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記者劉源隆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争，英國打開了中國緊鎖的大門，随着英國炮艦而來的還有歐洲礦師。由此，列強在中國興學辦礦，客觀上一門十八世紀在歐洲形成的獨立科學——地質學在中國生根。
自19世紀中葉開始，洋務運動興起，随着開礦的需求越來越大，地質礦學業逐漸被列為一種專門的課程。很多人知道魯迅先生是棄醫從文的，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實是地質學出身。1898年10月，魯迅先生入學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學習地質學、礦物學及其它基礎學科。他還出版過兩部地質學著作，有《中國地質略論》，以及與顧琅合著的《中國礦産志》。
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組建臨時政府，在實業部礦務司設地質科，留日歸國的章鴻钊任科長，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地質行政機構。1912年2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在北京政府工商部礦政司下設地質科，仍由章鴻钊任科長。次年2月，留英歸國的丁文江任科長。
1913年，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規劃和總管全國的地質調查工作，丁文江任所長。中國地質調查所是我國成立最早、在當時規模最大、成果最多的一個地質調查和研究機構，被蔡元培先生贊譽為“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研機構”。
成立之初的調查所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缺少地質調查員，于是在地質調查所成立的同時，又設立地質研究所，名曰研究所，實為一個地質講習所，先由丁文江主持，後因丁文江赴雲南調查，改由章鴻钊主持。
研究所第一批招收了30名學員，由章鴻钊、丁文江親自授課。1914年，比利時留學歸國的翁文灏任專職教師，“以中國之人，入中國之校，從中國之師範，以研究中國之地質者，實從茲始。”有了這批生力軍，地質調查所正式開始工作。
第一批學員的學期為三年，最後共有18人畢業，4人肄業，8人中途辍學。畢業生中，絕大多數都成為我國早期地質工作的骨幹。“上下山谷間，縱橫六七省。”在學習中他們随同老師，采集岩石、礦物、古生物等标本數千件。
1916年7月14日，地質研究所在北京豐盛胡同3号舉行畢業典禮，同時舉辦“學生成績展覽會”，從師生三年來悉心采集的岩礦标本中精選917件進行展出，還有詳細圖說及野外調查照片。
這917件标本展覽，就是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的根源。
據翁文灏後來回憶：“地質調查所創辦之初，即有附設陳列館之計劃。曆次調查皆附帶采集标本，以資陳列。民國四年（1915年）遷入豐盛胡同現址後，即着手準備。民國五年（1916年），地質研究所畢業，就曆年實地練習時師生采集所得，借地質調查所新制櫃架，舉行展覽會，即為現在陳列館之起點。”
1916年中國人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地質學子。“豐盛3号”與“兵馬司9号”
雖然1913年，地質科改稱地質調查所時就有地質礦産陳列館的設置，但有名無實。1916年2月10日，農商部總長周自齊簽署《農商部饬》119号，任命地質調查局會辦、技正丁文江為地質礦産博物館館長。“我們把1916年7月14日定為建館日，因為此刻的博物館有館長、有機構、有典型事件，陳列和收藏從此被确定下來。”
時至今日，中國地質博物館走過了整整100年，這100年對于中國來講是充滿坎坷與艱辛的。中國地質博物館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細胞組織，遭遇内亂和外侵，飽受流離失所之苦。直至新中國建立，才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從1916年博物館的誕生到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再到1935年地質調查所南遷，是地質礦産陳列館從奠基開始，逐步加快發展的時期。
1920年，章鴻钊、丁文江、翁文灏提請農商部為籌建地質圖書館發起募捐，黎元洪大總統帶頭捐款1000元，各界捐款共計39000元。1921年，在北京兵馬司胡同9号建成地質圖書館，用其餘額8000元為陳列館添建兩間展室，增加陳列面積400平米。1922年7月17日，新建成的圖書館和陳列館舉行開幕式，黎元洪大總統莅臨講話并參觀了地質陳列館。由此，地質調查所搬到了兵馬司9号，而豐盛胡同3号全部作為陳列館。
地質陳列館從豐盛3号一隅的小房子，擴大至占據整個大院，陳列面積從最初的不足百平方米發展為1000平方米；最初礦物岩石室、地質系統室、煤鐵礦産室和金屬礦産室的四個陳列室，進而發展為七個陳列室，新增非金屬礦産室和兩個古生物室，并在原礦物岩石室增加動力地質内容，後又增加煤炭、石油、土壤和新生代部分；陳列标本從最初的917件發展至近萬件，而未陳列标本擁有10萬多件。
當時地質調查所雖然算是官方機構，但是在戰亂頻繁的年代，國家是沒有太多經費劃撥的。地質調查所在兵馬司胡同9号先後建起3棟小樓，而所有的經費都是通過募捐得來的，由此也可想見他們工作環境之艱苦。
1932年，美國著名地質學家戴維懷特在給丁文江的信中，除了表達他對地質調查所工作由衷的贊歎之外，還有這樣一段話：“我們對您在那種即使不令人失望至少也使人沮喪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工作表示驚奇。”
2010年9月20日，習近平同志在視察指導中國地質博物館時指出：“這是一個曆史悠久、館藏豐富、水平很高的博物館。”“北京猿人”與“仰韶文化”
就在兵馬司胡同9号，地質調查所搬遷到新址後，很快就有了兩項震驚世界的發現。由此也讓兵馬司胡同9号成為了中國近代科學的聖地。
瑞典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安特生于1901年獲瑞典薩普拉大學博士學位，曾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萬國地質學會秘書長。1912年，受聘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顧問，1920年他成為了地質礦産陳列館第三任館長。
1918年由安特生組織啟動對北京周口店遺址的挖掘，在周口店經過十年堅持不懈的考古挖掘，最終于1929年由裴文中發現“北京人”頭蓋骨，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是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古脊推動物學和第四紀地質學研究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為研究人類的起源及其發展，為再現早期人類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但可惜的是，所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1941年為躲避日軍搶奪，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運往美國的途中丢失了，其下落至今仍是一個謎。
2005年夏天，中國地質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清理庫房時，突然發現3個神秘的标本箱，豈料，裡面裝的竟然是中國仰韶時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由此揭開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地質調查另一項重大發現的塵封往事。
仰韶文化發現前，世界學術界都持“中國文化西來說”，通過仰韶文化的發掘研究，改變了學術界這一錯誤認識。
1921年4月，安特生前往河南，在仰韶村村南約1公裡的地方，他發現了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之後，安特生在仰韶一共發掘了17個地點，其中包括兩條探溝。從仰韶村遺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這裡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安特生證明了在這個中原腹地的村莊地下确實存在着史前文化，依據國際考古界的慣例，安特生用首次發現地仰韶村為這個新石器遺址命名為“仰韶文化”。
1926年，中國政府和瑞典簽訂了一份協議，同意安特生把大約3萬件未經修複的陶器和陶片運回瑞典，依托這些文物，安特生創建了“東方藝術博物館”。這份協議還特别規定：研究後一半陶器和陶片歸還中國，另一半歸瑞典。
1927年至1937年間，安特生按照協議7次退還仰韶文物。但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大批文物丢失或損毀。而中國地質博物館發現的3箱标本是至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批安特生歸還的仰韶文物。
1922年，地質陳列館以臨時展覽的形式第一次公開展出“仰韶文化”文物，成為中國考古學發端的第一個展覽場所。以臨時展覽的方式展示重大科學發現和社會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也從此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地質博物館南京舊址。十四載南遷之路
1927年，民國政府在南京建都，北京改稱北平。北平逐漸失去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之日寇入侵，華北危急。1935年，地質調查所遷往南京。就像故宮博物院古物南遷一樣，地質陳列館一萬餘件藏品随遷南京，在南京珠江路942号新建的陳列館中布置了12個陳列室，于1937年初建成開放。
由此也形成了地質礦産陳列館的南京總館和北平分館兩個地址。“七七”事變以後，地質調查所等相繼撤往後方。隻有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新生代研究室，名義上隸屬協和醫學院，仍留在北平。為了保護兵馬司9号所址，新生代研究室的人員在大門口插上美國國旗，挂上“北平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
同年12月2日，裴文中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震驚國際學術界。此時，他本想回北平攜家眷南撤，地質調查所翁文灏所長和協和醫學院都希望他留下來管理新生代研究室，于是裴文中就任研究室副主任留了下來。
那時，周口店的發掘随着北平淪陷停工，隻派三名工人留守，并篩土揀拾動物碎骨。1938年5月，這三名工人被日寇殺害，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辦事處的房子也被燒光。
雖然日本人和僞政權多次提出接收兵馬司9号和豐盛胡同3号所址，協和醫學院則以美國人投資理當保護為由，一再申辯阻攔。時年70多歲的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躺在大門口，手舉美國國旗，阻止日僞軍進入。
據參與了北京人頭蓋骨發掘的老科學家胡承志回憶，當時協和醫學院婁公樓106、108号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辦公地。裴文中等工作人員，上午到兵馬司9号上班，下午在協和醫學院辦公，目的是保護地質調查所的房産不被日軍占據。
裡面的科學家們仍在忘我地從事科學研究，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1941年12月，所有辦公地點均被日軍占據。胡承志說，“太平洋戰争爆發七個星期後，我們全體失業。”
至此，裴文中已無力保護所裡的資産。
1942年，僞華北地質研究所在兵馬司9号成立。新任所長李岐山（後名李明）悄然負起保護的責任。這段史實卻鮮為人知，那時，李岐山在兵馬司9号辦公室和豐盛胡同3号陳列館派人看守，不許日軍出入。也有日僞軍闖入盤查，留學日本十年的李岐山就用日語厲聲将其斥退。令日本侵略者萬沒想到的是，北支那開發株式會社精心挑選的學者李岐山，經北平地下黨發展，已參加反日外圍組織，并于抗戰勝利時投奔張家口解放區。
1946年，北平分所恢複。據分所所長高平的工作報告，他們用一年半的時間整理陳列館，更換标簽，重新排列陳列室和展品。報告中未見損失标本的記載。這些地質标本得以保存，成為今天中國地質博物館的早期館藏。
而南京總館的日子也不順當，“七七事變”的炮火終結了剛剛開放的南京地質陳列館。11月日軍占領上海，逼近南京。地質調查所同其它機構一樣，倉促撤退，限期三五天内搬完。陳列館精選标本313箱，由高振西經水路押運至武漢，11月下旬又運到長沙，進行簡單修整。次年7月，武漢告急，地質調查所隻得從長沙再遷至重慶。陳列标本随同其他物品一起擠入四川地質調查所内。不久，地質調查所在重慶北碚蓋好房子，陳列标本才搬到北碚安置。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前，南京總館館長盛莘夫奉命留守南京，憑借流利的日語與日軍周旋，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作為“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逃出南京，回到北碚。
世紀老館，不忘初心
終于，1949年10月1日，地質陳列館和地質學家們結束了颠沛流離的南遷之路，迎來了新中國的安定繁榮。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在南京設立由高振西負責的全國地質陳列館工作領導機構，轄南京地質陳列館和北京地質陳列館。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成立。1953年1月，全國地質陳列館領導機構由南京遷往北京，高振西任館長。因建部需要，北京館被拆除，标本被臨時存放在故宮文華殿和六鋪炕等處。1955年，南京地質陳列館下放江蘇省地質局，全國地質陳列館與北京地質陳列館故館融為一體。
1956年，地質部決定在北京西四新建一萬平方米的全國地質陳列館大樓，1958年9月新館大樓落成，并更名為“地質部地質博物館”，1959年9月完成一至四層26個陳列室共計4500平方米、17039件标本的陳列布展工作，10月正式向社會開放，這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事業發展史上重要的裡程碑。
自建國以來，地質博物館之所以在科學研究和科普教育方面取得衆多成果，離不開黨中央和一代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支持。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曾對地質博物館的建設與發展給予了親切的關懷和鼓舞。7月23日上午，位于北京西四的國土資源部大院内座無虛席，中國地質博物館建館100周年專題展開幕式在這裡舉行。在參觀展覽時，記者看到了一件件黨和國家領導人贈送給地質博物館的館藏。
1950年5月，正在出訪前蘇聯的毛主席，在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接見了當地地質學留學生任湘，并題寫“開發礦業”4個字，極大鼓舞了新中國第一代地質學子的熱情，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也依然激勵着中國地質工作者，不斷奮鬥、開拓創新。
1956年，地質部632普查大隊在青海柴達木盆地發現油田，623大隊将原油裝到6個用來稱盤尼西林的小玻璃瓶裡，放在用青海特産透明岩鹽雕刻成大約一尺多高的凸形小博物架上，命名為“柴達木之寶”，将之贈送給了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又把它轉贈給地質博物館收藏。
1957年5月17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了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代表。他在講話中形容：“地質工作者就是建設時期的遊擊隊。”因為長期的地質勘探工作在野外進行，地質工作者經常要面對豺狼野豹帶來的人身危險，劉少奇同志就将前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元帥送給他的獵槍轉贈給了學生代表，後來也由地質博物館收藏。
還有朱德委員長生前收藏的地質标本、山東常林老人獻給華國鋒主席的常林鑽石，以及曆屆領導人的題詞，這些館藏顯示出了地質博物館厚重的曆史與其獨特的地位。
就在今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專門緻信表示熱烈祝賀，并向全國廣大地質工作者緻以誠摯的問候。
“100年來，中國地質博物館恪守建館宗旨、不斷精進學術，在地球科學研究、地學知識傳播等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為發展我國地質事業、提高全民科學素質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還在信中寄語：“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希望你們以建館百年為新起點，不忘初心、與時俱進，以提高全民科學素質為己任，以真誠服務青少年為重點，更好地發揮地學研究基地、科普殿堂的作用，努力把中國地質博物館辦得更好、更有特色，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再立新功。”
周總理贈送的柴達木之寶。責編于靖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