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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羅馬軍團

時間:2024-10-26 11:56:24

這支軍團的命運,演化為一筆獨特的文化遺産,彰顯着中華民族長期積澱的強大包容性。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4萬漢軍将士兵臨郅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下。西漢王朝與北匈奴的一場決戰即将打響。

漢軍的兩位統帥甘延壽和陳湯突然發現,在匈奴大軍中有一支“奇怪的軍隊”。他們全是步兵,有100多人,組成夾門魚鱗陣和盾牌方陣,且在土城外設有重型木城。按照陳湯多年塞外作戰的經驗,匈奴人都是騎兵,擅長野戰,不善守城,更沒有什麼盾牌。

郅支城之戰,漢軍大獲全勝,這批“奇怪的軍隊”當了俘虜。經過反複問詢,陳湯驚訝不已:他們竟來自萬裡之外的羅馬帝國。

這段奇特的經曆,被收進了《漢書・陳湯傳》。這支“奇怪的軍隊”,竟然成了中西軍事交往的先行者。

失蹤的六千人

漢宣帝時期,漢匈戰争已經接近尾聲,西漢王朝正在轉型向内,聚焦吏治整肅和休養生息。與此同時,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古羅馬,卻在經曆着政治巨變和戰場厮殺,到處籠罩着血與火的味道。當權者克拉蘇與著名将領凱撒、龐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為了擴大地盤、争奪霸權,克拉蘇親率7個軍團4.5萬人,渡過幼發拉底河,向東大舉擴張,矛頭直指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亞王國(中國人稱為“安息”)。

羅馬軍隊一路攻城略地,氣勢如虹,卻不小心中了安息人誘敵深入的圈套,吃了大虧。在叙利亞大草原上,安息人發揮騎兵優勢,将羅馬方陣沖得稀爛。這場史稱“卡爾萊戰役”的較量,對羅馬人來說簡直是災難。羅馬士兵死傷慘重,克拉蘇也不幸陣亡。隻有他的長子普布利烏斯率領第一軍團6000多人突圍,才算免于全軍覆滅。

三十年後,也就是公元前20年,羅馬與安息簽約媾和,約定相互遣返戰俘。可是,當羅馬方面提出遣返第一軍團官兵的要求時,安息方面竟表示,根本沒見過這批人。雙方都驚呆了:這6000多人,既沒回到羅馬,也不在安息境内,到底跑哪兒去了?

一個軍團,沒有在戰場上“團滅”,卻在戰後“團丢”,這也成了古羅馬曆史的懸案。

原來,這個軍團突圍後,一路向東,逃離安息,進入中亞盆地,就是漢朝所稱的“西域”。西域的西部有兩個大國——康居和大月氏。前者是遊牧國家,後者是定居國家。按照羅馬人的生活習慣,以及《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絕大部分羅馬人歸順了大月氏,而隻有少量人歸順了康居。漢宣帝時期,康居一度受制于匈奴,又将習慣于定居的羅馬人視為異類,故而将其借給了郅支單于。

向西延伸的陸路絲路

羅馬軍團的“歸化”至少表明,早在西漢時期,中國與西方就已有聯系。

就在克拉蘇的這次遠征期間,羅馬将士們就看到了安息軍隊使用絲綢制作的軍旗。而克拉蘇的競争對手恺撒在埃及見到,女王克列奧帕特拉穿的就是透明的絲織衣服。有女王帶頭,羅馬貴婦紛紛群起效仿,穿着絲綢服裝俨然成了上流社會的時尚。恺撒甚至還将絲綢幕簾挂在觀衆席上方,用來遮光防曬。

羅馬元老院曾一度禁止男性臣民穿着絲織服裝,嚴格限制女性穿用絲綢,理由竟然是絲綢毀了羅馬人的聲譽。然而,時尚如同洪水猛獸,禁令形似一紙空文,根本就沒落地。貴婦們依然願意傾囊而出,把數以億計的金錢拿來購買絲綢,滿足追求奢侈的虛榮心。

這些魅力四射的絲綢,産地就在遙遠的東方——漢代中國。西漢中葉,張骞兩次出使西域,将漢朝人的視野和觸角伸向了大漠,開辟了中原通向茫茫戈壁的通途。随着羅馬帝國向東擴張,東西方的空間距離不斷縮短,讓陸路絲綢之路向西延伸成為可能。中國産的絲綢制品,經由這條早期的絲綢之路,跨越帕米爾高原、中亞盆地,源源不斷地将這些絲綢制品從中國運到安息,乃至羅馬。

進入安敦尼王朝,羅馬帝國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量大增。絲綢從貴族走向尋常百姓,成為市場上廣受歡迎的搶手貨。絲綢的大量輸入促進了絲綢貿易的發展,羅馬、那不勒斯等城市都有專銷中國絲綢的市場。此時此刻,羅馬的決策層最想做的,就是打通與漢朝的政治聯系,推動絲綢貿易擴大規模、增加互動。

那支消失的羅馬軍團,早已在河西走廊安頓下來,與當地民族融合。圖為甘肅永昌境内疑存西漢安置古羅馬戰俘之城——骊靬城舊址。官方聯絡打開新局面

按照《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安敦尼王朝早就有意聯絡漢朝,但“安息欲以漢缯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東漢的班超在經營西域的同時,也曾派使臣甘英向西出使,希望打通與羅馬的聯系,由于安息人極力渲染海上風大浪急,令甘英知難而退。

顯然,安息作為中西貿易的中轉區域,一直以絲綢作為奇貨可居,不願放棄“中間商賺差價”的巨大利益。在和平談判無法破局的情況下,羅馬率先出手,發動戰争。

165年,羅馬軍隊獲勝,一度控制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盡管仍無法與中國直接接壤,但由于将波斯灣納入其疆域,具備了從海路東行中國的條件。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安敦尼王朝皇帝馬可・奧勒留急不可耐地派出使團,由埃及的亞曆山大城出發,經波斯灣入海,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向東航行,在東漢控制的日南郡(今越南中部)登陸,而後再經陸路,抵達東漢首都洛陽。

這是一場艱辛的旅程,但開辟了一段佳話。按照《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臻帽,始乃一通焉”。盡管這些“貢品”多為非洲特産,而非來自意大利,但使團能夠成行,為絲綢之路平添了官方色彩。

盡管官方聯系寥寥,但以政促經的效果已現。公元401年,東羅馬帝國為皇子狄奧多西舉行基督教洗禮,君士坦丁堡全城居民身穿絲綢袍服,盛裝圍觀,盡管此時的羅馬帝國早已分裂削弱,民衆購買力下降,但絲綢服飾的平民化、普及化進程從未中斷。與此同時,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羅馬東部行省的玻璃、亞麻布、珍珠、珊瑚和黃金,也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展現出中西貿易的互補性和互動性。

絲綢之路不僅承載着貨物流通,還有人員的交往和融合。大批羅馬商人沿着陸路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做買賣,甚至定居下來。北魏時期,首都洛陽的羅馬人“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

那支消失的羅馬軍團,早已在河西走廊安頓下來,與當地民族融合,其中一支還演化為羯人,湧現出石勒、沮渠蒙遜等傳奇人物,成為“五胡亂華”的主角。而這支軍團的命運,則演化為一筆獨特的文化遺産,彰顯着中華民族長期積澱的強大包容性。或許,這就是羅馬軍團失蹤之謎的魅力所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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