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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治理的秘密武器

時間:2024-10-28 07:22:33

預測未來已是不易之事,進一步防範更是難上加難,但風險治理仍有“秘密武器”,将應急關口前移,提煉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源頭治理結合全面治理,便能防範于未然

文|《小康》記者洪治北京報道

探讨8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在京發布藍皮書《風險評估與危機預警報告2015-2016》,專家學者彙聚一堂,共同探讨風險治理之道。攝影/洪治又是一年開學季。本是重返校園的快樂時光,卻因為“毒跑道”、“大學生遭詐騙抑郁而亡”等安全隐患讓不少老師和學生家長的神經處于緊繃狀态。“我最擔心孩子在學校和同學相處不好而發生沖突。”孩子剛上小學的格智擔憂地說道,“上個學期他就被班級裡的一個同學欺負了。”

在當今高速發展的社會中,風險無處不在,且經常變化,面對如此多的風險,又該如何沉着應對呢?

“風險月曆”将應急關口前移

令格智操心的不僅是孩子與同學相處的問題,還包括上下學的車流高峰、路邊不衛生的小吃攤、遭遇壞人詐騙、流行疾病感染等等。“誰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即便上了保險,但這些問題一旦發生,受罪的還是孩子。”格智說道,“如果能防範于未然,把風險扼殺在搖籃裡,那就好了。”

家長和老師擔心的正是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研究中心”)研究的重點。學生沖突背後更大的風險是校園欺淩,2015年7月,研究中心與《法制日報》聯合發布《“校園欺淩”風險亟待提高》一文。“校園欺淩”被定為中高級風險,納入了社會風險評估體系。

面對“校園欺淩”,最重要的是加強意識,把主動開展風險預警和風險防治納入日常工作中,建立常态化的校園安全風險體系,進行常态化的排查和預防。之後不久,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布了《關于開展校園欺淩專項治理的通知》。

其實,對“校園欺淩”的危機預警是“風險月曆”的組成部分之一,“風險月曆”是研究中心通過典型案例、季節特征、地域特征、法律制度等因素的梳理,形成一年12個月的高危、頻發風險列表。學校在拿到“風險月曆”後既可以根據其預警進行重點排查,通過應急工作的關口前移有針對性的開展危機防範,還可以憑此在恰當方式向家長、老師、學生精準發布預警信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京市大興區是最早引入“風險月曆”的地區之一,從2011年9月實施以來,風險月曆每月都會列出高危、中危和低危風險,而且每一項風險都會詳細分析出風險構成因素。“這種科學化的校園安全風險管理體系接地氣、實用,彌補了學校安全教育在制度上的缺失。”大興區教育委員會政保科科長遲海波說道。以1月份為例,就要着重防範由于氣溫低、空氣流通性差、人體免疫力下降、人員集中、學生寒假外出走親訪友等因素可能導緻的流行性疾病暴發。

“風險月曆”也是“主動防、科學管、立體化”安全校園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體系還包括風險防範與應對指南、能力提升規劃和标準流程三大部分,不僅強調迅速砍斷連鎖反應,提高現場處置的科學性,也要求強化人員的技能、風險意識和組織的風險文化,更要構造集成風險管理、應急管理、知識管理、績效管理和關系管理的科學管理體系。“該體系運行這些年來,效果還是不錯的。”遲海波說道,“我們基本做到了為我所用。”

在今年開學之際,研究中心還聯合《中國教育報》發布了九大校園安全風險的預警清單,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校園設施問題緻學生傷亡,其中包括毒跑道、新裝修異味、老化設備等造成的危險傷害,建議在開學前要進行一次校園安全隐患大排查,防控可能發生的風險。

這些針對學校安全的風險預警都融入了今年8月28日由研究中心發布的《風險評估與危機預警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以下簡稱“藍皮書”),藍皮書還進一步從綜合環境、功能區安全和教育教學管理三大方面對學校的社會風險進行了預警。

社會風險是導緻社會危機的風險源,除了學校,藍皮書還對官員、企業、學校、醫院、城管、公安、民政、民航、政府網站、銀行保險證券業、媒體記者等11個行業進行了社會風險預警,每個行業都劃分了三級風險指标。其中對官員的一級風險指标主要包括五大方面:“貪”,官員腐敗;“渎”,官員渎職;“亂”,官員私生活混亂;“假”,官員作假;“冤”,官員被冤枉。對企業而言,則要注重産品、市場運營、内部管理、人員和企業社會責任五大方面的風險。

“每個行業的風險都有各自的特點,總體來看,有升有降。”研究中心主任唐鈞分析道,“随着我國民主與法治化的不斷進步,諸如打砸搶等不理性、粗暴的行為确實在降;升是因為在轉型期風險的新形态不斷湧現。”

除了對11個行業進行社會風險預警外,藍皮書還發布了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的高發風險預警清單。對于社會風險,藍皮書也有更宏觀、更深刻的論述。

提煉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

風險是對未來危機發生可能性的認識,預測未來已是不易之事,進一步防範更是難上加難,非有一套嚴密的科學方法精耕細作不可。

“随着國内外環境的變化,危機管理的形勢更加嚴峻,任務也趨多元,在危機管理中引入風險管理、績效管理、信任管理等手段,已是必然趨勢。”唐鈞分析道,“當前社會在倒逼地方政府去做風險管理,有關部門需要在常态下把制度、技術做好,在内部做好風險管控,提前規避風險,而不是出事後去滅火。如果不做,會危機頻發,醜聞纏身。”

抱着這樣的理念,從2008年起,研究中心就緻力于形象危機管理方面的研究,并發布了多本著作,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于省份“髒亂差危難”及官員“貪渎假色枉”的形象危機風險地圖,這些都為藍皮書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社會風險和形象危機最大的區别在于研究路徑上。”唐鈞強調。形象危機更多是由外而内的研究,通過對大量外部風險源的研究進而分析形象危機,不過這樣的研究方法雖然覆蓋面廣,但精準度欠缺。因此,本次社會風險評估與危機預警藍皮書既注重外部的風險源,也基于内部的風險周期性規律,強調内外結合,采取典型研究中的重點案例分析并結合行動研究法,進行案例分析、風險研判等科研工作,從而得出社會風險評估結果。而社會風險的實質是群衆高不高興、滿不滿意、答不答應的問題,由此确定了三大闆塊的重點内容:公共安全、公共服務和負面影響。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風險的研判是關鍵,怎麼做?研究中心首先基于自己的風險典型案例庫識别風險,再根據三大闆塊标準分類,最後參照安全生産條例、《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等法律法規制定的标準結合風險可能産生的後果對風險定級。

風險研判是一個動态的過程,為此,研究中心專門建立了一套數理模型進行數理分析,由此得出的結論非常具有說服力,比如最高危的風險是什麼?“是公信力危機。”唐鈞強調,“這是三塊内容疊加産生的,現在雖然沒有具體發生,但一定要防範。”

需要注意的是,典型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信度和效度偏差而導緻的誤差,為了減少誤差,研究中心重點從兩方面入手。首先,是對典型案例庫的長期持續建設。随着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風險也在不斷變化,案例隻有與時俱進才能準确反映風險的變化,每年研究中心都會從人民網、新華網、央視網三大網站收錄2000多個案例增加到案例庫中。本次藍皮書所用的案例就是來自于2015年全年和2016年第一季度“公共安全”、“公共服務”、“社會負面影響”三大風險典型案例庫的共計2892個案例。

其次,藍皮書還專門進行了誤差分析,“我們會把誤差來源說得很清楚。”唐鈞強調,“實際上定量研究是一種形式,最終的價值在于危機預警清單和制度建議。”

正是基于這樣的努力,唐鈞對藍皮書非常自信:“我們現在做得更深入,更能反映風險本質的規律和特點,也提出了更準确的風險點,把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點給提煉出來了。”

源頭治理與全面治理

“當今社會,風險評估非常重要,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以風險治理體系現代化為基礎的。”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張成福強調。藍皮書指出,2015~2016年的社會風險總體上為低等級風險,風險指數為29.9分(總分100),其中社會負面影響風險、公共安全風險為中等級風險,公共服務風險為低等級風險;公共安全中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消防安全風險為中等級風險,公共服務中的殡葬遇難題、安全服務保障不到位也為中等級風險,社會負面影響中的由房屋糾紛、醫院糾紛、勞動保障糾紛可能引發的維權糾紛以及交通運輸事故及相關謠言可能應答的社會恐慌為中等級風險。

整體把握社會風險,必須對其特征有清晰的認識,社會風險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綜合交互性。公共安全與公共服務的交互風險為極端行為,包括過度防衛,傳播不實信息,加劇、擴大恐慌和造謠、傳謠,制造恐慌等。公共安全與社會負面影響的交互風險為責任事故死傷。公共安全與其餘兩大闆塊交互的風險為查處責任與善後風險,這屬于高等級風險源,主要是指責任事故發生後,官方對事故調查周期長、責任追究不到位、處理決定落實差、善後标準不一緻等風險。

公共服務與公共安全的交互風險為權益受損緻過激行為,主要涵蓋居住、工作、就醫、就學方面權益得不到保障而産生的極端行為或類似“極端行為”。公共服務與社會負面影響的交互風險為過度維權,其中高等級風險包括傷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沖擊國家機關、聚衆打砸和自殺自殘。公共服務與其餘兩個闆塊交互的風險為政策執行與監管的失誤,主要涉及民衆的衣食、消費、看病、養老、殡葬五個生命階段的重要環節。

社會負面影響與公共安全的交互風險為社會恐慌及過度防衛。社會負面影響與公共服務的交互風險為民衆的維權糾紛,主要的糾紛類型包括居住環境、經濟、勞動保障、房屋、醫療和學校六大類。社會負面影響與其他兩大闆塊的交互風險為秩序失控及公信損毀,而這正是唐鈞所強調的最高危的風險。

正是基于這樣的研究與認識,藍皮書列出了社會風險預警清單,強調要防控危機爆發。對公共安全列出了100種“非正常死法”的危機預警,其中涉及中等級風險的包括高速追尾死、山路墜車死、火災跳樓死、煙花爆炸死等等。對公共服務列出了60個“不滿意”的危機預警,其中涉及中等風險的包括殡葬服務收費、墓地定價違法違規、食品安全問題、個人隐私被洩露等等。對社會負面影響列出了70項“不高興”的危機預警,其中涉及中等風險的包括房屋拆遷、醫患糾紛、“号販子”、企業欠薪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必須把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現重大風險或在出現重大風險時扛得住、過得去。

面對如此一長串的危機預警清單,怎麼做好風險控制呢?“風險控制主要靠上遊和中遊,2012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就下文要求全面做好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唐鈞強調,“上遊很重要,等火起來了再滅就來不及了,要全面監測風險,并進行深刻分析,科學把握其規律。”這也正是列出危機預警清單防微杜漸的目的所在。

除了科學評估,及時整改制度也非常重要,而且要鑲嵌進日常公共事務運行的整個流程。藍皮書指出,對公共安全風險要進行源頭治理,重點提升上遊的風險評估與中遊的風險監管能力。對于公共服務風險要進行全面治理,加強基礎公共服務建設,促進公共服務精細化,提升部分官員素質以及強化流程管理。對于社會負面影響風險也要全方位治理,做好風險源頭治理,疏導社會恐慌,防範維權糾紛,治理造謠傳謠,補齊相應短闆。

在這個過程中風險意識很重要,“關于這點其實已經有制度上的安排了,就是我們的《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唐鈞分析道,“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随着問責條例等法律法規不斷貫徹落實以及社會監督的不斷健全,會在制度上形成黨紀、法律和社會監督三方面的倒逼機制,這不是選不選擇的問題,風險評估一定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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