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鵬／文
2016年5月26—27日，由日本擔任主席國的七國集團（G7）伊勢志摩峰會在日本三重縣舉行，此次G7峰會未能達成實質性成果，且由于日本“做東”，峰會更是被作為日本彰顯“大國地位存在”的一個“作秀平台”。G7峰會偏離了其緻力于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主旨，已經淪為大國追逐私利的“秀場”。二十國集團（G20）是近年來興起的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台，積極緻力于解決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與G7相比，G20從成員、人口、面積、國内生産總值（GDP）、貿易額等各個方面來衡量，都更具代表性、包容性、平等性、實質性以及權威性。從2008年舉行第一次峰會時起，G20峰會已經走過了八個年頭。八年的實踐證明，G20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G20成員經濟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世界經濟的晴雨，G20成員的合作，直接決定國際經濟合作的方向。[1]
2016年9月4—5日，中國作為東道主将要在杭州舉辦二十國集團峰會。杭州G20峰會将更加凸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性，并進一步推動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
G7影響力日漸式微
G7峰會的誕生正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世界經濟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與石油危機），在應對危機和維護世界經濟穩定上，G7峰會曾一度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G7峰會成立之初，七個成員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很大，這無形中就比其他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讨論問題時更加便捷：七國最高領導人通過面對面的會晤來了解彼此以及彼此對當前最緊迫問題的觀點；七國領導人讨論的問題非常複雜和有難度，峰會召開本身就宣告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合作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峰會上領導人再授權給職能部門來分析和嘗試解決這些問題。[2]
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後，伴随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迅速壯大，G7峰會的不足與缺陷開始日益顯現。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巴裡·波茨沃斯（BarryBosworth）指出，“雖然G7可能就全球經濟問題共同發聲，但是他們卻無法就任何關于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達成共識；每個成員都隻把自己國家的經濟利益作為優先考慮事項。因此，G7在全球經濟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已經成為過去時”。波茨沃斯認為，G7是為了滿足某些富裕國家而建立的組織嚴密的經濟俱樂部，過去因為其掌控了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和資源，才能夠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充當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和蔓延，以及新興國家的快速崛起，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轉變。G7成員國的國内生産總值（GDP）合計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已經從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其作用已經被涵蓋成員範圍更廣、代表性更強的二十國集團取代。因此，由于新興經濟體的缺席，現在的G7峰會更像是“老男孩”聚會。[3]
在主題缺失的情況下，G7峰會越來越具有“娛樂性”，政治人物争相向媒體和民衆表現自己個性的一面，而主辦國也越來越傾向于滿足政治人物的表演欲望。2016年日本伊勢G7峰會實際上已經成為變相的安全會議，且涉及南海、朝鮮核問題和烏克蘭危機等問題。在協調世界經濟政策方面，伊勢峰會并沒有提出什麼好的想法。脫離經濟合作這個主題，今年倒不是第一次，早在蘇聯解體之後，七國集團會議就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地緣政治上。1998年峰會把俄羅斯吸納成正式成員，G7轉變為G8，但2014年又将俄羅斯排擠出去，再次成為G7。這些變化都說明，G7已經沒有了主題。[4]
2016年5月26—27日，由日本擔任主席國的七國集團（G7）伊勢志摩峰會在日本三重縣舉行，此次G7峰會未能達成實質性成果。圖為2016年5月26日，七國集團領導人聚首日本伊勢志摩召開峰會。近年來，G7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相對有所下降，影響力日漸式微，風光不再。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解決世界經濟問題上G7難以做出有效的、一緻性的決策。近年來，G7峰會在讨論世界經濟議題以及如何解決世界經濟問題上并沒有展現出其應有的能力，相反卻是活力不足，各國各說各話、分歧嚴重。例如，在2016年5月21日舉行的G7财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日美兩國未能就彙率波動問題達成一緻，日德之間也沒有在通過大規模增加公共支出刺激經濟複蘇方面取得共識。伊勢峰會宣言稱，七國領導人倡導動用包括财政、貨币和結構工具在内的“平衡的政策組合”來推動經濟增長。然而，這些政策如何組合，卻交由各國自己決定。另外，這些政策本身就是各國經濟調控的基本組成部分，這對促進G7及世界經濟而言沒有實際意義。[5]
其次，G7職能定位混亂模糊，治理機制缺乏彈性，治理效果堪憂。G7現在面臨的最大困境是身份定位不明确，如何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找準自身定位是目前最緊迫的問題。G7試圖通過重新強調西方價值觀并打造價值觀同盟來體現其存在感并增強内部凝聚力，但由于G7标榜的價值觀實際上成為個别國家為達到自身目的而利用的工具，從而遭到更多抨擊。[6]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際政治專業教授馬克·威廉姆斯（MarcWilliams）就表示：G7長期以來扮演着國際規則制定者的角色，想按照自己的意願對全球利益進行分配和管理，但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新興國家和各種全球性經濟合作集團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當中，并對全球經濟複蘇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而G7卻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如今全球治理結構正在發生變化，未來G7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值得思考。[7]
第三，G7行事方式仍舊停留在冷戰狀态中，強權壟斷思維濃厚。從G7變成G8，再由G8變回G7，這個簡單的數字變化深刻反映了G7仍舊固守冷戰時代的強權思維，從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到G7峰會不斷鼓噪炒作中國南海問題，背後都可以看到冷戰時代強權壟斷思維在作祟。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副教授小克利福德·克雷柯夫（CliffordA.Kiracofe）認為：美國及其同盟正在“抓住最後一根稻草”，嘗試讓G7顯得更重要，但事實上G7已經過時，且已經成為世界和平發展的一塊擋路石。對世界和平及美國與西方國家的持續發展而言，與新集團及其相關的國際機制（如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合作從而變革現行的國際體系才是明智之舉。[8]
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平台
G20地位的上升是國際權力結構變遷的結果。從G7（G8）到G8＋5再到G20，全球治理機制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标志着國際體系由西方大國主導向南北共治、大國和中等強國平等協商的時代過渡，為具有全球影響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探讨重構全球經濟版圖的平台。
G20峰會是在因應國際金融危機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以G7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舊的全球治理機制的不足，同時也加深了國際社會對國際合作的巨大需求，從而刺激了全球經濟治理這一新制度的創建。[9]G20在短時間内迅速實現了制度的升級并逐漸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主要機制。G20迄今已經舉行了十次峰會（中國杭州将舉辦第11次峰會），這些峰會給危機中的國際經濟體系注入了合作的動力，填補了傳統機制不能應對國際結構變遷所帶來的制度空白，并且在應對危機中表現出相當大的功效。作為一個沒有霸權國支撐、承認多元力量的國際機制，G20的成功對國際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啟示。G20之所以能夠取代G7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治理平台，主要源于該機制适應了國際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正式承認了新興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制度地位。[10]
盤點曆屆G20峰會，可以發現，G20增大了新興經濟體的發言權與代表性，摒棄了G7時代“西方大國”壟斷世界經濟事務權力的過時做法，為國際社會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提供了重要幫助。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機制，G20曆屆峰會取得了豐碩成果：通過峰會形式加強政策協調，探讨金融危機的全球性解決辦法；在中長期内，G20承諾采取行動，為金融業建立更強有力的、更具全球一緻性的監管框架；G20各成員為恢複世界經濟增長共同努力，形成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協調性最強的财政和貨币刺激計劃；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提升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使其能夠更加充分地反映各國在世界經濟中不斷變化的權重，提高其有效性；G20堅持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承諾不出台新的貿易保護措施并努力取消既有保護措施，強調開放、以規則為基礎、透明的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性；G20緻力于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确保其政策舉措有利于低收入和發展中國家的包容、可持續發展。[11]
雖然G20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表現出了不俗的成績，但它畢竟還隻是一個國際經濟論壇，其要想成為一個高度成熟的國際組織，還面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
首先，G20還須進一步提高其運作效率。G20比G7确實更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但與G7成員國都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同，目前G20成員國的差異性仍十分突出，在很多重要議題上存在利益沖突、互相牽制，明顯降低了該機制的運作效率。與G7因其成員國高度同質性而使其目标一緻性和行為有效性方面相比，G20仍存在一定差距。[12]
其次，G20包含多個不同的“群體”，如何協調好各個“群體”的關系，使各個“群體”都能平衡地支持G20保持高效運轉，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G20大緻形成了美歐日、金磚國家、中等強國和國際組織等四個不同的“群體”，它們的立場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G20轉型和發展的成敗。[13]美歐日也就是傳統的七國集團，這個“群體”在G20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乃是保持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但美歐日這個“群體”由于其内部分歧重重，很大程度上對G20的未來發展形成一定掣肘。金磚國家是世界上新興經濟體的代表，這個“群體”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大力支持G20發揮對解決世界經濟問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等強國“群體”包括墨西哥、土耳其、澳大利亞與沙特等國家，這個群體與金磚國家的立場比較接近，也都積極支持G20擴大影響力；國際組織這個“群體”包括國際貨币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盡管說國際貨币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不是G20的正式成員，但按照慣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列席G20會議，與G20有着密切的聯系，這兩大國際組織都受益于G20的運轉與發展，所以都支持G20進一步加強其機制建設。
第三，如何應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對G20“代表性不足”的指責，将是未來G20能否更好地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一個棘手問題。雖然G20早已克服了G7因完全是一個發達國家俱樂部而“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但是G20還是面臨其他發展中國家對G20也是一個“大國俱樂部”或者“并不能代表全球所有國家的利益”的指責。客觀來說，G20這種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目前還不能做到廣泛代表性的統一，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襲了G7的治理模式，而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大國協調仍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框架和模式。[14]因此，如何既能做到在現有G20基礎上推進全球治理進程，又能做到平衡各方利益、選擇時機吸納新的發展中國家加入G20，将是未來G20運轉過程中一個不得不加以解決的問題。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選擇
中國是G20創始成員，并參加了曆次G20财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及峰會。2005年，中國成為G20主席國，成功舉辦了第七屆G20财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2008年華盛頓舉行的首次G20峰會上，中國首次以塑造者、創始國和核心參與方身份參與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此後，中國國家主席不僅出席了曆次峰會，而且在會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宣介了中國政府采取的相關舉措，闡明了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立場，并提出了一系列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主張。[15]中國作為一個擁有世界最多人口以及GDP位列世界第二的新興大國，加入全球經濟治理的行列順理成章。對于中國來說，如何參與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與定位如何，這些關鍵問題關系到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政策選擇。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該有積極的全球觀和全球治理戰略，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與義務；在地區與全球層面，以與中國相關問題的全球治理為重點，同時也選擇中國能夠且應該發揮作用的全球問題領域，以推動全球治理機制的創新與變革，促成全球問題的有效解決。[16]
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等具體的路徑選擇上，中國必須明确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是大國合作問題，通過積極參與G20等新興的國際多邊對話機制，充分發揮新興大國合作在完善現有國際體系、解決全球性問題以及遵守國際規則方面的建設性作用，循序漸進推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着更加公正與合理的方向發展。長期來看，中國應繼續借助G20這一國際多邊對話機制平台，把全球經濟治理中所取得的成功經驗逐步推廣到全球政治、文化等領域，将全球治理進程提高到一個新階段。[17]
G20的興起标志着當今世界正進入一個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深化相互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的時代，但也意味着（至少截至當前），國際規制框架的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性的颠覆，改變的隻是主要規制者的陣容或排序而已。這也同時表明中國有機會在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而繼續與世界分享“和平紅利”。[18]
中國理應重視G20作為主要發達國家與主要新興經濟體平等協商的全球治理主要平台的作用：首先，促成G20框架下新興經濟體協商平台的建設，以此提高G20開展全球治理的效率；其次，應當避免G20作為全球治理平台被特定的局部議題綁架，同時要集中讨論防止貿易保護、提升全球基礎設施水平等更具全球意義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議題；第三，G20中的包容利益難以由發達國家主動讓渡，隻能通過新興經濟體主動争取來實現，中國等其他新興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應當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19]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責任編輯：張凱）
[1]王毅：“王毅部長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中外媒體吹風會上的講話”，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66819.shtml
[2]同上。[3]BarryP.Bosworth，Not-so-greatexpectations:TheG-7’swaningroleinglobaleconomicgovernance，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6/05/24-g7economic-governance-bosworth
[4]鄭永年：《政治智慧的衰落和國際秩序危機》，新加坡《聯合早報》，2016年6月7日，http://www.zaobao/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60607-626122
[5]邰背平、劉天：《G7峰會閉幕成果寥寥草草收場》，參見http://news.takungpao/world/exclusive/2016-05/3325925.html
[6]盧靜：《七國集團：路在何方？》，載《當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41頁。
[7]趙琪：《G7峰會影響力日益衰退》，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30日，第3版。
[8]【美】小克利福德·克雷柯夫：《七國集團（G7）已不能代表世界趨勢》，載《中國投資》，2015年第7期，第27頁。
[9]崔志楠，邢悅：《從“G7時代”到“G20時代”——國際金融治理機制的變遷》，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1期，第146頁。
[10]崔志楠，邢悅：《從“G7時代”到“G20時代”——國際金融治理機制的變遷》，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1期，第153～154頁。
[11]張茂榮：《G20機制成立以來成果斐然》，參見http://news.xinhuanet/world/2016-06/06/c_129041520.htm
[12]張嚴冰、杜勝平：《當前二十國集團的機制化困境及應對之策》，載《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12期，第54頁。
[13]楊潔勉：《二十國集團的轉型選擇和發展前景》，載《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6期，第52頁。
[14]李途、蔣凱：《二十國集團在國際經濟秩序變革中的角色分析》，載《前沿》，2011年第7期，第116頁。
[15]王龍琴：《G20：中國作用和貢獻》，參見http://news.xinhuanet/fortune/2015-11/16/c_128433080.htm
[16]李東燕等著：《全球治理：行為體、機制與議題》，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86—288頁。
[17]王傳劍：《全球治理新觀察與中國角色再思考》，載《當代世界》，2010年第11期，第13頁。
[18]何帆、馮維江、徐進：《全球治理機制面臨的挑戰及中國的對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第30頁。
[19]同上，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