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大學真“證”畢業，先坐機關，後做傳媒，人間冷暖，入眼入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有一個振奮人心的新提法，要“鼓勵地方、基層和群衆大膽探索，加強重大改革試點工作，及時總結經驗，寬容改革失誤”。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更是進一步提出，“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
這一聲聲時代之音激發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衆的無窮智力、動力和潛力。當領導其實還不僅僅需要敢于作為，還應該敢于“認賬”，這兩個方面猶如一片樹葉的兩面，缺一不可。
一面敢于作為，一面勇于認賬，概括起來，其實就是再簡潔不過的四個字——敢作敢當。80多年前，魯迅在《兩地書》十八中寫道：“敢作敢當，也是不可不有的精神。”這一說法被視為“敢作敢當”一詞的最初出處，而他一向贊賞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是敢作敢當者的最好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拓中縮手縮腳，在創新中明哲保身，在日常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幹部并非少數，而由“不敢為”導緻的“不作為”現象更為普遍，所以，“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幹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被提了出來。寬容改革失誤，能夠解除幹部意識裡的束縛，讓其盡情奔跑；而容錯糾錯機制的建立，将能夠保證幹部在判斷有誤的情況下也不至于在歧路上跑得太遠。
官員怯于作為、缺乏擔當的原因十分複雜，有的緣于理想信念的喪失，有的緣于積習已久的慣性思維，有的緣于圈子文化的消極熏染，有的緣于考評機制的有失公允。的确，“數字出幹部”、“眼睛向上，前途無量”、“中規中矩顯政績、四平八穩沒毛病”、“誰先出頭誰先死”等為官“經驗之談”曾經大行其道，甚至還有溯源者為證明其事出有因，不惜冠以“中庸”、“難得糊塗”等國學名頭。于是，在有些官員圈子裡，棱角與豪氣漸行漸遠，圓融與世故逐步走強，由于沒能力、沒魄力而“不敢作”和沒胸懷、沒氣度而“不敢當”的一衆官員，在如此不堪的所謂官場文化中，不但沒有絲毫的愧疚之感，反而自認為得到了為官之要，活出了精彩人生。
解放思想，放開手腳，大膽創新，言易行難，需要突破慣性思維的壁壘，沖出既得利益的藩籬，還要經得起無數質疑與嘲諷、明槍與暗箭的考驗。寬容改革失誤正是為了給魯迅先生贊賞的四種人提供一種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會環境，讓他們心無旁骛地全情全力投入改革，跳出既傷身又傷心的怪圈。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寬容改革失誤并不是獨斷盲動的擋箭牌，也不是借改革之名逞一己之欲的遮羞布，不僅容錯之後必須跟上糾錯之策，而且容的是創新之錯、探索之錯，而非懈怠之錯、官僚之錯。
為官之道千條萬條，首要之道應是敢作敢當。無論哪一級官員，肩上都負擔着時代的使命，身上都承載着百姓的期待，如果隻會一味好好好、是是是，隻會簡單地重複昨天、熟練地敷衍上級，隻會遇難事繞着走，遇險情調頭跑，将一方經濟發展與百姓福祉置于腦後，以“太平官”自得、自滿、自居，那就隻配得上百姓說了千百年的那句話——“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