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為什麼沒落了？提到最多的無外乎内外兩個原因。傳統的内部封建統治的壓迫掠奪和外部侵略勢力的擠壓，國際國内形勢給晉商帶來了巨大沖擊；“以末緻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偏好蓋房置地，使資本流向土地，無意創新；思想保守，墨守陳規，沒有及時轉型為現代産業貿易，同時錯失票号改組銀行的多次機會，與時代發展的腳步不合拍，等等，說法不一而足。
一切都事出有因，各種分析都并非全面與絕對，這其中我們不妨用幾處辯證的觀點來審視這段榮辱興衰。
是思想保守還是商人産權缺乏保護？
晉商的成長史其實就是一部創新史，無論是抓住明政府開中制的機遇而崛起，北上蒙古、俄羅斯，東渡日本開拓新市場以及創立票号、開中國現代金融業之先河，還是令今人歎服的各種經營制度與組織創新，都無不體現了晉商的創新與冒險精神。所以，晉商思想保守導緻四次錯失票号改革機遇之說，其實與晉商崛起與發展中的創新、冒險精神是不相吻合的。
那麼，為什麼到了後期晉商們不願意創新而且是整體都不願意創新了呢？
對于晉商而言，企業家創新利潤一直受到各方攫取，這其中既有外國列強的霸占，匪盜的掠奪，也有封建政府各種苛捐雜稅的明争暗取。當一方或者各方的攫取大大超過了企業家的“可容忍”限度，那麼企業家就會“關閉”自身的大門，相應的創新也必然随之消失。同時，晉商不得不尋求産權保護的某些替代方式，盡量減少産權被攫取的可能，比如偏好買田置地、建設奢侈大院甚至窖藏金銀等變現性較差的資産。顯然，土地比黃金更難被攫取。而對于深谙經營之道的晉商來說，當然知道土地等變現性較差的資産形式，收益肯定是低于商業經營，但是當時形勢所迫，實屬無奈。這不僅使大量原本可以用于商業擴展的資本“沉澱”下來甚至“浪費”掉，而且嚴重打擊了企業家創新的積極性，從而在根本上扼殺了晉商的發展動力。
所以，有觀點總結認為，晉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私有産權保護制度，原本行使産權界定與保護職能的國家，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有可能演變成産權的踐踏者與掠奪者，而晚清政府的掠奪早已是“釜底抽薪”。不然，在晉商500年發展史中，商人曾應對各種各樣的資金緊張情況且多能化險為夷，為什麼獨獨在晚清時期的票号擠兌風潮中，隻能眼睜睜地迎接倒閉的命運？
500年晉商的衰落說明，國家強盛，社會穩定以及加強私有産權保護對企業增長、經濟與社會發展有着何其重大的意義。
圖東方IC500年晉商的衰落說明，國家強盛，社會穩定，以及加強私有産權保護，對企業增長、經濟與社會發展有着何其重大的意義！無限責任，赢得信譽，卻也冒着風險
有觀點認為，晉商衰落主要是因為沒有及時和現代的企業管理體制相接軌。晉商的股份制實現了兩權分離，即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兩權分離的制度下，東家決定大掌櫃的任職及所享受的身股，主持每個賬期的結算和分配，決定擴大投資、獎懲員工，并承擔無限責任；對大掌櫃實行“全權授權經營”，日常經營管理等一切事務由大掌櫃說了算，東家不得過問。
泰山管理學院院長、股權戰略理論的提出者馬方在接受《中外管理》專訪時表示，兩權分離制度實現了财盡其用，人盡其力，任人唯賢，唯才是舉的掌櫃制管理階層。但這其中也具有一定的缺陷。晉商經營中片面重視人的因素，大掌櫃（總經理）負責制，一定程度上這一制度使票号前途系于一人之手，卻沒有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制約機制。再加上大掌櫃等對票号利潤分配隻“分盈不分虧”，使得一人決斷失誤，往往殃及整個票号。另外，它的責權利是不對等的，尤其是大掌櫃有權有利，但并不承擔責任，由東家承擔無限責任，當資不抵債時，财東必須用家産償還債務，這便大大降低了抗風險的能力。雖然針對無限責任的問題晉商也做了很大完善，比如：讓很多人入股，通過增加股東使風險分散，但這又會導緻股權過度分散，東家失去控制權，這種情況在當今的企業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1904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認可所謂“有限責任”這一概念，但晉商們并沒有及時利用這種政策利好。現代研究者常海峰認為，中國商家，尤其是晉商，無限責任的承擔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信譽的表現。甚至有“父死子繼”的觀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親欠下了債務，父親去世後，體面的兒子也不會拒絕償還。票号如果接受有限責任就等于宣布：商号賠光了事，與東家無關，你們欠債不能還隻能自認倒黴。顯然，無論對于東家、商号還是生意夥伴，這種觀念都是難以接受的。中國人對于有限責任是極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債務人也是千方百計地突破有限責任，試圖讓股東承擔無限責任。
對此，馬方也表示，西方的公司都是從有限責任制逐漸延續下來的，而我們國家這片土地上就根本沒有産生創業的企業家們承擔有限責任這種思想，從這方面來看，無限責任缺陷的說法對晉商的要求又是有些苛刻的。
誠信靠“人治”，大成靠法治
晉商認為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所以把誠信看得高于一切。經商“雖亦以營利為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故力能通有無……近悅遠來”。
但值得注意的是，晉商經營往往資本小、業務量大或資本雖大卻又太重信用，不作必要之抵押。例如，太谷志誠信末期盡管其賬面上放款有白銀400萬兩，欠款隻白銀200萬兩，但由于時局混亂，放款無法收回，所以在大規模的擠兌面前隻有破産倒閉。
清朝光緒時期，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采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将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内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白銀達62萬餘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
誠信是晉商之魂，在晉商的經營活動中兼有倫理道德和法律規範的作用。但是這種商業倫理道德是建立在“人治”的社會根基之上的，并且靠的是商家的道德自律。建立在這樣的根基上的誠信是不夠穩固的，如果道德的社會根基一旦颠覆，必然給晉商帶來災難，這也是晉商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反觀當前社會亦然，誠信固然可貴，但隻有與法律結合，才能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如果讓制假售假、商業欺詐、坑蒙拐騙、惡意逃廢債務、合同違約等信用關系紊亂現象滋生蔓延，将會嚴重影響經濟的良性發展。
透過晉商的成敗，品出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商派能夠經久不衰，離不開其治商有方的準則。同時，商派的發展又和時局動蕩，朝代的更疊緊密相關。一旦大廈将傾，又豈是一個小小商幫所能左右的呢？
責任編輯：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