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從口頭威脅到逐步落地、擴大，涉及的内容從鋼鐵等傳統産品發展到技術、知識産權和高科技産品，采取的方式也從普通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延伸到“232”“301”調查等非常規手段。盡管從雙方的市場結構和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看，中美經貿關系的互補性遠大于競争性，但仍需注意到的是，中美雙邊貿易失衡的規模仍在上升趨勢中，美方挑起貿易争端的背後隐藏着企業的訴求。
這種訴求并非是因為美國企業在華遭遇了有失公允的對待（事實上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常常享受“超國民待遇”），而是來自全球化背景下雙方企業在中國乃至全球市場競争關系的轉變。
自從中國加入WTO，中國企業在經濟上實現了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追趕。這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在中國市場，民營企業的增長步伐超過外資；第二，在全球市場，中國出口産品的複雜度不斷提升，在高複雜度産品出口上實現了追趕。
民營企業增長步伐超過外資
一是外資在華多個行業市場份額下降，二是國内民營企業盈利能力增長超過外資。
從市場份額看，盡管外資企業絕對規模提升，但相對規模則處于下降趨勢。無論從企業數目，還是從工業生産總值看，金融危機後外資在華占比快速下降。外資企業工業産值占比從2004年32.7%的峰值下降至2016年的21.6%；相反，私營企業比重快速提升，從2000年的5.9%提升至2016年的35.9%。金融危機在對發達國家經濟産生影響的同時，也波及到了在華外企，但卻為中國的私營企業提供了發展機遇。考慮到同期國有控股企業占比持續下降，外商及港澳台企業占比的下降屬于正常的市場競争結果。
從行業看，外資工業總産值占比下降最快的行業包括兩類——“七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産品”和機電産品，二者平均分别下降了19.9和16.2個百分點。其中，“七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産品”占比下降的産品主要涉及紡織、服裝、皮革和家具四類。服裝和皮革工業産值占比下降約25個百分點，家具占比下降最少，也有5.8個百分點。機電行業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産值占比大幅下降30.2個百分點，“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下降23.1個百分點，交通運輸設備制造行業也下降了10.0個百分點。相應地，國内民營企業在這些行業的地位則迅速提升。
從成本加成率看，民營和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增長步伐超過外資和港澳台企業。參考趙瑞麗等（2018）的研究，我們通過會計方法計算了2000-2007年工業企業的成本加成率，并按照所有制分組，以讨論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盈利能力分布。2000年，除國有企業成本加成率存在較多小于零的情況外，國企、私企、港澳台和非港澳台的外資企業的成本加成率分布基本重合；而到2007年，國有和民營企業的成本加成率分布整體明顯向右遷移，而包含港澳台在内的外資企業盈利能力分布則較2000年變化不大。
分行業看，外資成本加成率出現下降的企業主要集中在“七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産品”和其他非機電産品行業。基于2000和2007年始終處于規模以上數據庫的外資企業樣本，成本加成率出現下降的企業中56%來自于“七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産品”，而“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就占到三成左右；其次，則來自“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電力、熱力的生産和供應業”和“醫藥制造業”行業，占比依次為9.9%、6.8%、4.5%和3.7%；而通用、專用和交通運輸設備三大行業總占比僅為4.3%。
美資來華直接投資走低。除面臨來自中國民營企業的激烈競争外，外資企業内部也存在相互競争。2000-2016年，除香港外，主要發達經濟體來華直接投資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呈整體下降的趨勢。事實上，美國對華實際直接投資的絕對值在2002年以後即開始逐步下降。相反，歐洲對華直接投資的絕對值則呈一路上漲勢頭，20072015年歐洲對華直接投資占比維持在5.7%左右，到2016年大幅提高至7.5%。韓國對華直接投資在金融危機後也開始好轉。歐洲和韓國企業在生産技術上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它們對華投資的增加将可能與美資企業形成競争。
中國2000年出口對應的收入水平為14643美元，2014年則增長到24014美元。中美在第三方市場的競争
中國在高複雜度産品的出口上實現了對美國的追趕。以出口複雜度指數衡量，中國2000年出口對應的收入水平為14643美元，2014年則增長到24014美元。2000-2014年，中國與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出口複雜度指數的差距明顯收縮，平均下降約40.3%。更重要的是，2000年中國在高複雜度産品出口上市場份額明顯落後于美國，而到2014年則實現了對美國的追趕。2000年，中美出口産品的複雜度前沿分布約在16400美元臨界收入水平（以出口複雜度指數衡量）處相交，對應的出口份額在50%附近。當低于這一臨界收入水平時，中國的出口份額高于美國，具有明顯優勢；而當高于這一臨界水平時，中國的出口份額低于美國，處于劣勢地位。到2014年，中國出口産品的複雜度指數分布前沿幾乎囊括了美國的前沿。即無論從高複雜度産品的出口範圍，還是從規模上看，中國都實現了對美國産品前沿的追趕。
美國主要在三類産品上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激烈競争：
第一，低技術複雜度産品。2000年，中國有2442類出口産品（6位HS編碼分類）的複雜度指數低于16400美元，到2014年中國在其中的548項産品的出口市場份額超過美國。
第二，高技術複雜度産品。2000年，中國在近七成高技術複雜度産品（複雜度指數高于16400美元）上的出口市場份額低于美國，到2014年中國在其中909項高技術複雜度産品上出口份額超過美國。這些産品集中在“化學工業及相關産品”“機械、電力、運輸設備等”行業，有33%為“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産品。
第三，新産品。2014年中國和美國出口産品的範圍較2000年增加了343項，而中國在其中一半以上産品的出口市場份額超過美國。
中國企業競争能力的不斷增強引起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關注。當下，中美間貿易摩擦也與中美企業間競争加劇相關。外資企業在華市場份額下降和盈利能力增長不及國内民營企業，也解釋了在本次貿易摩擦中為何以往支持中美經貿合作的美資企業并未挺身而出，而是寄希望于美國政府能在加強知識産權保護以及促使中國市場開放方面為其謀取新的利潤點。
追趕無論從高複雜度産品的出口範圍，還是從規模上看，中國都實現了對美國産品前沿的追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