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的新的曆史方位
人類社會每一發展階段的文明形态都與某一程度的生産能力與生産方式緊密關聯。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由工業文明到生态文明，生産力發展、生産方式與生産要求的變革是文明類型過渡的重要标志。在過去的曆史階段，中國生産發展的核心目标是總量追求，需要迫切解決的是生産力不足、人民基本生活質量需整體提高的問題，但因生産技術、管理模式、發展理念等多方因素的限制，粗放式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生态環境壓力，在中國用三十年走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兩百年工業化曆程的進程中，中國的确付出了不少的生态代價。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帶領中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生态的視角、生态的觀念、生态的戰略越來越深刻地融入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隻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生産力的發展以及對物質與精神财富的追求是人類文明的特有屬性，而适宜的生态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追求各類财富的第一前提，可以說優美生态環境是自然界恩賜人類的最大财富。習近平總書記的報告突出強調了人類順應自然，将經濟發展與生态保護緊密結合的重要性，揭示了人類生産活動必須遵從自然發展規律才能持續推進的規律，指明了創造美好生态環境、建設美麗中國是更好地服務人民發展、滿足人民需求、推動社會持續進步的必然要求。
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與此相伴的是我國生态文明與美麗中國建設也進入了新的曆史方位。在新的曆史方位上，我國生态文明與美麗中國建設的社會基礎環境與治理條件已與上一發展階段産生了明顯區别。
第一，我國社會生産力總水平顯著提高，生産能力與生産技術在衆多領域已進入世界前列，各類商品與服務的供給可以通過技術革新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技術的極大進步為降低和避免排放物對自然環境的消極影響提供了可行路徑。
第二，我國已穩定解決了社會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社會公衆的需求層次已逐步向更高階段過渡，對于美麗環境與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
第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國家治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過去階段經濟發展級次高于生态發展的狀态導緻現階段經濟與生态發展的不平衡，這是我國當前不平衡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雖然我國已基本步入小康，但社會生産能力還不能為全社會提供産品結構與質量達到較高标準的服務，社會資源生産利用效率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第四，随着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同時伴随着各類社會發展結構性問題的出現，我國社會發展已面對一個風險與不确定性急劇增高的狀态，社會治理複雜性加劇，治理模式與治理結構都須通過深度改革與新的發展階段相匹配。
在新的曆史方位上，我國須結合時代發展新的特點，依靠新觀念、新思路、新方法積極穩妥推動生态文明與美麗中國建設，降低我國生态脆弱性，切實保護國家生态安全，積極适應我國新的生态治理環境。十九大報告從四個方面系統論述了我國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的措施與方向。我國生态治理的重要路徑
在新的曆史方位上，我國社會發展将更加突出生态維護的重要性，生态安全被提至重要戰略地位。新時代我國生态文明與美麗中國建設的新狀态應當植根于更加科學、合理、有效的生态制度體系，綠色發展理念将更加深刻地浸入我國的生産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從推進綠色發展、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态系統保護力度、改革生态環境監管體制四個方面系統論述了我國生态文明體制改革的措施與方向，報告指出“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策，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堅決制止和懲處破壞生态環境行為。”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基于我國2010年12月頒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建設新時代下生态管理制度體系、保護生态環境、平衡生态保護與經濟發展關系，将成為我國生态治理的重要路徑。
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印發《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将我國國土空間按開發方式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其中限制開發區域分為農産品主産區和重點生态功能區兩類。2017年10月21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以通知形式印發《重點生态功能區産業準入負面清單編制實施辦法》，旨在指導各地方、各有關部門紮實有序做好負面清單編制實施各項工作，推動各地區按照主體功能定位可持續發展，強化重點生态功能區的生态産品服務功能。重點生态功能區的設立與産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是從國土規劃與産業發展角度推進生态治理，提供了區域劃分标準以及限制發展産業的目錄，回答了在何地重點治理生态、哪些産業不能發展的問題，但是現有政策在具體解決生态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的問題上還須進一步拓寬。目前，我國重點生态功能區主要設置在中西部地區，經濟與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這些地區往往處于生态保護和經濟落後的雙重疊加狀态，随着負面清單制度的進一步實施，重點生态功能區的發展權将被進一步壓縮，有可能進一步增加我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基于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與重點生态功能區産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生态治理改革必須依托于其他各領域的配套政策出台解決好生态與經濟的發展平衡問題。
深化生态治理改革的具體手段
生态治理的科學化涉及到财政、産業、土地、環境、農業、人口等領域政策的配套改革，生态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我國新時代背景下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在新的曆史方位上，我國生态治理改革應當把握問題根本，緊緊圍繞社會基本矛盾轉變這一重大曆史判斷，基于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社會治理基本情況與基本條件的新變化，逐步實現生态與經濟的共同發展，避免二者之間的“零和”發展關系。深化生态治理改革的具體手段有如下幾點。
第一，提升生态環境監管技術手段，增加行政考核中生态指标比重。改革開放後，在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的發展過程中，針對各級政府的考核仍是偏重經濟指标，整體上生态指标的比重要低于經濟指标，這樣的競争激勵緻使一定程度“重經濟輕生态”的發展偏向，并逐步引導出不同發展階段的環境問題，因此扭轉生态與經濟的平衡關系是我國新時期生态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
第二，逐步構建生态補償的效力保障體系，充分彌補生态治理引緻的經濟發展縮緩。目前我國産業結構仍須進一步優化，中等以下區域經濟的發展還較大依托基礎設施完善與一二産業支撐，而生态保護地的治理要求限制大規模開發活動，經濟發展空間受到壓縮，通過生态補償填補發展空間成為平衡區域經濟差異的有效手段。我國現階段生态補償的主要方式為縱向财政轉移支付，暫時還未形成系統的生态補償制度體系，相關政策分散在其他各類政策的生态保護條款中，生态補償的執行效力較為有限。因此，從生态補償稅、橫向轉移支付、政府性基金等方面建立系統性制度體系，以較高權威的政策形式保障補償效力，成為我國生态治理與經濟均衡發展的有效路徑。
第三，将新時期綠色發展理念貫徹生态治理的全過程。發展綠色經濟，倡導綠色消費等都是我國經濟、社會治理中所必須堅持的重要理念，這些綠色發展理念也同樣适用于我國生态治理領域。新時期的綠色發展理念更加注重低碳、循環、清潔，在生産技術顯著提升的基礎上，綠色發展所代表的是資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産流程的科學再造。将新時期綠色發展理念貫徹生态治理的全過程就是将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社會生産的全過程，從操作角度講，即通過技術革新與理念創新構建新時期綠色生産與消費的制度體系以及新時期低碳循環的經濟發展體系，同時創建包括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的綠色發展型組織以及以綠色金融為基礎的生态環保産業鍊。
第四，創制發展生态經濟模式，發掘生态治理的經濟效益，逐步實現生态與經濟的共生發展。生态保護、生态治理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不應當是一種矛盾關系，過去時代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模式造成了我國生态保護與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的對立，而在新時代下，生産技術與生産效率的向前突破為生态與經濟的共生發展提供了實現通道，生态治理的經濟效益将随着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升與社會各階層治理共識的達成而逐步顯現。生态經濟、生态産業、生态文化等領域的成熟培育将成為我國新時代生态與經濟發展關系轉變的重要手段。
（作者許光建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魏嘉希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