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方晉：忽視智庫作用會帶來政治決策失誤
随着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的來源愈發多樣化，原來是政府和傳統媒體壟斷信息來源，随着自媒體的發展，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發布者。智庫在中國的日益火熱也讓每個人不光可以變成自媒體，也可以變成個人研究、個人智庫，人們每天在微信上看到各種各樣的文章，再通過微信迅速傳播。在這個過程中，專業的意見和權威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區别海量的信息有用還是無用，是真還是假，需要權威的判斷和聲音，這是智庫發展的重要背景和基礎。
當前世界的發展趨勢面臨重大轉折，不确定性顯著上升。而越是存在不确定性時，政府、企業、民衆越需要了解出現轉折背後的原因，以及未來世界的走向，這些都需要更加清晰、準确地判斷如何把握趨勢。過去幾十年，整個世界的經濟、社會、科技、技術有了變化，但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趨勢是顯而易見的，隻是節奏和領域會出現一些細微變化。但是，今天明顯出現了一種轉折，從2016年的英國脫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很多問題需要重新判斷。
在關鍵節點中，智庫的判斷對國家的發展和各個機構的發展都會産生深遠影響。比如美國蘭德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争爆發初期，在美國政府認為中國不會參戰的情況下，卻認為中國政府會出兵。雖然美國政府最終沒有采納它的建議，但智庫的作用還是在關鍵時刻、在不确定性強的時候體現出來。越是在不确定性強的情況下，智庫就越要做出獨立判斷，為政府決策所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方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李國強最近，美國智庫在特朗普上任後影響力開始下降。原因有二，一是水平很差，二是立場有問題，沒有抓住社會變化和老百姓的需求。特朗普上台是民粹主義的力量，民粹就是反精英，而所有國家的智庫都是知識精英的代表，為政治精英服務。智庫确實沒有感受到民粹主義興起的變化，因為他們原來不為這些人服務，也不從這些人這裡拿錢，他們的立場和過去的工作都忽略了這一點。但如果特朗普因此而不相信智庫的作用，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憑自己個人的經曆來做判斷，他決策失誤的風險肯定會大大上升，最後受損失的肯定是美國，而美國在世界範圍内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會殃及其他國家。
而中國為什麼會出現如今智庫大發展的局面？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面臨的局面、機遇與挑戰前所未有，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離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近過，但所面臨的形勢錯綜複雜。中共中央領導作為決策咨詢的最終需求者，發現過去的相關研究機構提供的建議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所以才意識到中國要發展智庫，要發展思想庫的市場，最終才有了中國政策的出台和中國智庫的大發展。與此同時，各種民間智庫、社會智庫也可以研究外交問題、軍事問題、民族問題了，過去這些問題都是被官辦智庫所壟斷，這在促進中國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過程中起到推動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李國強：垃圾信息泛濫凸顯智庫真知灼見的重要地位
首先，智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當前國際上各個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的情況十分複雜，迫切需要各方面的智慧，需要智庫發揮重要作用。所謂智庫重要不重要，關鍵在于智庫是否能夠與決策者相容、相匹配，比如美國的智庫就出現了與特朗普的融合問題。而在中國根本就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了關于智庫的重要批示後，智庫在中國決策中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體現，各方面都給予了對智庫的肯定，它不僅是國家軟實力的組成部分，也是國家現代化決策的組成部分，同時也寫入了中央的決定。近幾年來，中國智庫快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時也有很多創新。智庫并不是單個智庫的建設，而是在不斷地形成智庫的聯合體、共同體和智庫聯盟，各方面的智庫智慧、智庫決策影響政府的能力越來越突出、集中、有影響力。
其次，智庫還是要不斷适應新變化。傳統智庫僅僅做政策研究是不夠的，新時期智庫的作用應該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解讀、政策評估、影響輿論、服務社會、國際交往等方面都是智庫在新形勢、新環境下要适應的方面，包括如何推特與年輕人的結合。智庫需要彙集天下人的智慧，盡管信息、網絡很多，但這些智慧能否集中起來對公共決策和公共社會形成影響，都是需要再加工的過程，而智庫在再加工的過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中國如果要建設具有國際公共外交職能和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還要盡量參加國際性、權威的智庫排名與評價，積極提供自身信息，不要排斥這種可以提供機會的資源和平台。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所執行院長王文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最後，中國的硬實力已經達到一定水平，現在軟實力也要發展起來，而智庫是非常好的載體。特别是當今媒體行業受到很多影響，以及很多權威的東西受到很多影響，此時智庫更需要把一些精準、有見地的觀點整合、集中起來，隻有這樣才能給國家、政府和公共決策者帶來一些新的不同角度。未來，是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企業要“走出去”，中國智庫也要“走出去”，有了中國智庫支撐，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可能會少走彎路。對于任何國家來說，智庫永遠不會過時，特别是在知識泛濫、各種垃圾信息增多的情況下，智庫的真知灼見會顯得更加珍貴。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所執行院長王文：中國智庫要有危機感，否則會進入衰落期
智庫并不是一直都有地位，它是有興衰的，有些時期很重要，有時又不重要。如果以排名第一的布魯金斯研究所自1915年建立的時間算起，當代智庫已有一百年的發展曆史了。在這一百年内，智庫至少有三次衰落期。一是智庫在出現之初的那段時間特别火，可是後來二戰爆發了，所有的智庫都沒有預測到二戰會爆發，包括蘇聯和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歐美智庫根本不知道，預測都失敗了，所以智庫的意見沒有人再聽了。20世紀50年代，蘭德預測了中國會出兵朝鮮，但美國白宮不聽，事後才有人明白智庫還是有判斷能力的，随之才有了智庫的又一次興起，現在一些很著名的智庫都是二戰以後成立的，屬于第二代智庫。比如蘭德公司20世紀40年代成立，在十年後開始興盛；CSIS也是20年代50~60年代成立，包括很多老牌智庫都是那時成立的。20世紀60年代以後，智庫又迎來了第二次衰落，因為美蘇之間核戰争和學術研究的數量化、科學主義化的緣故。學術研究變得更加數量和計量化，計量學崛起後，突然發現這幫智庫學者一個個連模型都不會畫，數學也不會，還不懂核武器的博弈論，智庫就又開始衰落了。一直到20世紀末，冷戰結束後智庫開始重新崛起，類似福山和亨廷頓一批人開始解釋冷戰為什麼以和平的方式結束，而不是以戰争的形式結束，同時又出現了一批新智庫，例如21世紀美國研究中心、美國的進步中心等等。目前，智庫又進入了第三次衰落，因為特朗普的上台，美國有近2000家智庫，幾乎沒有幾家智庫預測到特朗普能夠勝利，這必然不會讓特朗普重視智庫。現在在美國，智庫已經不重要了，特朗普根本不在乎他們。過去美國每次總統換屆，CSIS、卡内基、布魯金斯至少會有十幾個人進入内閣，現在在華盛頓幾乎一個都沒有。
因此，作為智庫從業者，我帶着隐憂認為，智庫很重要，但并不代表我們重要，智庫從業者都認為自己很重要，哪個知識分子不認為自己很重要呢？所有學者都認為自己研究的領域很有意義。但自己認為重要，未必真的重要，關鍵在于時代是否給你機會，你又是否能夠抓住時代的機會，是否能夠為時代提供真正的思想産品，預測到時代的發展，形容、概括、總結好時代的變化。我覺得中國智庫還沒做到很重要的程度，美國的智庫能夠影響中國的中南海，很多美國智庫的專家如福山、基辛格等人會和中國的常委、領導人見面，但中國智庫還尚未能影響白宮，中國的智庫學者也沒機會和奧巴馬或特朗普見面，這是很汗顔的一件事情。我們作為從業者應該進行自我批判，我們做得還不夠。結合美國現在智庫所面臨的尴尬，我們應該予以思考。美國智庫近期雖然衰落，但相信未來還是會崛起，但特朗普時期的美國智庫會進入到一個相當長的衰落期，可能是四年或八年，這給中國學者一個最大的警醒。中國智庫現在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時間點，能不能抓住這樣的機遇呢？過去四年，為什麼智庫在中國變得那麼重要？因為不僅在中共十八大報告裡出現了關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表述，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也講到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既然國家給了智庫很多機會，那麼就應該珍惜機會，如果最後連“一帶一路”都沒有解釋好；G20也沒有解釋好；南海問題也失聲，那智庫還會重要嗎？國家還會用智庫嗎？因此，要有危機感，時不我待，革命尚未完成，不能因眼前國家的重視就驕傲，中國智庫要防止像美國智庫那樣進入衰落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學國
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永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智庫應加強人才機制建設、開發資金的多元化來源
首先，智庫的發展對中國來說進入一個更重要的時期。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國道路、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等等，智庫都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的體制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決策效應非常快，一竿子插到底，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執行過程非常快。但由于中國的決策機制中的辯論機制、研讨機制、智庫間政策市場競争機制不夠完善，如果一個政策好，在全國都能發展起來，比如高鐵政策的有效實施。但如果做了一個非常糟糕的政策，對中國來講就是災難性的。因此，在目前的體制下，智庫可以成為中國協商民主的新模式、新力量、新發展方向。中國要實現協商民主、科學決策，就要避免各級政府在決策中少犯錯誤，讓更多的智庫參與進來，這是保證中國能夠避免出現很多決策錯誤的方法。
國家前人大副委員長吳邦國曾經在一次講話中提到，中國每年因為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有好幾千億。中國目前在國家層面很有影響力的智庫包括民間智庫、地方政府智庫和國家智庫，如果他們都參與到決策生态裡，不斷地比較、鑒别。每個決策者桌上放着的方案不是來自于一家的谏言，而是來自三、五家的觀點，就會對社會生态産生巨大影響，進而真正推進中國的科學民主決策。由于中國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的辯論、議會機制，“兩會”也僅在每年的3月份舉行一次，但有了智庫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就會帶來極大補充和提升。因此，中國智庫在未來發展會越來越重要，重要度甚至會超過美國，如果中國形成真正依賴于智庫的習慣，讓智庫發揮作用，那麼智庫在中國的作用就會越來越大。
其次，中國在近些年參與全球化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中國本身又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國在加入WTO16年間，GDP翻了七至八倍，國際貿易額度也翻了七至八倍，中國真正取得發展的時段就是改革開放和加入國際體系的這些年。正因如此，在全球化受阻，逆全球化泛濫，包括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情況出現的時候，中國能夠繼續扛起全球化的大旗，習近平主席能夠在達沃斯系統性地闡述全球化的觀點，中國政府還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一下占領了全球話語體系的高度。中國要用全人類都聽得懂的語言，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全球價值體系講述中國的聲音，同時産生巨大影響。中國智庫在背後能夠起到更大作用，這和中國政府現在非常重視智庫的發展有關系，可以看到政府出台的很多報告和方案都有中國智庫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這對中國未來進一步引領或者在國際話語體系上可以增加更多話語權以及有更多參與，進而真正影響世界。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系統闡釋了全球化，對全球所帶來的極大影響受到了很多國際媒體的高度評價，也說明智庫能夠對中國未來在全球的發展中提供巨大支撐。
最後，中國智庫要想得到更好的發展，真正引領國際智庫還有兩個方面需要改進，一是中國智庫極度缺乏人才，原來中國沒有智庫方面的人才，做好智庫應該是全方位的統籌，包括研究、籌款，要懂政府、學術、企業，而那時缺乏這方面的政策。同時，中國智庫應該把旋轉門推起來，很多退休的部長、高級政要、大使、參贊完全可以和智庫互動起來，包括政府挂職的也可以和智庫互動起來，如果能夠如此做起來，會對政策決策起到更積極的作用。二是智庫資金來源的多元化需要進一步加強。美國智庫都是由企業家捐贈，捐贈的最高境界不是捐大樓，而是捐機構，這對世世代代都會産生深遠影響。中國改革開放已超過30年，一大批企業家已成長起來了，但有不少的企業家做慈善時還停留在捐大樓、捐希望小學以及偏重物質層面的捐贈，雖然這些也需要，但捐助一個希望小學隻能解決幾百名學生的就學問題，如捐助一個教育政策的研究機構可以解決千千萬萬的學生就學問題。中國的企業家應該對智庫知識的重要性有更多意識，我想中國的企業家們終會認識到，捐贈最有影響力的方式就是捐贈給智庫，捐贈給真正可帶來利好決策的力量。隻要彌補好上述兩個方面，中國智庫就會有更大的發展，也會越來越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學國：中國智庫發展應關注七方面問題
第一，近幾年中國智庫出現井噴現象，智庫的發展确實有它的規律性，國家重視智庫、出台文件、國家财政上支持、社會熱捧、民衆關注、再和國際接軌，行業就發展起來了。自中共十八大以後，尤其是2015年“中辦、國辦”發文之後，中國的智庫建設高歌猛進。更有意思的是，智庫的評價機構比智庫機構還火爆。中國有幾家智庫排名機構，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也有一個給智庫做排名的研究中心，而且現在《光明日報》和南京大學也在發布智庫排名，起碼在中國體制内的就有三家智庫排名機構，這三家在中國很有權威性，比智庫機構本身還火爆。智庫本身發展很快，但智庫評價機構發展得更快，應該怎麼看待這件事呢？智庫的定位很重要，作為從業者應該知道自己是做什麼的，不是靠自己說智庫很重要就真重要，關鍵在于研究的成果在決策裡是否重要。因此，智庫從業者要放低身段，隻有放低身段後，才知道自己說的話有幾分份量。
第二，智庫是思想的市場，應該從供給和需求這兩個客觀現實來分析智庫的工作内容。一方面，需求方是做公共政策的決策者，中國的需求市場和美國的需求市場絕對不一樣。中國市場的決策者都是從最基層一步步在千百萬人中競争出來的，而且基本上沒有任期限制，會一直工作到退休。而美國的市場是四年或八年一輪換，比如像特朗普這種體制外的人也可以進入到體制内，他不太懂體制内的規則，所以體制内的人都接受不了他，這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中國智庫一定要清晰地認識到，中國決策者掌握的信息遠比供給者掌握的信息要全面、準确、真實、及時。因此，要避免出現智庫為決策者提供參考意見時出現決策者早已了解了相關内容的情況。另一方面，智庫作為供給方，能否提供需求方所需要的産品為核心問題，這涉及到供給方的供給能力問題。我認為智庫作為知識生産機構，所生産的産品目前滿足不了市場需求。中國的專家群體知識面都非常窄，對中國社會實際發生的很多問題沒有感知，普遍“上不接天線，下不接地氣”。如果問很多經濟學家在十年前是否買房進行投資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沒買過房子，他們的個人人生決策在很多方面都缺少前瞻性，還怎麼可能給國家出前瞻性的主意呢？出的主意對還是不對都存疑。因此，智庫應該從思想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打造産品，否則打造的很多産品就是自說自話，自認為有影響，但實際上沒有影響。
第三，中國智庫的專業人員面臨轉型，傳統的學者無論是大學教授還是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要把他們轉型成為專業智庫的研究人員，這個過程非常漫長，并不是待在智庫就是智庫的專業人員了，遠遠不夠。以往寫學術論文的套路和思考問題的套路與智庫研究、寫智庫報告是兩個套路，思考問題的角度、方法、邏輯都不一樣，這是目前智庫人員來源渠道單一的重要原因。中國智庫的發展需要解決人才來源問題，但中國有一個慣例，退休的領導不能對現任領導的政策提出評價性意見，這也是旋轉門轉不起來的重要原因，人才到底從哪裡去找呢？長期來看，智庫應該嘗試靠自身去培養人才。
第四，思想市場競争态勢的建立問題。目前無論是體制内還是社會性智庫，競争生态都存在問題。體制内的智庫可以申請國家經費，隻要申請到國家高端智庫就專項經費資助，所以體制内智庫的人力資源很豐沛。目前國家社科院裡面很多年輕學者到處挂名，畢竟蛋糕就這麼大，既有的人才資源就這些，智庫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就出現了挂名現象，一個人往往有一堆名片，一堆名頭。社會性智庫如果沒有人才，就沒法與體制内的智庫做競争，想把人挖過來又不可能，隻能讓其挂名，這說明現在的競争機制有問題，出現了智庫競争之間的失序，主要還是人手不夠。
第五，智庫的體制、機制問題。目前不同類型的智庫各有優勢，社會智庫的體制、機制靈活，出東西快，效率高，而體制内智庫的效率太慢，發個課題就要半年時間，但社會性智庫可能三天就能發出。因此，業内也在探讨中國智庫的産品生産模式，到底什麼樣的生産模式能夠使得智庫産品可以高效地生産出來呢？智庫生産思想産品的模式怎樣能夠适應現代智庫的發展需要探讨，但目前行業還沒有找到答案。
第六，現在中國的智庫研究國際問題比研究國内問題容易出彩，國際問題變化多端，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都可以去推測，即使錯了也無所謂。但實際上中國最需要研究國内問題的智庫，尤其是戰略方面而不是公衆内容的，這塊是中國智庫的薄弱環節，但敢碰這些東西的人不多，我覺得這是目前中國智庫特别尴尬的地方。
第七，智庫目前在中國的熱度沒有問題，高層确實很重視，但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具體部門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是否需要智庫的支持是關鍵性問題。應不應該讓智庫的人參與到這個過程呢？比如參與到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教育、環保、社會保障等一系列涉及民衆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舉個例子，在上海網約車征求意見稿出來時我們召開了座談會，想請上海市交委方面的人參加共同讨論，但沒能如願，說明很多時候不是智庫不願意提供服務，而是找不到門路，人家不需要。雖然國家層面很重視智庫，但具體制定政策是各個部門，中央是各個部委，地方是各個決策部門，他們出台意見的過程中能不能聽一聽智庫這個第三方意見？或者政策實施完後能不能請第三方評估一下實施效果？這才是智庫真正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渠道，但這方面太缺少互動，一方面很熱，另一方面又沒有需求，這種結構性矛盾問題不解決，未來智庫的市場就很難打開。
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永權：智庫要做政府做不到或是忽略的事情
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發布的2016全球智庫報告排名顯示，2015年中國智庫排名和2016年中國智庫排名相比，中國智庫的排名往後挪了幾位。2015年中國第一智庫在榜單中排31名，2016年排33名，證明中國智庫的質量2016年比2015年下降了。排名本身是否說明智庫水平的下降尚需探讨，但中國智庫的發展還是很迫切的，雖然目前中國智庫的數量在世界範圍内排第二，但質量是不是排第二呢？英國的智庫數量少于中國，但它的質量排在中國前面。中國雖然在逐漸走進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國智庫的能力是否跟得上，是否達到國家發展需要的水平，确實需要智庫人進行思考和做工作。
首先，中國智庫研究本身需要時代特色，不同時代的智庫需要不同時代的特色。中國現在處在特殊發展時期，第一個百年就要過去，即将邁進第二個百年，中國智庫在這個過程中應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呢？在“十三五”規劃的剩餘四年裡，中國智庫能做什麼事呢？中國智庫要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中積極建言獻策，更重要的是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就會成為無水之源，無本之木。中國智庫還要練好内功，練好内功要注重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資金的來源多元化，但中國的體制會帶來限制，此方面就要創新。智庫包括民間智庫不要囿于現有體制，要創新和吸收現有世界上智庫發展的經驗。在美國，智庫是最高端的資助方向，但在中國還不是，我們不一定非要學美國的模式，但是制度一定要創新。目前很多新興企業和互聯網企業對智庫都非常感興趣，可以和他們結合起來。
第二，應該把高級人才旋轉到智庫内，把各方面的需求形成政策信息上報給公共政策的制定部門，這是智庫的一個重要功能。但智庫需要吸收什麼樣的信息呢？不隻是政府需要的信息，而是各階層、各方面的信息都需要，越是弱勢群體的信息越能反映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弱勢群體的信息可能是社會的盲點；也可能是智庫的盲點；還可能是政府決策的盲點。因此，智庫要有責任和擔當，即使收獲的利益不大，經濟效益不高，但社會效應會更好，智庫就要做政府做不到或是忽略的事情。
第三，智庫向政府提供決策建議的時候要解決好最後50米的問題。智庫往往向政府提出了很多理論性非常強，條理性非常好的建議，但最終卻沒有形成決策，因為前期調研還有欠缺，或是智庫隻在自己的範圍裡工作。智庫要接觸各個階層，知曉其需求并與其結合才能形成有價值的報告，進而制定相關有針對性的政策。政策制定部門可能了解的比智庫更多，畢竟來源渠道比較多，但政府在很多情況下不能到達第一線，智庫的好處是具有靈活性，上接天下接地，如果沒有接上地也肯定接不了天。但接地的工作很辛苦，要接觸老百姓、弱勢群體、農民工等人群，了解他們的需求，如果把這些工作都做紮實了，政府就沒有理由拒絕智庫的決策建議。
其次，智庫要在社會影響力方面發揮作用；給中央決策貢獻力量；引導社會發展的走向，這也是智庫的責任擔當。很多事情政府出面對民衆說可能欠缺一點影響力，而智庫作為專家學者，作為第三方談觀點和想法可以引導輿論和民意，從側面的角度助推了社會往正确的方向發展，實際上也是推動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推手。智庫現在做了一些工作，但特别是民間智庫在中國治理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影響也非常少，反倒是研究國際問題的智庫影響很大，在媒體上出現的頻率也高。如果研究中國治理的智庫能夠引導社會治理方向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智庫應該走在國家決策之前，而不是之後。因此，智庫不能自己玩，一定要有“智庫+”的模式，例如：智庫+政府、智庫+企業、智庫+媒體等才能産生綜合性效果。
智庫+政府就是先走在政府前面，再搭配政府的作用。政府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好，需要智庫提供方案解決，此時智庫需要搭配政府力量來做。如果尾随政府去做也可以，實際上做的就是解讀工作，怕民衆誤讀中央政策。走在政府前面的屬于高級智庫，配合政府的屬于尾随性智庫。智庫+媒體就是把媒體作為放大器，智庫是輿論源，這兩點相加會産生良好的正效應，對國家的發展也有好處。智庫+企業就是為企業保駕護航的，中國發展到今天，很多企業應該建立自己的智庫或者是專門為企業服務的智庫。中國智庫的數量不少，但結構未必很好，有的群體在智庫的供給層面過剩，而有的群體找不到為其服務的智庫，這是一種結構性矛盾，需要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進行更多思考。
最後，中國智庫要走自己的路，不能随他人。排名雖然很重要，但排名不能反映中國智庫的全部現狀。中國智庫要按照中國自己的發展階段走，要有中國特色。同時，中國智庫要緊緊抓住中國發展戰略的重大問題發聲，比如2017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的召開，關心十九大要解決什麼問題？回應國際社會關心什麼問題？以及怎樣解決中國未來發展中面臨的各種挑戰？智庫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建言獻策，發揮自身作用。此外，在中美關系問題上，不光中美關切，全球也都在關注，中美關系不光是雙方的問題，更多涉及到相關國家的問題。中、美、俄之間的互動關系，中、美、歐之間的互動問題都需要智庫獻言發聲。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很多媒體和智庫都預測很多問題存在不确定性，但恰恰是這種不确定性給智庫帶來了很多機遇，智庫應思考如何在不确定性下解決好中美關系問題，把中美關系進行平穩過渡，這是智庫應該做的事情。
（攝影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