說全方位反映了當時的關塞生活場景。滿足了溫飽、放下了刀槍，其實關塞裡也有詩歌和遠方。
元代，樞府瓷高足杯。樞府瓷是元代景德鎮生産的一種卵白釉瓷器。胎體細緻堅實，釉質細膩，像鵝蛋青一樣，也稱“卵白釉”。由于在印花紋飾中多出現“樞府”字樣，人稱“樞府瓷”，樞府瓷不僅在宮廷官府使用，在民間也廣泛流傳。
滴水瓦（嘉峪關會極門）。滴水瓦是一種中式瓦，一端帶着下垂的邊兒，底瓦于檐口處，其下端有下垂之圓尖形瓦片，蓋房頂時放在檐口，可以保護牆壁的潔淨。關通中西
絲綢之路突出的文物中，有一尊唐代的男性黃釉胡人俑。其人深目高鼻、絡腮胡須、身穿翻領長袍、足登長筒靴，兩手做牽駱駝狀。
當時的駱駝俑上也常見這樣的形象：駱駝雙峰上放着鞍架、鋪着長毯、搭着貨袋、水壺，單腿跪地正打算起身站起。随着駝隊西去了茶葉、絲綢，同時随着絲路也東來了胡人、胡旋舞、胡椒、胡麻、胡豆、胡蘿蔔等各種貨品。
除了吃，胡人的樂隊、胡人的舞蹈等藝術也開始傳入中國。敦煌壁畫上常見盛唐時盛行的“胡旋舞”。據說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就是胡人，雖然肚子很大，但仍憑胡旋舞博得了玄宗信任。垂獸（嘉峪關光化樓）。垂獸又稱角獸，是古建築上垂脊上的獸件，是獸頭形狀，位于蹲獸之後，内有鐵釘，作用是防止垂脊上的瓦件下滑，加固屋脊相交位置的結合部。
胡人伎樂俑。沿絲路傳入中原的外國器物中，有一件現藏山西大同市博物館的金盆，經鑒定為北魏時期之物，距今已1500多年。盆底錾刻出一圈環繞的纏枝桃形葉紋，内有四位人物形象，兩位半馬人拉着一架戰車，其中一位右手叉腰，左手緊握吹響的号角。戰車上站立着兩位裸體的男性，前者右手握權杖、左手托酒杯，而後者左手托物、右手握杵。畫面上所有人物均深目高鼻，須發虬髯，肌肉健碩發達，具有明顯的古希臘羅馬風格。這應該是北魏時經由薩珊波斯或粟特，沿絲綢之路傳入内地的西洋器物。
考古出土的一塊唐代“天馬”紋磚上，獸頭上有角，脖子上還繞着萌萌哒的“絲巾”，對比西安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和太原出土的隋初虞弘墓棺椁石雕紋飾，能發現此磚帶有鮮明的中亞粟特祆教（拜火教）風格。
中國南北朝、隋、唐時期中亞粟特人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10多個小國，古人以九為多，又因為其王皆以昭武為姓，故稱“昭武九姓”。粟特人的都城在今烏茲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馬爾罕，沿絲綢之路經商遊走，多有來華内遷。北齊時創造了“曹衣出水”式樣的大畫家曹仲達是曹國人，唐代藩鎮節度使安祿山是安國人、史思明是史國人……
貫穿歐亞最核心的絲綢之路，見證了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最繁榮的千年，智慧、财富、勇氣、夢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彙聚到這條大動脈上，産生的影響改變着人類文明的進程，同時也揭示了海關這一古老的國家職能機構在曆史舞台上于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