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産管理行業已經超過110萬億元規模。根據BCG預測，到2020年，中國泛資産管理市場管理資産總額預計達到174萬億元人民币。但是，由于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資産管理行業相比，中國資産管理行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中國資産管理總規模占GDP的比重偏低，中國的資産管理行業尚處于初始階段,所以在資産管理服務提供者專業能力、道德意識、服務水平、以及客戶的理解認知程度上，還有巨大的改善空間，也免不了在行業鍊條的許多環節裡存在着資産管理機構和客戶之間利益沖突的問題。其中一些明顯的例子包括資管産品分散，部分機構存在片面追求規模及短期效益，因而出現理财目标不清晰、資産配置極端化；盲目追求高收益，卻忽視風險、保本投資比例較低、不重視資産流動性控制、投機性強等問題，在帶來市場整體快速“野蠻生長”的同時，也埋下了日後産生複雜問題的種子。
第二，行業的不成熟也反映在專業人才的高流動性上，用基金業舉例，2017年以來，已先後有多位基金公司總經理離職，基金經理離職或變動現象更是家常便飯。大股東變更、其他資管機構高薪挖牆角、為了更好地激勵機制奔私等原因使得高級人才變動頻繁。而在成熟的資産管理行業和市場中，情形恰恰相反，基金經理人的穩定性和其所管理基金長期績效是客戶最重視的選擇要件，因而也是成功基金經理人必備的條件。
在歐美國家，資産管理已經有上百年的曆史，因此，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一是格局集中。據統計，從1995年到2012年，美國市場規模最大的五家資産管理公司市場份額從34%提高到了40%，前25的資産管理公司管理的市場份額達到73%。主要原因是大基金公司品牌大，渠道廣且産品線豐富。
二是風險隔離。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歐美大型銀行中各部門的“過度協同”負效應顯露無疑。此後，部分機構提出将更多資産和職能配置給資産管理團隊，根據市場和産品需求情況進行産品重定價，設立“雙董事會制度”進行獨立監督，創造外部市場以實現有限協同等措施，取得了良好的風險控制效果。
三是策略差異，用戶分層，市場導向。大型基金公司主要依靠ETF産品或者固收産品或者其他傳統優勢産品，同時精品型的資産管理機構主要依靠一種或多種特定的投資策略。這種資産管理機構在産品設計上必須高度專業，精準對客戶依照其個别資産規模和風險偏好等等需求指标開發針對性的多樣化産品，避免錯配，而非一視同仁地追求高風險高收益。以基金公司為例，美國基金公司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有針對性地設計差異化的基金産品，如大盤股基金、小盤股基金、退休基金、避稅基金等，通過市場競争提高經營效率。
四是鼓勵創新。英國主要金融監管機構FCA（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為鼓勵金融創新成立了ProjectInnovate，目前已經給予300多家企業臨時許可（temporaryauthorization）從事各類創新業務；美國最大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成立了ProjectCatalyst，允許相關金融初創企業有機會在市場中嘗試新的技術和商業模式，甚至在有效期内給予被批準的初創企業來自監管機構彈性的保護。但得到批準的企業，其技術和模式必須特别有益于金融普惠到美國4600萬低收入人群，降低交易成本，加強金融安全保護，和鼓勵消費者正确理性對待金融産品投資理财。
基于此，我建議引進全球一流的資産管理機構在中國開展泛資産管理相關業務，讓國人110萬億委托資産真正享受到國際水平的高質量資産管理和财富管理服務，并刺激提升整體中國資本和金融市場的服務水平。
建議一，鼓勵引入全球資管規模靠前的一流資産管理公司，減少準入限制，逐步增加其經營類别。通過市場競争優勝劣汰，提高資管市場參與者集中度，同時打造本土的國際級大公司。
建議二，允許外資資管機構在中國成為公募基金公司的大股東。公募産品波及面廣，要求高，是資管行業整體水平的風向标。公募産品不涉及意識形态問題，涉及的是人民群衆資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問題，所以監管部門應選擇“好”的公司而未必一定要選擇“中國”的公司。更何況，随着外資一流資管進入公募，有利于公募産品設計和質量的提升，品種的豐富和服務的細化，促進對中小投資理财人的保護；外資資管進入公募，引入競争，形成“鲶魚效應”，有利于倒逼完善治理體制，淘汰競争力低下風險系數高的市場參與者；外資資管尤其是大型資管機構進入公募，有利于加強投資理财人教育，理性認識投資風險，合理進行資産配置，避免賭博心态。
建議三，借力海外資管機構的資金、經驗和技術，參與處理我國國内不良資産。根據保守測算，我國的不良資産總規模已經超過10萬億。外資資管協助吸收因産業過剩而重組、退出的不良資産，可以大大增加不良資産處理的資本存量和流動性，借鑒國際經驗和利用國際化平台，豐富不良資産的處置手段，成為國有資産管理公司的重要補充，有利于幫助我國經濟改革順利平穩推進。同時，引進國外成熟的不良資産處置法律的框架，可以促進國内在不良資産相關法規的确定性，提高處理的效率，可以更快恢複不良資産的流動性和盈利性。
建議四，引入海外成熟機制和經驗，有序開展金融創新，變“野蠻生長”為“健康生長”、“保值增值”。這既能保證我國資管和金融市場有序發展，保護廣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又能鼓勵創新和競争，給優秀的創業機構一個相對可控的試錯和發展空間，做到金融行業整體大小兼顧，穩健中又有創新的健康環境。
建議五，制定相關扶植政策，鼓勵國内資管公司積極“走出去”，發行海外産品，募集海外資金，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服務和競争。（國際融資記者陳醒報道并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