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億萬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中國人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正煥發出強大的生機活力，不斷開辟發展新境界，創造着實現中國夢的生動實踐。
本刊從6期開始開設“壯闊東方潮奮進新時代—慶祝改革開放40年”欄目，集中推出一批稿件，反映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積累的寶貴經驗。站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新起點，全黨全國人民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堅定不移将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也必然産生思想的時代。我們都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林毅夫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的平均年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9.6%，這是在整個人類經濟發展史上不曾有過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40年前的中國有多窮？按照當時的市場彙率計算，中國1978年的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隻有155美元，而通常被認為是全世界最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都已經達到499美元。從全世界的排名來看，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在200多個國家中倒數第三。貧窮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大量的人口都在農村，中國當時有81%的人口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主要生活方式。全國總計有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用低于1.25美元，也就是處于國際貧困線之下。
如今40年過去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定下的20年“翻兩番”的目标，即年經濟增長速度約7.2%早已實現。但是，當時的我根本不相信可以實現這麼高的增長速度。現在回頭看，發現小平同志太保守了。
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我非常幸運地經曆了中國創造奇迹的時代。見證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人均國内生産總值來看：中國從原來的155美元變成了2017年的8836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從經濟總量看：中國在2009年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2010年，中國超過了德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出口的内容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8年時出口不多，且75%都是農産品或其加工品，現在97%以上是制造業産品，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2013年，中國的貿易總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超過7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如果把中國這7億人口減去，那麼“二戰”以後全球的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就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我曾擔任過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這個職位被認為是全世界所有經濟學家最高的職位。我是世界銀行第九任首席經濟學家，之前的幾任都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他們不僅在經濟學領域的貢獻非常多，而且大多還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我能有資格去擔任這一職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被大家看在眼裡，中國對世界減貧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
我認為，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是中國經濟實現了穩定而快速的發展，因為在這40年中，世界經濟形勢并不穩定。比如東亞地區，一般被認為是“二戰”以後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但是在1997年突然爆發了金融危機，并且來勢洶洶，當時國際上有很多人認為東亞經濟會從此一蹶不振，需要10年、20年才能緩過來。但東亞經濟在2000年以後就恢複過來了，并且繼續快速增長。為什麼現實跟國際上的預期不一樣？這是因為他們沒能預計到中國的應對舉措。首先，中國沒有讓人民币貶值，這成為整個東亞經濟穩定的基礎。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必然導緻貨币大幅度貶值，而中國的出口量非常大，如果要繼續保持貿易競争力，正常情況下人民币就應該跟着貶值，但這樣一來會讓那些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雪上加霜。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沒有落井下石。人民币不貶值，讓那些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避免了所謂的競争性貶值，這是整個東亞經濟保持穩定的緣由。再加上中國當時仍維持了8%的經濟增長速度，拉動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出現了複蘇。深圳市蓮花山鄧小平同志雕像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是“二戰”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金融經濟危機，也是從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崩潰以後最嚴重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很多人認為這次危機的影響會很長遠，到現在10年過去了，有些發達國家還沒有完全緩過勁來，但是一般國家的經濟在2009年、2010年就企穩了，隻是沒有很強勁的複蘇而已。這其中的關鍵，還是中國因素。中國在2009年推出積極的财政政策，拉動經濟從第一季度就複蘇了，真正的衰退隻有一個季度(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國經濟的帶動下，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從第二季度開始複蘇，從2008年到現在10年了，中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
經濟學家的機會與責任
當初沒有人會預計到，中國能在40年的時間裡實現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我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的奇迹》。當時我預測中國經濟會以8%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15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超過美國，很多人說這是一廂情願的天方夜譚。前面已經提到，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超過了美國。現在國際上一般共同接受的看法是，到2025年，最晚2030年，按照市場彙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超過美國。
同時，大家也沒有預想到中國是這40年裡唯一沒有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等）也在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當時人們認為最好的轉型辦法是所謂的“休克療法”，最糟糕的是像中國這樣的漸進雙軌制。這些年來，每過一段時間，都會有人抛出所謂的“中國崩潰論”，但中國沒有崩潰，反而實現了持續穩定的高速發展。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回望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究竟該如何解讀這些現象是我們的機會和義務，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裡所言，時代是理論之源，實踐是理論之本。中國經濟在這40年裡取得的成功，必然有一定的道理蘊含其中，如果能夠把這些道理揭示出來，就是經濟理論的創新。這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我們不能真正理解過去的實踐，那就很難對未來的發展有所把握，所以經濟學家有責任去揭示中國奇迹背後的道理。這不僅是對中國的貢獻，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有指導借鑒的意義。
2017年11月4日，見證-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攝影家系列作品展之于文國攝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國攝影展覽館開幕
中國實現了“開放的文明和包容的增長”，創造了自己的發展方式改革開放造就了40年經濟奇迹
在40年時間裡保持平均每年9.6%的增長，這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高增長，是一個新現象。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現在處于高收入水平的西歐，在18世紀之前，平均年經濟增長速度隻有0.05%，這樣發展下去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突然間提高了20倍，從0.05%變成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時間從1400年減為70年。從18世紀中葉到現在，西歐平均年經濟增長速度是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時間從70年減為35年。18世紀前後的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如此大的變化，有些經濟史學家稱之為人類曆史上最大的變化，其原因就在于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
收入增長并不是貨币的簡單增加，而是購買力的增加，是真實的增長。要實現真實的增長，前提條件是勞動生産力水平要不斷提高，這就要求現有的産業技術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能生産出更多更好的産品，這是收入增長的第一種方式。第二，要不斷湧現出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産業，可以把勞動力資源從附加價值較低的産業重新配置到附加價值較高的産業，這是收入長期持續增長所必須有的機制。這種機制就是在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一言以蔽之，就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帶來的經濟發展。不管在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要實現收入長期持續增長都必須遵循上述機制。
但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一直最高，代表其勞動力水平也是世界最高的，現有的産業技術都處于世界最優的水平。這種情況下，要進行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必須依靠自身發明，而發明創造的成功率極低。發達國家現在每年的收入增長水平是2%，加上人口增長的因素大概在3%左右。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如果從經濟的增長、财富的積累、國力的提高來看，都造就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迹發展中國家同樣要進行技術創新、産業升級，但不同的是：由于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産業技術中處于落後的地位，産業附加價值低，所以要進行技術創新不一定需要自身發明，可以把别人用過的、成熟的、比自身好的技術拿過來用，這也是技術創新；發展中國家要進行産業升級不一定要去創造新産業，可以進入到發達國家比較成熟的産業中，這也是産業升級。經濟學上有一個詞—“後來者優勢”，後來者的收入水平較低，經濟落後，這是不好的一面；但是在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方面可以引進、模仿、借鑒，其成本與風險比自身發明創造要小得多，這是其優勢所在。
從理論上而言，既然成本與風險小得多，就代表着速度可以快很多。從實踐來看，“二戰”以後的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到2008年時有13個懂得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産業差距作為技術創新、産業升級的來源，取得了平均每年7%或更高的增長速度，并且可以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7%是發達國家增長速度的2倍以上；25年或更長時間，這樣持續發展就極大地拉近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變成了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3倍以上，至今已持續了40年。這正是因為中國利用了後來者優勢，通過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提升了生産水平。
中國為經濟快速增長付出的代價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如果從經濟的增長、财富的積累、國力的提高來看，都造就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迹，但是也确實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環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貪污腐敗等等。
這些問題跟經濟發展和轉型有關。比如，在改革開放以後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多了，這跟發展有關。任何國家都會經曆幾個階段—農業經濟階段、制造業階段，然後到服務業階段。農業經濟階段收入水平最低，但環境上可謂是山青水秀；制造業階段處于中等收入水平，面臨的環境壓力最大；到了高收入階段，環境又變好了。因為在制造業階段能源使用的密度和排放的密度是最高的，環境污染問題很難避免，到了服務業階段，這種壓力明顯變小，而且用于治理環境污染的資本也多了。
貪污腐敗和收入分配的問題，是中國漸進雙軌轉型的代價。由于傳統資本密集型企業需要政府保護補貼，就導緻了權力尋租式腐敗。所以，當時很多人都反對雙軌制，因為确實會出現上述這些問題，他們就想用休克療法一次性把這些問題都解決掉，但結果是中國面臨的腐敗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在那些轉型國家都存在，而且都更嚴重。
如何看待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還要與時俱進。當時中國采用漸進雙軌轉型取得保護補貼的原因是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企業存在，如果把保護補貼都取消它們就倒閉了，社會就會不穩定。所以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于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産業進行保護補貼，屬于“雪中送炭”，對維持經濟穩定至關重要，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在持續了40年高速發展之後，中國已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中等偏高收入的國家。2017年，中國人均GDP為8836美元，資本在中國已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原來的大型資本密集型産業成為中國的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争的市場中具備自生能力。這些企業隻要管理得當，便能夠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利潤率。保護補貼的性質就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在過去，政府的保護補貼必不可少，如今則成為一種特權。所以，改革要與時俱進，需要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各種為了保護補貼資本密集型企業而采取的對市場的幹預扭曲取消掉。
所以，改革要與時俱進，需要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各種為了保護補貼資本密集型企業而采取的對市場的幹預扭曲取消掉。2013年召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意味着中國到了取消所有不正常幹預扭曲的時候，隻要能做到這點，把各種價格信号理順了，就能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鏟除貪污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最終建立起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取得的成績确實很大，但也積累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必須知道其根源是什麼，才能對症下藥。中國要建立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同時政府在轉型和發展的過程中繼續發揮應有的作用，維持穩定。市場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失靈是必然的，所以必須要以政府有為來克服市場失靈,而政府有為的目标是以市場有效為依歸。這是相互辯證的兩點，需要有機結合。
青島港進出口貨運碼頭中國經濟還有多大增長潛力
我曾經說過中國從2008年開始每年還有8%的增長潛力，還能保持20年。這是指潛力，跟實際能增長多少不一樣。為什麼我當時會這麼預測？因為2008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台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時的發展水平。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同樣的後來者優勢，在人均GDP是美國的21%的基礎上，維持了20年8%-9%的增長。所以，中國利用同樣的機制，應該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标。
從2008年到現在過去10年了，為什麼自201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不斷下滑？因為增長潛力是從供給側來講的，是從技術變遷、産業升級的角度來看的，而實際能夠增長多少要看需求面。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在2009年有大規模的刺激計劃，相關的項目到2011年都建成了，但國際經濟還沒有完全恢複，所以中國的出口增長較慢，民間的投資積極性偏低，經濟增長速度自然也會慢一點。
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是由于很多内部的結構性問題、體制性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中國家，這些問題必然存在，但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其他的經濟體也在同樣一段時間内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下滑幅度比中國更大。在這種狀況下，我認為8%對中國來講就是有增長潛力的空間，有增長潛力代表着還有發展的機會，而且中國發展的條件相對比較好。雖然現在有大量的過剩産能，但是中國的很多産業都處于中低端，完全可以向中高端産業升級，在升級過程中還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另外，中國的财政狀況良好，居民一直保持較高的儲蓄率，國家外彙儲備也較多。所以，我認為中國在未來10年完全可以維持6%以上的增長。隻要保持這個速度，到2022年左右中國的人均GDP可以超過12700美元，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國家，到2030年前後很可能會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還是以市場彙率計算都是。
将中國的理論帶給世界
中國40年來的改革開放，到底能給世界帶來什麼？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少數成功的經濟體，其政策在推行時都被當時的主流理論認為是錯誤的。按照當時主流的華盛頓共識采取休克療法的國家，後來的結果都非常差；而少數幾個表現較好的像中國、越南等，推行的都是漸進雙軌轉型。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也必然産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也必然産生思想的時代。我們都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我們要依托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從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功或失敗的實踐中總結出新的理論，提出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理論體系，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這就是要強調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結構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造成了他們的産業、各種制度安排、金融安排，以及對人力資本的需求都不一樣。
例如，埃塞俄比亞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近年來正在基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創造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環境，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基礎設施很差的狀況下建立工業園區招商引資，實行一站式服務，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埃塞俄比亞連續10年保持了10%的增長，如今是非洲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我的理論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不隻是非洲的貧窮國家，像歐洲的波蘭也正在從這一理論中受益。前些年波蘭雖然比周邊的其他轉型中國家要好，但是也沒有建立起新的産業，無法創造就業，所以大量的波蘭勞動力外流到愛爾蘭、西班牙、法國等地。2015年時波蘭有一個新的政黨上台執政，宣布要制定國家發展計劃，外界都很緊張，擔心是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他們說不是，而是要根據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來制定國家發展計劃。坦率地說，從鴉片戰争以後還沒有哪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被其他國家作為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波蘭當時制定發展政策的負責人是副總理兼财政和發展部部長莫拉維茨基，敢于公然采用誕生于發展中國家的一套經濟理論。他在2017年12月成為總理，2018年1月我在達沃斯論壇上見到了他，他演講時提到2017年波蘭人口占歐盟人口的1/10，而創造的就業機會占整個歐盟的70%。這是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因為政府改變了思路，一方面是有效市場，另一方面是有為政府，針對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産業實行相關的産業政策，動員有效的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最大的财富還不僅僅在于中國13億多人口生活的改善，而是可以改變全世界更多人生活的可能。
到現在為止，包括中國在内，全世界85%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即使到2025年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全世界還有66%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都跟我們有同樣的希望，那就是能過上好日子。前面已經提到，采用發達國家的成功之道來改造發展中國家，尚無成功先例。那麼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自身的成功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則能幫助他們。為什麼？因為理論是不是适用，不在于理論内部的邏輯，而在于理論的前提條件是不是存在。發達國家的理論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而來，都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條件為前提，那些前提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根本不存在。更何況發達國家的條件也在變化，發達國家的理論也随之不斷變化，都是各領風騷數十年。如果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能推之百世而不悖，那麼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我認為改革開放這40年來最重要的是從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不僅能夠讓我們了解過去、現在，更好地走向未來，還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跟中國一樣的美好願景。
我認為改革開放這40年來最重要的是從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不僅能夠讓我們了解過去、現在，更好地走向未來，還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跟中國一樣的美好願景。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聯合創始人、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