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今天我們在定義“價值”時，不能從單一維度，而是要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綜合權衡。正如創新理論之父熊彼特所認為的，創新的本質不是發明，而是資源的重新組合，讓它具備經濟性。不同資源也産生了不同利益立場。
多因素促發對價值問題的再思考
今天的企業是放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來考量，那麼衡量組織的價值時就需要從不同維度來考量。
維度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并非由幾家大公司帶來的，而是由諸多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構成的。全球化帶動了中國大量中小企業的快速崛起，但由此産生的對當地生産和勞動力的替代也引起了反全球化，區域性的民粹主義，這些力量成為價值再分配的主導勢力。
維度二，數字化。企業數字化是對效率的追逐。工業化時代效率的提升以十倍、數十倍來計，而數字化時代對效率的提升可能是數十倍乃至上百倍。
在不同領域，數字化的影響力會有所不同。随着大數據的引入，金融業，特别是保險、會計和審計行業，未來面對人與機器之間的配比關系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大數據技術的推動者還是企業本身。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應用背後的社會倫理是怎樣的，機器作為智人參與到工作中來時如何與人協作，恰恰是企業和軟件工程師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
維度三，人需要正視自然的關系。人與人，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共創共赢共生的問題已經多有叙述。當下，人與自然的共創、共生和共赢的問題需要受到高度關注。
在過去的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間，企業總在以自然挑戰者的姿态出現。幾十年後經大量科學證明，如果人和自然生态之間沒有和諧共處，站在敵對和居高臨下的角度，很有可能人類會成為自己的犧牲品。
一個例子是農業領域人和昆蟲的大戰。從農藥的發明開始，昆蟲和人類在抗毒性和毒性上不斷進行“軍備競賽”，農藥毒性越大，昆蟲在自然演化中，抗毒能力也更強大，最後導緻農作物吸收了大量農藥中的毒性，反噬人類。另一個例子是為了提升農作物的生産效率，人類撇開農作物的自然生長路徑，開始投入轉基因作物的研究，人與自然的對抗關系越發緊張，走上了不歸路。
人與抗生素也是這樣的關系。細菌在人類還沒出現前就誕生了，看似強大的人類往往倒在細菌下，于是抗生素的誕生就是用來殺死細菌。但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戰争，等到人類從地球上消失時，細菌依然會存在。卡爾·齊默寫的《演化的故事》詳細地描述了40億年來生命的旅程，需要人們從更長的時間線和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
所以當我們說到企業價值，一旦我們的視角是站在與自然，與其他企業競争的視角，出發點就會出現問題。中國企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首先是新經濟領域新形式的壟斷。中國企業在資本的推進下，正處于壟斷型企業的生成階段。這種狀态比資本主義工業化時期的壟斷速度還要快。
互聯網和新經濟領域已經不再有地方保護主義勢力的阻擋，資本沖破壁壘，新經濟産業集聚的速度急速上升，讓像滴滴、ofo這樣的企業在短時期内形成壟斷，這是傳統的制造業無法達到的規模效應。但在這些由資本驅動的領域很容易出現寡頭壟斷，其後果是消費者綜合福利下降，價格提升，在滴滴吞并其他的競争對手後，這些迹象已經能夠明顯地被觀察到。
其次，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根基在于企業的價值觀。當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的舞台時，需要關注的是企業和當地社會關系的平衡，如果不注意，那麼“中國企業來了”就會引來恐慌，被當地政府貼上警示的标貼。
百度與谷歌對于廣告的态度反映出這兩家公司日後能走多遠。企業可以提供給大衆的利益與企業文化相疊加，才能構成企業的真正價值，并在一定節點以财務方式爆發出來。這方面的反例有大衆的“排放門事件”以及星巴克的種族歧視事件。
第三，數字化不是替代人的價值選取。今日頭條在分發流量時，按照機器的判斷和算法來推薦文章，人為地屏蔽了更寬泛的選擇。看似新聞量大了，但是人被數字給孤立了，失去了信息的選擇權，如何在數字化時代我們依然能擁有自己的選擇和價值判斷，這是我們需要去深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