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恩專
繼上海、天津、廣東、福建等四個自貿試驗區之後，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甯、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陝西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這标志着我國自貿試驗區建設已從初期試點進入了加速推進的新階段。那麼，此次擴容釋放了怎樣的信息呢？
首先，表明自貿試驗區已經成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戰略部署的重要推進方式，是在複雜的國際經貿環境下進行體制機制創新的綜合試驗田。本次自貿區擴容，在地理上實現了東部沿海、東北、西北、西南和中原地區的全覆蓋，更加有利于進行兼具廣度和深度的制度試驗。無論在加快市場取向體制機制改革、推動結構調整、提升老工業基地發展整體競争力和對外開放水平的新引擎方面，還是在更好發揮“一帶一路”建設對西部大開發帶動作用、加大西部地區門戶城市開放力度、打造内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以及探索内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等方面，都賦予了自貿試驗區更大、更廣闊的空間。通過一段時期的試點試驗，自貿區要在市場配置資源新機制、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國際合作競争新優勢等方面，形成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和模式，進一步拓展我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為“十三五”時期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開創全方位開放新局面，打下堅實基礎。
第二，彰顯中國要在對接高标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基礎上，加速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進而為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更為廣泛的發展空間。自貿試驗區建設伊始，其政策設計和制度創新的起點，就是與高标準貿易投資規則“對标”，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完全與國際規則演進趨勢一緻，無論是與飽受争議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相比較，還是與WTO《貿易便利化協議》等多邊規則相比照，自貿試驗區政策都體現出了積極、穩健的開放制度創新特色，諸如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引入、以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等便利化措施為核心的貿易監管制度創新、以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為目标的金融開放創新舉措的穩步推出、以防控風險為底線的事中事後監管體系的改革，都不僅适應、而且引領着全球貿易投資規則調整的大趨勢，顯示了中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和調整的充分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貿易投資形勢低迷的環境下，自貿試驗區活躍、繁榮的貿易投資活動，成為了助推世界經濟的“星星之火”。
第三，标志着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自聯動”開放機制已經形成，自主式開放與協定式開放相得益彰。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全面、成熟的對外開放的制度安排，既有自主式開放的自貿試驗區，又有協定式開放的與其他國家結成自由貿易區（FTA），兩類“自貿區”充分實現“雙自聯動”。自主式開放利于充分考慮國内制度基礎，發揮特殊地區（中心城市和開放口岸）的優勢，特别是制度能力優勢，帶動整體開放；協定式開放能夠使國内經貿體系與國際規則體系充分融合，提升國際競争力和全球治理能力。
第四，意味着通過自貿試驗區的開放和創新，來進一步拓寬産業創新發展的空間。通過幾年的探索，自貿區已經初步造出了國際化、法制化和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吸引了大批境内外的市場主體落戶，實現了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産業等在自貿區的高度聚集，也成為了創新創業的樂園。實踐證明，自貿試驗區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擴容後的自貿區将繼續堅持創新發展，努力實現高端産業的持續聚集，扮演好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先行區的重要角色，率先實現開放、創新和綠色發展的産業格局。
（作者系天津财經大學教授，天津市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