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鵬鴻／文
建立香格裡拉對話會機制符合西方防務外交的基本主張，讓西方國家有機會通過由其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和防務外交行動，介入亞洲安全事務，發揮或恢複其對亞洲安全事務的幹涉，從防務外交活動中維護其安全和戰略利益。
第15屆香格裡拉對話會（“亞洲安全對話”）于2016年6月5日落下帷幕。在所謂的亞洲“安全峰會”期間，各方專家紛紛亮相，以直進直出的方式加以評論，各方媒體紛紛跟進，以“轟轟烈烈”的報道吸引域内外關注，博得了全世界衆多人群的眼球。
主辦者創辦香格裡拉對話會，旨在通過防務外交來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安全。今年香會的核心議題，一如最近五六年來所聚焦的那樣，繼續渲染南海問題。主辦方有意利用南海問題炒作“中國威脅”，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應邀高調登場，傲慢地叫嚷要給中國在南海主權範圍内的行動劃定紅線，甚至威脅說，如果中國啟動黃岩島工程，就“一定會造成後果”。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哈裡·B.哈裡斯海軍上将更是揚言，要準備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打仗，要“做好在軍事上迎擊他們的準備”。美國防長及相關軍方高官在香會結束後，還登上美國航母巡遊南海，向中國秀肌肉，炫耀武力。美國軍方咄咄逼人的言行，同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者以極其蔑視的口吻施壓中國如出一轍。人們不禁要問：這是防務外交嗎？
如何定義防務外交？
香格裡拉對話會于2002年由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創辦。從時間上看，該安全會議論壇誕生于“9·11”空襲事件之後不久，似乎有充分理由借助全球反恐局勢建立新的亞洲地區安全對話機制。實際上，西方安全機構早有計劃進入亞洲，以填補西方在亞洲安全機制建設中的空白。冷戰結束後，美國軍事力量撤出東南亞，被認為是該地區地緣政治出現“真空”的重大事件。東盟盡管創建了東盟地區論壇機制，吸收美西方大國參與，但東盟的大國平衡政策，不利于美西方在安全議程的設置上随心所欲，任意而為。加上新興大國特别是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日益上升，西方錯誤地認為中國正在有意填補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真空。西方安全研究機構因此認為，有必要在東南亞地區建立一個可以傳播西方安全話語、弘揚西方安全觀的地區安全論壇，以通過幹預東南亞地區的安全事務來影響整個亞洲甚至亞太地區的安全事務。西方安全研究機構和人士，以防務外交為其理論依據，以推進亞洲安全合作機制為目标，拓展西方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著名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倡議成立亞洲安全對話論壇，這一倡議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并于2002年問世。這一安全論壇以年度方式召開，持續至今。
防務外交是西方國家使用的安全和軍事概念，目前還沒有一種公認的定義。一般認為，冷戰時期防務外交着力于安全聯盟建設，通過國家防務官員的國際交往推進國家間軍事結盟關系。西方通過強化防務合作，幹預和影響各地的安全事務，在地緣安全和戰略上遏制蘇聯或蘇東集團，拓展并鞏固自己的戰略利益。
冷戰結束後，英國國防部對防務外交重新評估。英國主張在蘇東華沙集團解體的背景下應實施接觸政策，同原蘇東國家和亞洲地區的中國等進行防務接觸。提出新時期防務外交應該聚焦于軍事合作和援助，實際上是希望通過防務外交進一步接觸冷戰時期的對手如中國和俄羅斯，在軍隊層面促進并擴大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所謂普世價值觀。西方認為，防務外交不含軍事作戰行動，但是應當鼓勵軍人之間相互交流、軍艦和軍機互訪，還應促進高層軍官交往、加強軍演、培訓和地區防務論壇等各類防務外交活動。
新形勢下，中國積極開展軍事外交，堅持從政治上觀察、思考、處理問題，反對西方的防務外交。圖為2016年2月5日，在浙江舟山某軍港，海軍官兵向152艦艇編隊的官兵敬禮，歡迎編隊載譽歸來。152艦艇編隊2015年4月3日赴亞丁灣、索馬裡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共為39批90艘中外船舶護航。在英國積極幹預下，歐洲其他國家也積極參與所謂的防務外交行動，希望把相關概念和經驗移植到亞洲地區，發揮歐洲國家的作用和影響。他們通過推行防務外交，設法把歐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建設中的成功經驗推廣至亞洲地區，似乎因此可以促進該地區的政治互信,減少防務摩擦。歐洲國家認為，20世紀90年代成立的東盟地區論壇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雖然它在地區多邊安全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同西方國家要求的防務外交目标，在原則和要求上相差甚遠。建立香格裡拉對話會機制符合西方防務外交的基本主張，讓西方國家有機會通過由其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和防務外交行動，介入亞洲安全事務，發揮或恢複其對亞洲安全事務的幹涉，從防務外交活動中維護其安全和戰略利益。
西方防務外交絕不能同中國的軍事外交相提并論
英國倡導建立香格裡拉亞洲安全會議，是英美等國的安全智庫或思想庫對21世紀亞洲安全事務高度關注的産物。該會議機制宣揚的防務外交理念正在影響亞洲的一些安全智庫和防務部門。比較明顯的是，東盟防長會議、東盟防務部門作戰首長會晤，甚至東盟2010年開始舉辦的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據稱都是防務外交理念在防務部門得到落實的具體體現。[1]西方國家特别是美國利用香會這類論壇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要把其一家的防務思想和原則強加于其他國家，圖謀利用這樣的舞台孤立中國。在這樣一個極具政治傾向的問題上，中國必須提高警惕，不能不假思索“跟貼”“點贊”。遺憾的是，有的人望文生義，簡單地将防務外交同中國提倡的軍事外交相提并論，甚至認為防務外交在沖突預防、軍事改革、軍隊民主化進程,以及國際維和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觀點至少在認識上是有偏差的。
軍事外交與防務外交盡管都含有外交二字，但是兩者在概念性質上存在巨大差異。西方學者認為軍事外交屬于防務外交的一部分，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派駐其他國家大使館的武官所開展的活動。實際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新世紀複雜多變的國際安全形勢下繼續沿用冷戰時期防務外交的基本理念，以制衡中國為主要目标，實踐上則以強化結盟、擴大夥伴為重點，達到維護美國霸權的目的。
我國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起就開展軍事外交，并在不同階段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可以簡述如下：
其一，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推進新中國初期的軍事外交，首批外派的15位大使中就有10位“将軍大使”，展示了新中國外交的獨特風采。1951年，中央軍委成立外聯處，1955年更名為國防部外事處，是專司軍事外交工作的職能部門。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軍事外交重點圍繞抗美援朝、援越抗法、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炮擊金門等重大軍事行動展開，為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
其二，20世紀60年代，在面臨蘇美“兩超”雙面夾擊的嚴峻局勢下，中國軍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配合國家總體外交，向第三世界友好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努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1971年聯合國恢複我國合法席位做出了積極貢獻。1972年，中美兩國關系融冰，中國同西歐、拉美國家的軍事關系取得突破性發展，先後與20多個國家建立了軍事聯系。
其三，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軍事外交在諸多領域取得重大突破。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開始參加國際軍控和裁軍談判工作，向日内瓦裁軍談判委員會派出代表團。中國簽署并批準了《特定常規武器公約》，調整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政策，開始承擔聯合國維和費用攤款。中國軍事外交工作的指導思想進一步明确，即軍事外交服從并服務于國家戰略、服從并服務于國家外交工作全局、服從并服務于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
其四，20世紀90年代，中國軍事外交的突出表現是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首次向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派出軍事觀察員，為中國日後派出維和部隊邁出了開拓性的一步。尤其重要的是，中國與俄羅斯和一些中亞國家簽署了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以及裁減軍事力量等方面的協定；與一些周邊國家建立了防務磋商機制；中方軍隊還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安全對話合作活動。新世紀以來，我國軍事外交圍繞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曆史使命開展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不斷擴大與主要大國的戰略磋商對話機制，鞏固發展與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軍事關系，全面深化上海合作組織的務實合作，積極參與中外聯合演習和國際維和、國際救援、海上護航等非戰争軍事行動，有力促進了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安全與穩定，推動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科學發展。[2]
其五，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軍隊在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正确指引下，積極開展軍事外交。軍事外交緊緊圍繞黨中央決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積極拓展，銳意創新，取得許多新進展新突破。其中主要包括：大國軍事關系在保持戰略穩定中促進良性互動、以“親、誠、惠、容”周邊外交新理念為指引注重發展和推進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軍事互信關系、全面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外交關系，提出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軍事援助的新思想，即重義輕利、舍利取義，得到了發展中國家軍方領導人的贊賞，軍事外交關系取得了重大進展。
縱觀中國軍事外交的發展曆程，可以發現，我國踐行的軍事外交同西方鼓吹的防務外交截然不同，兩者在理念和實踐上具有重大差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曆來高度重視軍事外交，在不同曆史時期，軍事外交為推進國家總體外交、維護國家安全、推動我軍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共和國外交書寫了光輝篇章。
中國的軍事外交在理念、内涵和行動上同西方的防務外交具有本質的區别：
其一，在基本理念上，我國的軍事外交不是建立在陳舊的防務外交促成軍事聯盟的價值取向之上，而從服從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的基礎之上，捍衛國家的核心利益、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盡管我國軍事外交實踐豐富，時間長遠，但是我國學術界很長時期來在學理上一直缺乏界定，沒有統一的定義，“軍事外交”這個術語直到1998年發布國防白皮書才第一次對外公布。如何來理解我國有關軍事外交的基本概念呢？金燦榮教授在學理上将軍事外交定義為“國家戰略的對外非戰争軍事延伸”。這是一個頗具客觀而又有權威性的理論界定。軍事外交如同其他外交一樣，必定要以實現國家利益為重心，必定要以遵循國家戰略為前提，必定要以軍事領域為方向。具體來講，就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國家戰略為遵循、以軍隊為主體、以軍事為主要領域，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利用多種手段維護安全利益、促進世界和平的行為、藝術及過程。這裡“外交”二字的内涵遠遠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即談判”，它包括了戰略的制定以及更具體化的政策措施組合。這一軍事外交的定義既視“軍事”為手段、途徑，同時也是内容、領域。[3]
其二，軍事外交具有重大的政治使命，是國家重大戰略的組成部分，圍繞實現國家外交戰略、安全戰略，加強軍事外交整體設計，而不是西方防務外交輕描淡寫地認為屬于駐外使團武官的一部分。當然駐外使團外交武官的職責是履行軍事外交的一部分，但軍事外交的使命不僅僅是武官一職可以涵蓋的。軍事外交是國家總體外交戰略、安全戰略的一部分，制定國家軍事外交戰略，必須從整體上加以考慮。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與外軍的聯合軍演來看，2013年以來，中國軍隊參加的意願不斷增強，應當理解為中國的軍事外交以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為理想，在複雜多變的周邊環境下，積極參加軍演，使中國軍隊有機會展示軍事現代化、軍事變革取得的新成果，有利于中國維護自己在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利益。
其三，中國軍隊積極開展軍事外交，始終保持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服從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大局，反對防務外交的冷戰思維，反對結盟，堅持不結盟，加強夥伴關系建設，在新時期為“一帶一路”戰略順利展開保駕護航。從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出發，開展軍事外交，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結語
盡管香格裡拉亞洲安全會議暫時落幕，但是論壇堅持的防務外交理念和實踐正在影響亞洲國家。美西方國家圖謀利用西方國家主辦的安全論壇來宣揚“中國威脅論”、圍攻中國，是其長期遏制中國的戰略使然，關鍵是必須看清其用意和伎倆。
西方防務外交的迷人辭藻是加強防務合作、和平時期提供軍事援助。但是從美國防長卡特一行的威脅性講話，然後又迅速奔向航母編隊炫耀武力的言辭和行動來看，防務外交的假面具已經不攻自破了。防務外交較之炮艦外交，似乎是相去無幾了。
盡管如此，作為外交的組成部分，中國依然要積極參與相關的論壇會議，包括積極參與本地區其他相關的安全合作進程,比如東盟地區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東盟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聯席會議、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等一軌、一軌半和二軌論壇和會議，利用相關論壇機制發出中國聲音，讓世界和地區了解中國外交政策和防禦性國防政策。
中國在亞洲安全合作進程中正發揮着越來越積極的作用。中國認為，亞洲安全應該主要由亞洲人民自主決定，中國不反對域外國家參與亞洲事務，但必須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在亞洲安全架構構建中，中國的影響力正日益提升。新形勢下，中國積極開展軍事外交，堅持從政治上觀察、思考、處理問題，反對西方的防務外交，始終保持堅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圍繞實現國家外交戰略、安全戰略，加強軍事外交整體設計，為實現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标做出貢獻。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責任編輯：張凱）
[1]BrendanTaylor:TheRiseofAsianDefenseDiplomacy:ConvergenceorDivergenceinSinoAustralianSecurityRelations?,CIRMay/June2011,P169.
[2]錢利華：《六十載風雨兼程為和平不辱使命》，載《求是》，2009年第18期，第27頁。
[3]金燦榮、王博：《有關中國特色軍事外交的理論思考》，載《太平洋學報》，2015年5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