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斌
張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解讀宏觀經濟走勢，需要關注影響中國經濟的多重重磅變量。一般宏觀經濟的變量大緻可以區分為四個部分，即趨勢性部分、中期性部分、季節性部分以及不确定的外部沖擊幹擾部分。
為了看清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周期特征，我們可以首先重點觀察一下M2的數據，它是公認的代表總需求和購買力最好的指标之一。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現在，M2大緻經曆了四個半周期，現在正處于上行周期的趨勢。分析工業增加值、價格、生産者價格的變動周期，我們都可以從中得出類似的結論。
另外，如果将房地産市場的周期現象與宏觀經濟主要指标變量放在一起分析的話，我們也能看到一個平均14個季度左右一上一下的周期性現象，尤其是房地産的價格走勢，這種周期性的波動非常明顯。
其實，這些周期性的變量之間是有一定的規律性變化的：當M2增長，社會購買力增長，與此同時房地産銷售增長。一兩個季度後會看到房地産價格的上升，接着就是房地産的投資、工業增加值上升，CPI上升。這時央行采取措施，貨币政策進入下調的周期。
那麼，目前我們的經濟到底處于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呢？數據分析告訴我們的一個結論是，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上行周期的偏高點的地方，而底點則是2015年的二季度左右。如果按照14個季度一個完整周期看的話，到今天為止，我們可能離高點已經不遠，有些變量甚至已經過了高點。
當然，這是排除其他因素，單獨分析經濟變量周期性變化得出的結論。如果從趨勢性變化分析的話，GDP增長也好，工業增加值也好，房地産投資也好，現在依然處于持續下行的趨勢。趨勢下行疊加周期上行，這是我們對當前中國經濟所處位置的基本判斷。
需求不足？NO
看清所處位置後，接着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便是，要不要刺激政策的問題，存不存需求不足的問題。
判斷是否存在需求不足，是否需要刺激政策也有一系列指标。對于世界各國而言，最重要的指标便是價格，尤其是CPI。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份，中國CPI同比增長約1.9%，處于曆史上相對偏低一點的水平。而從覆蓋面更窄一點的PPI看，中國PPI已經連續5個月負增長。
有學者借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已經出現明顯的需求不足。對此，我并不認同。除了價格，判斷是否需求不足還需參照多項指标，其中包括産出缺口指标。在我看來，無論是工業增加值，還是GDP本身，總體來看好像不存在明顯的缺口。
正如前文所說，目前我們的經濟正處于周期上升偏高的位置，如果在這一階段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話，那麼周期下行就是更嚴重的需求不足。如果永遠都存在需求不足的話，那這個問題就不是需求不足的問題，不是短期宏觀管理的問題。
在我看來，當前這個階段不存在所謂的需求不足問題，更多的是經濟下行趨勢、經濟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造成了總體經濟增長放緩。
過早去工業化？NO
怎麼理解增速下降，最近有很多解釋，比如有人講到了外部環境的變化，有人講是人口的問題，還有人講是經濟結構的問題。我個人比較看重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因為從曆史經驗看，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間時，便會出現明顯的制造業增長放緩。在所有的成功國家經驗裡，工業部門的增長速度一定慢于GDP的增長速度，而且工業化的高峰期過去之後，絕大部分的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都會出現明顯的下降，這是一個經濟增長的煩惱。而從支出法的角度看，從消費結構的角度看，中國已經到了轉型期。
關于産業結構升級，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實現轉型之後不是所有服務業都會增長。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過了轉型期之後隻有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的增長速度是高于GDP增長的。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增長速度還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比如餐飲、旅遊、家政服務。目前，中國的衛生、租賃、商業服務、金融業、科研等偏人力資本密集的服務業的增速都是高于GDP的。而餐飲、居民服務、交通運輸、倉儲等勞動密集服務業的增速是慢于GDP增長的。比較特殊的是，公共服務和社會組織，在發達國家，它們的增速是快于GDP增長的，而在中國是慢的。
有些人擔心中國是不是過早地去工業化了，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關鍵看兩個指标：第一個指标是在什麼樣的收入水平上去工業化，如果在人均收入四千五千美元的時候肯定是太早了，如果在人均收入一萬美元的時候去工業化就是非常标準的；第二個指标是工業部門在GDP裡面占比的峰值。發達經濟體的經驗，最低是香港，34%，最高是德國，接近50%，平均數是41%。中國的峰值目前基本達到了41%。從這兩個指标來看我們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動作是非常标準的，不存在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
發展瓶頸與破解對策
不過，我們确确實實也面臨着一些問題，在我看來，當前經濟主要的問題集中在人力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發展面臨着瓶頸：
首先，産業存在瓶頸，很多領域有技術壁壘，企業無法進入，即便進入了也沒有企業生長的環境；
第二，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裡面很多的服務，比如社會管理、公共組織，是由政府來提供的。但是政府過去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經濟建設上面，不是放在提供公共服務上面，公共服務有很大的缺位；
第三，大城市的土地供給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後。高端的服務業都集中在大城市，而現在的大城市發展過程中面臨最基本問題就是高房價。住宅用地供給在過去幾年快速的下降，是支撐房地産價格上升的重要因素。同時，城市公共管理服務相對比較落後，扼殺的不僅僅是城市的生命力，也在扼殺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很多的機會。
對此，我們需要合理采取對策。第一個便是穩定政策，讓中國的穩定增長率能夠有一個資源合理的利用，一方面把握好節奏，不要在經濟上行的高點去采取刺激政策，要留着“子彈”到周期下行底部利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财政刺激政策項目的儲備工作，以免臨時抱佛腳。是否采取刺激政策，可能要等待時機，但在此之前還是要在項目儲備方面多花一些精力。
第二個是提升潛在增長速度的相關對策。首先是大的都市圈的建設，其中涉及一系列的土地工程變化和改革，以及一些相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改革。其次是醫療、教育、衛生等關鍵服務業領域裡進行改革，這些改革都非常困難，難就難在很難達成認識上的共識，大家有很多的分歧。對政府而言，一屆政府能夠在一個領域裡面取得一些實質性的進展已經非常了不起，這些改革涉及各個部門的利益，改革難度非常大。最後是結構改革政策的問題，需要有為政府，如果政府還把政策資源主要用在經濟建設方面，那在公共服務方面投入的資源就會面臨很大的問題。特别是在發達地區，當地政府的公共職能方面要做出改革，除了政府公共服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要慢慢地建立一個監督機制，包括問責機制。
（注：本文由本刊記者劉彥華采訪整理而成，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