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4萬漢軍将士兵臨郅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下。西漢王朝與北匈奴的一場決戰即将打響。
漢軍的兩位統帥甘延壽和陳湯突然發現，在匈奴大軍中有一支“奇怪的軍隊”。他們全是步兵，有100多人，組成夾門魚鱗陣和盾牌方陣，且在土城外設有重型木城。按照陳湯多年塞外作戰的經驗，匈奴人都是騎兵，擅長野戰，不善守城，更沒有什麼盾牌。
郅支城之戰，漢軍大獲全勝，這批“奇怪的軍隊”當了俘虜。經過反複問詢，陳湯驚訝不已：他們竟來自萬裡之外的羅馬帝國。
這段奇特的經曆，被收進了《漢書・陳湯傳》。這支“奇怪的軍隊”，竟然成了中西軍事交往的先行者。
失蹤的六千人
漢宣帝時期，漢匈戰争已經接近尾聲，西漢王朝正在轉型向内，聚焦吏治整肅和休養生息。與此同時，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古羅馬，卻在經曆着政治巨變和戰場厮殺，到處籠罩着血與火的味道。當權者克拉蘇與著名将領凱撒、龐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為了擴大地盤、争奪霸權，克拉蘇親率7個軍團4.5萬人，渡過幼發拉底河，向東大舉擴張，矛頭直指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亞王國（中國人稱為“安息”）。
羅馬軍隊一路攻城略地，氣勢如虹，卻不小心中了安息人誘敵深入的圈套，吃了大虧。在叙利亞大草原上，安息人發揮騎兵優勢，将羅馬方陣沖得稀爛。這場史稱“卡爾萊戰役”的較量，對羅馬人來說簡直是災難。羅馬士兵死傷慘重，克拉蘇也不幸陣亡。隻有他的長子普布利烏斯率領第一軍團6000多人突圍，才算免于全軍覆滅。
三十年後，也就是公元前20年，羅馬與安息簽約媾和，約定相互遣返戰俘。可是，當羅馬方面提出遣返第一軍團官兵的要求時，安息方面竟表示，根本沒見過這批人。雙方都驚呆了：這6000多人，既沒回到羅馬，也不在安息境内，到底跑哪兒去了？
一個軍團，沒有在戰場上“團滅”，卻在戰後“團丢”，這也成了古羅馬曆史的懸案。
原來，這個軍團突圍後，一路向東，逃離安息，進入中亞盆地，就是漢朝所稱的“西域”。西域的西部有兩個大國——康居和大月氏。前者是遊牧國家，後者是定居國家。按照羅馬人的生活習慣，以及《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絕大部分羅馬人歸順了大月氏，而隻有少量人歸順了康居。漢宣帝時期，康居一度受制于匈奴，又将習慣于定居的羅馬人視為異類，故而将其借給了郅支單于。
向西延伸的陸路絲路
羅馬軍團的“歸化”至少表明，早在西漢時期，中國與西方就已有聯系。
就在克拉蘇的這次遠征期間，羅馬将士們就看到了安息軍隊使用絲綢制作的軍旗。而克拉蘇的競争對手恺撒在埃及見到，女王克列奧帕特拉穿的就是透明的絲織衣服。有女王帶頭，羅馬貴婦紛紛群起效仿，穿着絲綢服裝俨然成了上流社會的時尚。恺撒甚至還将絲綢幕簾挂在觀衆席上方，用來遮光防曬。
羅馬元老院曾一度禁止男性臣民穿着絲織服裝，嚴格限制女性穿用絲綢，理由竟然是絲綢毀了羅馬人的聲譽。然而，時尚如同洪水猛獸，禁令形似一紙空文，根本就沒落地。貴婦們依然願意傾囊而出，把數以億計的金錢拿來購買絲綢，滿足追求奢侈的虛榮心。
這些魅力四射的絲綢，産地就在遙遠的東方——漢代中國。西漢中葉，張骞兩次出使西域，将漢朝人的視野和觸角伸向了大漠，開辟了中原通向茫茫戈壁的通途。随着羅馬帝國向東擴張，東西方的空間距離不斷縮短，讓陸路絲綢之路向西延伸成為可能。中國産的絲綢制品，經由這條早期的絲綢之路，跨越帕米爾高原、中亞盆地，源源不斷地将這些絲綢制品從中國運到安息，乃至羅馬。
進入安敦尼王朝，羅馬帝國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量大增。絲綢從貴族走向尋常百姓，成為市場上廣受歡迎的搶手貨。絲綢的大量輸入促進了絲綢貿易的發展，羅馬、那不勒斯等城市都有專銷中國絲綢的市場。此時此刻，羅馬的決策層最想做的，就是打通與漢朝的政治聯系，推動絲綢貿易擴大規模、增加互動。
那支消失的羅馬軍團，早已在河西走廊安頓下來，與當地民族融合。圖為甘肅永昌境内疑存西漢安置古羅馬戰俘之城——骊靬城舊址。官方聯絡打開新局面
按照《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安敦尼王朝早就有意聯絡漢朝，但“安息欲以漢缯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東漢的班超在經營西域的同時，也曾派使臣甘英向西出使，希望打通與羅馬的聯系，由于安息人極力渲染海上風大浪急，令甘英知難而退。
顯然，安息作為中西貿易的中轉區域，一直以絲綢作為奇貨可居，不願放棄“中間商賺差價”的巨大利益。在和平談判無法破局的情況下，羅馬率先出手，發動戰争。
165年，羅馬軍隊獲勝，一度控制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盡管仍無法與中國直接接壤，但由于将波斯灣納入其疆域，具備了從海路東行中國的條件。
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安敦尼王朝皇帝馬可・奧勒留急不可耐地派出使團，由埃及的亞曆山大城出發，經波斯灣入海，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向東航行，在東漢控制的日南郡（今越南中部）登陸，而後再經陸路，抵達東漢首都洛陽。
這是一場艱辛的旅程，但開辟了一段佳話。按照《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臻帽，始乃一通焉”。盡管這些“貢品”多為非洲特産，而非來自意大利，但使團能夠成行，為絲綢之路平添了官方色彩。
盡管官方聯系寥寥，但以政促經的效果已現。公元401年，東羅馬帝國為皇子狄奧多西舉行基督教洗禮，君士坦丁堡全城居民身穿絲綢袍服，盛裝圍觀，盡管此時的羅馬帝國早已分裂削弱，民衆購買力下降，但絲綢服飾的平民化、普及化進程從未中斷。與此同時，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羅馬東部行省的玻璃、亞麻布、珍珠、珊瑚和黃金，也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展現出中西貿易的互補性和互動性。
絲綢之路不僅承載着貨物流通，還有人員的交往和融合。大批羅馬商人沿着陸路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做買賣，甚至定居下來。北魏時期，首都洛陽的羅馬人“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
那支消失的羅馬軍團，早已在河西走廊安頓下來，與當地民族融合，其中一支還演化為羯人，湧現出石勒、沮渠蒙遜等傳奇人物，成為“五胡亂華”的主角。而這支軍團的命運，則演化為一筆獨特的文化遺産，彰顯着中華民族長期積澱的強大包容性。或許，這就是羅馬軍團失蹤之謎的魅力所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