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靈塔、富士山和櫻花，幾乎可以說是日本無人不曉的象征。
■紙本著色天狗草紙（東寺·醍醐寺卷），日本鐮倉時代，13世紀。這幅畫卷用長鼻天狗妖作為隐喻批評了當時佛教僧侶的傲慢。畫中可見，到了日本的中世時代，櫻花的品賞活動已經在上層中流行。（上圖）“國花”前史：櫻花文化溯源
近代以來，櫻花被上升到日本國花的高度，成為明治、大正及昭和前半期日本帝國種種意識形态的表象，成為帝國隐喻的集約。這本身也是曆史的産物，一個在“日本”這個特殊語境下為各種力量所推動的“自然化”過程。近代以前，關于櫻花的種種言說，已經為櫻花作為國花登台準備了種種可能。
櫻花在日本文化中的登場，最早見于日本8世紀初所編撰的《古事記》(712年）、《日本書紀》(720年）等曆史典籍的神話傳說中。《古事記》裡記載的天孫（天照大神之孫）瓊瓊杵尊的妻子、神武天皇曾祖母—木花之佐久夜昆賣（《日本書紀》中為“木花之開耶姬”），其名“木花”在古代日本專指櫻花。且據著名語言學家山田孝雄考證,古日語存在ra音轉為ya的運用情況，故“佐久夜”(sakuya)其實就是“櫻花”(sakura)。換句話說，木花之佐久夜昆賣即“櫻花女神”。與此神話故事相關聯，日本有一始自原始時代的“淺間信仰”，即把富士山奉為神山的一種自然崇拜。在日本關東、中部地區,建有不少淺間神社，其中供奉的主神就是木花之佐久夜昆賣。木花之佐久夜昆賣與神山富士山結合，并成為其神體，成為世人祈求平安與守護的神祇。也正因為木花之佐久夜昆賣被視為櫻花的“神靈”，櫻花樹自古以來被看作神木。
除了上述神話，櫻花與谷物之神靈相關聯的說法也頗為流行。有學者指出，櫻花（sakura）中的sa為谷物之神，kura為神之坐台，因而櫻花就是田神（谷物神）依附之所的意思,櫻花盛開即為田神到訪的象征。從彌生時代已經成為農耕民族的日本人把櫻花當做田神之花。此外，日本民俗學者和歌森太郎認為，sa也是稻田的神靈。從諸如磐座（iwakura）、高禦座（takamikura）等例子看（日文裡“座”讀作kura），kura在古語中應該是神靈的供台。對于農民乃至整個古代的日本人來說，櫻花也許原本就是稻谷神靈的依歸之物。也就是說，和歌森氏認為稻谷神—sa神即田神信仰一直存在，且此信仰的神祇就栖宿于櫻花之樹。
不過，被稱作日本民俗學開創者的柳田國男通過對垂櫻（櫻花的一種，又稱“絲櫻”）的考察，發現垂櫻多植于墓地靈界以及神社佛閣處，認為櫻花與死靈信仰有關，推斷是因為人們相信行空神靈地上降臨之時，乃擇櫻樹而栖；還根據民間觀櫻花祈求亡靈免除地獄之苦的口頭傳承，認為上古存在把觀花作為祭禮的時代。
日本學者折口信夫認為，奈良朝的和歌中未見有賞櫻花描述。上古的日本栽植櫻花不是用來觀賞，而是用于實用性的占蔔活動，櫻花的開放凋落，可以預兆稻谷豐歉。換句話說，櫻花與稻作祭禮聯系在一起。
無論是從神話故事，還是從民俗學的視點出發，櫻花都與日本人的土俗信仰相連。由以櫻花祈禱豐饒的稻作祭儀，逐漸産生了鎮花祭、安樂祭等習俗，即在櫻花凋落的3月末至4月初為祛除病疫舉行祭祀活動。這在平安朝的宮中、神社非常盛行。
可以說，與櫻花相關的民俗信仰，正是櫻花這一文化符号所蘊涵的日本民族性所在,構成了這一意義體系的母體。它表明，在宮廷貴族醉心賞花的王朝時代以前，在遠離社會中心的另一端—一般民衆層面已經有了對櫻花的“反應”，櫻花被賦予“聖”的性格與意義，此為櫻花文化曆史的演進打下了基礎。
後來，世俗的賞花活動才将櫻花這一文化符号無盡地複制、傳開來。經過始自王朝時代的宮中、貴族知識層的花宴(賞花與酒宴結合),到中世的武士階層乃至近世擴展到大衆的賞花觀櫻;從和歌、俳諧、小說裡的文學表現，到繪畫、紋飾再到社會生活,櫻花漸次浸透于日本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櫻花逐漸被賦予了“俗”的性格，以至于說到“花”，一般指櫻花，即“花—櫻花”的等式成立，花成為櫻花之借喻（metonymy）。
■模仿老年人在大阪的斜坡上散步，日本鐮倉時代，14世紀。畫中以爬山比喻人生的旅途，可見櫻花在人生的旅途中占據着核心的位置。在日本人的自我認同過程中，與“他者”差異化的文化民族心理，也成為櫻花内涵演變的重要推動力，它賦予櫻花“民族性”的意義，直至櫻花在近代被推至“帝國之花”的位置。
日本最早的和歌大成《萬葉集》(8世紀中期)中有大量關于植物花草的詩句，其中詠梅詩達118首，遠超過櫻花的40首。另外，在日本最早的漢詩集《懷風藻》（8世紀初）中，詠花詩絕大部分是寫梅花的，寫櫻花的僅有兩首。梅花源自中國，在全面學習中國文化、向中國一邊倒的律令時代，日本連審美、賞花的趣味也模仿中國，因此，從宮廷到律令官人都醉心梅花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到了《古今和歌集》(10世紀初),詠誦櫻花的和歌數量則壓倒性地超過了梅花，以後“花”一詞也多指櫻花。據說，平安遷都後，在宮廷内苑的紫宸殿南庭東西兩側，即左近衛府與右近衛府旁，分别植有梅樹和橘樹，但到了9世紀中期，随着對中國文化态度的轉變，左近衛府旁改植成了山櫻，始有“左近之櫻，右近之橘”的說法。
古代日本人的賞花對象由外來的梅花轉向本土自生的櫻花，究竟有無民族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具體的言說證據無從考查，但在律令體制走向衰落、由天平文化時代向藤原時代過渡之際，正如以遣唐使的廢止和大和繪、假名文字、女性文學等代表的“國風文化”興起取代“唐風文化”的時代趨勢所顯示的那樣，日本人已嘗試由模仿中國文化到開始本國文化的探索與創造，并取得一定成效。在這樣的背景下，櫻花作為“民族性”的符号登場似乎也就順理成章了。
■櫻花的品賞活動在日本中世于武士階層中風行，櫻花也頻頻出現在繪畫、文學和日常器物的裝飾當中。系馬圖屏風，日本室町時代，16世紀（上圖）；櫻花木制漆金帶角盥，桃山時代，17世紀（下圖）。“花數櫻花，人數武士”
日本的櫻花文化包含兩大傳統：邊緣與中心。從平安中後期開始，櫻花從土俗邊緣走入社會中心，除了宮廷的花宴，還有貴族、武士舉行所謂“櫻狩”的賞花或賞花加打獵等活動。到了江戶時代，更是出現以“群集”“飲食”“群櫻”的群體參與為特征的賞花活動，少數人的“風雅”化為大衆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支撐這種大衆化文化的，無疑是社會的集團心理結構。這種集團心理推動中心與邊緣、上層與民衆各自培育的兩大傳統合流，櫻花也自然成為全民之花。
随着明治近代國家創立，櫻花被植入國家這一共同體，通過各種“言說”的演繹，“櫻花—國花”于是呼之欲出。櫻花被賦予民族、國民、武士道乃至國家等象征意義。
明治後期的詩人、評論家大町桂月在其文集中曾寫道:“在日本，言山為富士山，曰花則乃櫻花之謂也”“日本國民一般愛櫻,櫻花實乃日本國民之花也”。至于原因,他解釋、比較了櫻花與日本國民具有的特質後說:“其色淡紅無造作态，突然開放而後轉瞬無所眷戀地凋零，群樹齊生，滿山皆花蔚為壯觀。若論日本國民之特質，淡泊恬然，達觀慷慨，不畏生死，非個人而倚整體抱團方顯強大”，因而斷言櫻花是“日本國民之表象也”。■吉野山漆金架，日本江戶時代，19世紀。
■彩繪櫻樹圖案碗，日本江戶時代，19世紀。
■彩繪櫻樹圖案盤，日本江戶時代，18世紀。
■到了日本江戶時代，更是出現以“群集”“飲食”“群櫻”的群體參與為特征的賞櫻花活動，少數人的“風雅”已化為大衆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櫻花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金底彩繪流水櫻花圖案舞扇，日本江戶時代，18世紀。
■白底櫻花桐葉團圖案和服，日本江戶時代，19世紀。
■櫻花與鷹，葛飾北齋繪，日本江戶時代，19世紀。和遷哲郎認為，櫻花“突然、匆匆地絢爛綻放”，且“不執拗地眷戀枝頭，而是同時匆匆地、恬淡地凋落”的特點，用來象征季風氣候風土裡生長的日本人的氣質“非常貼切”。這裡，和遷展開的雖然是日本風土文化論，但也反映了他的櫻花觀，即因為恬淡短暫、來去匆匆的氣質，櫻花象征着日本民族。
其實，早在江戶中期，國學者本居宣長就曾經把“大和心”之美比作朝日映照下的山櫻花，本居的櫻論影響射程之遠，由此可見一斑。
中日甲午戰争後,日本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除台灣、澎湖列島，還要求割讓遼東半島。後在俄、法、德三國幹涉下，日本不得不歸還遼東半島，但作為交換條件，清政府必須付巨額的“贖遼費”予日。其時，日本一媒體人這樣著文道:
“伐清大軍大舉進攻，席卷遼東之野，有人遂在半島植櫻樹五株，謂名曰‘朝日櫻’，想必是為了讓異域芳香馥郁永久，萬年之春常駐。豈料轉瞬間滿目江山複歸他人之手，名與花皆落空跌入塵埃。然而，不必拘泥于今，花若遇春總會發，要使敷島（日本國别稱—筆者注）的大和心得以彰顯，唯有等待春天的再臨。此間的櫻花将是未來之花。必将迎來東風，吐露芬芳。”
■風中之花，歌川豐國繪，日本江戶時代，1795年～1825年。美人與櫻花在浮世繪中成為一個典型的題材。我們從中可以讀出經過明治維新一躍成為強國的日本戰勝中國後的狂氣；其次，櫻花已被視作對侵占土地可以顯示擁有“所有權”的象征物,如同打敗敵人,把己方的旗子插上敵人的陣地。在此意義上說，櫻花已被人為地看作明治帝國的象征之一。
日本近代思想家新渡戶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篇首寫道：“武士道與其所象征的櫻花一樣，為日本這片土地所固有的奇葩。”雖然在言武士道，卻同時反映了他的“櫻花觀”，即櫻是武士道的精神，同時也可從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為中心的神道裡探根索源。自然崇拜使得對國土之愛深入日本人的内心，祖先崇拜則支撐着對現世神天皇的忠誠。
因此，他總結出武士道裡根植了“忠君愛國”的精神。換言之，這種“忠君愛國”的國家主義精神是武士道的内核，為日本固有的“大和魂”。而同為日本所“固有”的、千百年來為日本人所喜愛的櫻花，被視作武士道的象征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因為新渡戶終究沒有展開為何将武士道和櫻花相提并論的理由，篇首唐突這麼一句不排除受時流影響的緣故。
除了國學者、思想家等知識人言說的力量，明治政府也利用教育等公器有意識地推動櫻花的國花化進程。從1881年11月至1884年3月,文部省音樂調查部門編寫的《小學唱歌集》共91首歌曲中,除了如《君之代》《招魂祭》等灌輸國家主義、天皇尊崇思想的曲目之外，歌唱櫻花的就達28首。随着教材的廣泛印制傳播及歌曲的傳唱，櫻花即為國花、象征日本國家的意識從兒童開始就根植于日本人的精神深處。
下面，不妨來看看日俄戰争後旋即發布的《軍人精神教育》中的一段文字:
“其實自古以來，有‘花魁數櫻花，人傑數武士’之說。所謂武士，即爾等軍人也。若把軍人以花喻之，則櫻花正合也……（中略）一朝遇無常之風，則舊枝花香不再。即縱使爛漫綻開至極，一發槍彈飛來，則當毫無眷顧，如一滴露珠消散于戰場。其心其事，何等勇烈高尚哉!”
“花數櫻花，人數武士”原為日本傳統劇—淨琉璃、歌舞伎狂言《忠臣藏》中的一句台詞，這一贊美“赤穗四十七武士”、以宣揚武士道為主題的故事，經過200年左右時間的反複演繹，到了明治時期已家喻戶曉。
■日本戰國時代仙台藩主伊達政宗位于仙台城堡的雕像，掩映于燦爛的櫻花之下。自古以來，日本就有“花魁數櫻花，人傑數武士”之說。日本文藝評論家小川和佑指出，從櫻花生命短暫，疾速凋落，人們看到了武士對死的無懼，武士與死常常表裡一體，不可分割。像櫻花凋謝那樣死去才是武士道的體現，這一社會思潮通過《忠臣藏》的不斷上演而成立。這種從櫻花思考生死觀的社會思潮，後來徑直成為日本式思想之一。
明治維新後，武士階級雖然退出曆史舞台，但新設立了國民軍，通過從精神上注入“武士—櫻花”生死觀，将軍人塑造成軍國的武士，櫻花成為軍人的隐喻。戰死軍人被喻作散落的櫻花，其死在戰前已經預約。這種生死觀在二戰中充分體現為“為天皇（國家）去死”，生死的價值等同于輕輕的櫻花花瓣。
■淺蔥底梅松櫻竹蘆短衫兜圖案染繡和服，江戶時代，19世紀。(上圖)“若櫻”散華：櫻花的“帝國隐喻”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五一五”事件發端，日本政黨内閣制終結。接着，以“二二六”事件為背景，日本軍部勢力确立了對國家的絕對支配權。軍部内部的派閥争鬥休止，為“總體戰”的實施及法西斯主義的強化創造了條件。除了政治、經濟、社會生産方面，還發起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日本陷入了極端國家主義的漩渦，滑向不斷挑起、擴大侵略戰争的軌道。在此曆史語境下，櫻花被賦予法西斯主義的象征意義，或者說，作為“國花”的櫻花，成了制造為國家和天皇不惜赴死的日本國民一體化印象的符号。
總體戰政策的結果之一，是日本大批的知識精英被禦用，成為鼓動、美化侵略戰争，動員日本國民奔赴戰場的吹鼓手。像武者小路實笃、川路柳虹、土井晚翠、高村光太郎等一批文壇的領軍人物不遺餘力地鼓吹“舉國一緻”“一億一心”，以詩歌等文學作品形式展開各自的“愛國”言說。
土井晚翠在《大敵迫近》(《公論》1944年8月号）一詩中寫道:“富士之巅高入雲/高不過大和魂/綻放吧櫻花萬朵/力量凝聚吧百煉破邪之劍/即使有形的一切/皆消亡卻有大和魂/與天地之凜然正氣/萬古恒存益發昌盛。”顯然，土井所讴歌的大和魂，即像“萬朵”櫻花凋謝那樣的、不畏死的精神。■櫻花絢爛之極而又易逝，像極了青年夭折的生命。這種相似性，在日本的軍國主義時期，成了号召士兵為國捐軀的有力武器。（上圖）
■靖國神社和櫻花樹，千代田，日本東京。文化知識人關于櫻花的“言說”，也體現在鼓動戰争的軍歌創作活動中，櫻花在大量的戰争動員歌曲裡登場。大庭景陽作詞的軍歌《櫻花》，以“忠義櫻”一語，贊美“大和男子”的忠烈，歌頌“天皇的威德必将廣耀世界，與櫻花一道迎來千秋萬春”。一首由文部省作詞作曲、編進學校音樂教材，并在國民學校音樂課廣泛教唱的歌曲《特别攻擊隊》，有這樣一段歌詞：“啊！大東亞聖戰/我們誓言為天皇赴死/先驅者散落/如同若櫻飄零。”衆所周知，特别攻擊隊即神風特攻隊，是二戰後期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挽回頹勢，陸海軍特别是海軍艦空兵采取的自殺性攻擊的“人機炸彈”，歌曲用“若櫻”（日文“若桜”，意指樹齡小的櫻花樹）設喻，把戰死的年輕士兵比作凋落的櫻花，即櫻花為戰死者的隐喻。正是“若櫻”這一巧妙的裝置，驅使無數年輕生命為天皇專制的法西斯國家赴死，而且，這死亡非但沒有恐懼與殘忍，反而添上了“美”的色彩和浪漫。
在鼓動戰争的宣傳裡，有關櫻花最多的表述恐怕就是“散華”。散華原本為佛教用語，意為：（1）做佛事時在佛面前散布花；（2）四（密教為兩個）法要之一，法會時在花筐裡裝入五色蓮花狀紙花，一邊唱佛教頌歌一邊散撒；（3）法會上散華歌唱的一種頌歌。因為日語中“散”表花謝之意，“華”也指花，故“散華”被解讀為“花凋謝”，在日本軍國主義時代成為“戰死”的隐喻，經過反複鼓吹，乃至變成了一種将“戰死”視為神聖的、富有宗教色彩和榮譽感的“美稱”。對被軍國主義徹底洗腦的人來說，無疑會從“散華”中看到“美感”與“責任感”。“櫻花散落”成了歌頌宣傳軍國主義的一大主題。
1943年,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戰死,《音樂之友》(1943年7月号）發表了勝承夫作詞的《啊,山本五十六元帥》歌曲，歌頌“軍神”山本之死像櫻花般“散落天空”。雜志還刊載了佐藤春夫作詞的作品《魂已高翔》，贊頌如櫻花散落般死的“大丈夫”氣概,祈禱“軍神”轉生為“故鄉的櫻花”，魂照靖國。櫻花不僅是戰死的象征,而且還被賦予戰死者的轉世物的象征意義。
事實上，正是那些無數如若櫻般“散華”的戰死者亡靈,叙述着軍國法西斯日本從頂點的墜落。
■随着日本軍國主義的逝去，櫻花在“美麗日本”的話語中重獲自然之美的象征意義。美麗日本，美麗櫻花
近代，日本建立了天皇制近代國家，實現“脫亞入歐”，跨入列強行列，随後明治帝國走上侵略亞洲之路。櫻花的國花之路與其相随并行，在極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推動下，櫻花參與了“帝國隐喻”的構建。
作為“國花”，櫻花裝飾了日本軍國主義非理性的狂熱，也随着帝國的覆亡而凋落。戰後，軍國主義的體制及土壤被鏟除，戰敗規定了日本曆史新的轉換，櫻花作為“帝國”的隐喻自然不複存在。
作為文化符号的櫻花，正如其内涵在曆史上呈現出多重性一樣，現代日本也同樣如此。在今天的日本社會中，櫻花的隐喻有了新的元素，具有了新的象征意義：戰後文學中，以梶井基次郎、坂口安吾、石川淳等為代表，其關于櫻花的言說從根本上颠覆了“帝國之花”的象征意義；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公害問題，在回歸、保護自然，尋回“美麗日本”的社會思潮與行動下，重新啟動了全國各地的賞花名勝地，櫻花原本的美得以重新确認、普及；以生活中常常遭逢的日用品的櫻花創意、每年春季媒體沸騰的櫻花情報、賞花活動等為表征，可以說今天的櫻花尚盛開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據三得利“次世代研究所”2001年關于“現代家庭年中活動”的調查報告，57.2%的家庭有賞櫻花活動，因為調查對象限定為家庭，而實際上社會上以公司、親友、學校等為單位進行的賞花活動也很多，這也說明了日本社會長期固有的集團主義、群體意識基礎依然沒有改變。
此外，與戰後日本右翼保守思想持續存在相随，企圖複活戰前櫻花種種象征意義的話語依然存在，但畢竟不是主流，現代的櫻花更多的是滲透進日本人文化生活中、遠離政治意識形态的、與人們精神消費相關的元素。
舒方鴻法學博士，日本北海道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四川外國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