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00強企業，沒有哪家企業不走國際化路線。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三次全球化進程，美國做了很大的貢獻——把科技的進步和創新，作為這一次全球化的重中之重。從公元1世紀，古羅馬成為跨歐亞非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以公路構建為基礎的第一次全球化進程，到第二次全球化，15世紀末海上大發現，以英國為主導，舉起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的旗枳，再到上世紀70年代至今以美國為主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不難看出，全球化正是一場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然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科院藍迪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主席趙白鴿看來，如今在全球化進程中，由于發展程度不同，利益分配不同，形成了發展不平衡性，因此“反全球化”的呼聲不斷。混亂、失序、沖突，緻使人類失控，是當前世界發展的巨大挑戰。“整個世界都在等待着新秩序的産生，這給中國創造了機會。‘一帶一路’是新型的全球化，這是一場由中國引領的全球化浪潮。”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辦的“高朋滿座”論壇上，趙白鴿在《“一帶一路”與新型全球化》主題演講中如是說。
被普通民衆接受的“新秩序”
基辛格在其《世界的秩序》一書中講述了17世紀在德國巴伐利亞小鎮中，“巴伐利亞和約”的構建，這是一套全球适用的治理體系，即後來的《聯合國憲章》。此後發展到貿易的WTO、金融的《布雷頓條約》，都成為了世界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科技發展的同時，帶來了秩序的混亂。基辛格在書中談到了建立新秩序，必須遵循三點原則，趙白鴿将其總結為：“‘一帶一路’引領的新型全球化與第三次全球化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強調人類社會的多樣性特征，注重人類與生俱來的對自由和發展的渴望。如果隻是單純有個秩序，但這一秩序不是人們與生俱來的，保持其尊嚴、權利、自由，則需要在發展過程中将其進一步完整化。”
其次是新秩序的建立，不僅要被各國領導人所接受，也需要廣大民衆認同。“一帶一路”如果得不到當地民衆的接受，很難推進。再則是新秩序必須基于價值觀的認同，基于維持和平的框架。
“一帶一路”作為國家的頂層戰略，在實施過程中，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原則。創新方面，不僅指的是科學技術領先，更強調國家治理的創新。事實上過去40年國家經濟高速發展，與創新驅動密不可分，特别是治理結構方面的創新。
趙白鴿強調，我們在向“一帶一路”國家傳遞經驗的同時，也必須正視我們的教訓——毒食品、霧霾這些問題必須引以為戒，在過往，協調發展方面我們做得不夠。協調，應該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态的五位一體，如果不是全面的發展，隻講GDP，就隻能是一個經濟大國。隻有在全面協調發展以後，才是一個真正的對世界有影響力的大國。
同時必須将綠色發展放在重要位置，發展任何的産業，不僅要考慮到當代，更要考慮到後代。“一帶一路”是個開放的理念，對國内外開放，對各行業全面開發才是成功之道。此外堅持共享理念，而不單隻是把GDP發展的理念帶入“一帶一路”國家。
事實上，“一帶一路”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戰略，隻要有利于全球化，一切國家、資源都應該被納入。整個新型全球化過程，是一個多樣化的全球化進程。
“這一次新型的全球化，緻力于共商、共建和共享，與前幾次全球化不一樣。”趙白鴿如是說。而迎接新秩序必須要有連接新機會的人才，如能有一些兼具中國深度和世界廣度、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領導者産生，中國毫無疑問将引領未來的全球化發展。
治理模式創新而非過剩産能輸出
美國商務部前部長古鐵雷斯說：“在當今全球面臨着政治經濟的大變革、大動蕩的格局中，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果斷引領全球資本，全方位地走向和平經濟發展的道路，它将成為全球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創舉。”
“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套治理模式的新創新。全球的治理途徑，基本是“二戰”之後定下的，以《聯合國憲章》為主導的政治制度，以WTO為主導的貿易制度和以《布雷頓條約》為主導的金融制度。“一帶一路”已經使中國和全球融合在一起，中國必須加入全球治理結構的設計當中。
當“一帶一路”倡議公布之後，不少中國企業抓住了機會，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但彼時西方媒體诟病認為，這是我們向沿線國家輸出過剩的産能。
這是種偏頗的認識，“真正的‘一帶一路’是把我們非常好的治理模式及創新能力輸出出去，隻有這樣中國企業才會可持續地在國外待下去。”趙白鴿說，無論是緬甸水壩還是斯裡蘭卡港口，抑或其它的“一帶一路”項目，必須堅持共享與可持續的原則，否則進去了也要出來。
在“一帶一路”的輸出中，中國電科在巴基斯坦的投資案例頗值得研究。近幾年來，巴斯斯坦的GDP增長一直保持在6%~7%之間，趙白鴿分析認為，這離不開中國企業如“兄弟”般對他的幫助。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目标是建成一個“深圳”，現在隻有6萬多人口。
中國企業的進入，目的是營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必須采取一個跨越式的發展模式。當地服務業比我們好，在這一領域的動力是指科技創新以後的新技術，比如智慧城市、智慧信息、制造業等。其中IT技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将來在通訊、人工智能，都可能讓我們的周邊國家發展起來，稅是交在巴基斯坦，但是創造的價值是全球的。
又如，巴基斯坦總理那瓦茲·謝利夫曾說，今後瓜達爾港的魚要運到北京和天津。當前那裡的漁船是一條一條的，整個冷鍊尚未形成，打完魚後沒辦法變成産業，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行思考。“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帶一路’的成功之道。”
再比如在南非，新能源在當地辦起了工廠，全廠2000多名員工，隻有十幾名中國人在當地管理，給當地帶來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在美國，很多交通設施急需和中國合作。借着這樣的思路，将各國聚集在和平發展的機制下，共同把“一帶一路”事情做好。因此“一帶一路”的意義在于提供了改進全球的治理新途徑。
盡管“一帶一路”是國家的頂層戰略，但業内人士們普遍認為，“一帶一路”的主體不完全是政府，企業也不可忽視。借“一帶一路”，有助于中國企業更好地實現“走出去”戰略。
在當天的論壇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校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主也帶來了大量實際需求，如民營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如何充分信息互換、搭建合作渠道；如何把“一帶一路”國家資源與中國市場需求對接起來；如何獲得系統性的金融支持，規避區域風險等。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正不斷加快，但也交了不少“學費”。走出去，需要了解當地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不僅如此，還需要标準，比如人工智能，沒有标準走出去是非常難的，因此參加治理，參與國際标準的制訂非常重要。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