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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日本中心”史觀

時間:2024-10-25 03:04:52

“有一種說法認為,日俄戰争是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帝國主義的大捷,它給了亞洲、非洲諸後進民族以希望。這或許是真相,但隻是整個真相的很小一塊局部。”

1905年1月22日,法國《小巴黎人報》周末專号頭版刊登的新聞畫:俄國旅順要塞司令官施特塞爾中将在停戰條約上簽字,宣布殘餘守軍向日本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希典投降。雙方會面之處是旅順郊外原清朝北洋水師的一處營房,戰後日本音樂家根據這一事迹創作了著名軍歌《水師營之會見》

日本東京大學榮休教授和田春樹(王旭華攝)

《日俄戰争:起源和開戰》第四次踏上來華訪學之旅,80歲的和田春樹教授帶來了他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日俄戰争:起源和開戰》(以下簡稱《日俄戰争》)的中文版。某種意義上,這部厚達1000多頁的專著也是他對自己半個多世紀學術生涯的總結:始于上世紀60年代末對俄國革命史的鑽研,在80年代初進入朝鮮史研究領域後獲得突破,最終将對俄國近代史、朝鮮近現代史以及日本本國史的思考融會于一部書中,以日俄戰争這個單一事件串聯起了整部東亞國際關系史。

經曆了對俄國革命史、朝鮮近現代史以及東北亞國際關系史長達40餘年的研究積累之後,和田對日俄戰争爆發始末的再剖析徹底突破了日本史學界過往的“皇國中心”視角,形成一幅多主體、多層次互動的圖景。作為日俄矛盾激化關鍵誘因的朝鮮,以及過去在“日本中心論”著作中僅僅作為明治日本的對立面和陪襯出現的沙皇俄國,被他賦予了同樣關鍵的主體性,使對這場戰争整體性質乃至最終影響的界定,不再局限于日本本位主義的窠臼。這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學界之于日俄戰争的定性,尤其是影響重大的“司馬遼太郎史觀”,無疑構成了重大颠覆。

難能可貴的是,書齋以外的和田春樹還是一位仗義執言的社會活動家。他秉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的立場,在上世紀60年代即投身反對越南戰争的公民運動,嗣後又翻譯過金大中的《獄中書簡》,為韓國民主化運動振臂呐喊。80年代日本政府着手與朝韓兩國改善關系之後,和田最早提出了日本方面應當就慰安婦問題向朝韓兩國道歉的主張,并與其他人文和社科學者、知名人士聯合投書日本政府,推動日本國會在1995年通過了向亞洲受侵略國家道歉的《終戰五十年決議》。他也因此在韓國被稱為“日本的良心”。近年來,和田繼續緻力于推動日朝和解以及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等曆史罪行做出道歉,并對所謂“新曆史教科書”提出批評。

在和田春樹看來,曆史與當下并不可輕易割裂。近年來日本安倍政府在承認對外侵略曆史問題上的暧昧态度,與史學界将亞洲近代化進程完全置于“日本中心”推動下的觀念具有直接關聯。此次和田教授訪華期間,本刊對他做了長達近5個小時的專訪,對他的新著《日俄戰争》的價值、傳統“日本中心”史觀的缺陷以及他親身參與的新左翼社會運動的意義做了詳盡的探讨。

突破“司馬史觀”

三聯生活周刊:今年1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你在2009~2010年撰成的上下卷著作《日俄戰争:起源和開戰》的中文版,在中國學界引起很大反響。這套著作被譽為“首次在全面調查日本、俄羅斯、韓國資料的基礎上所做的研究”,用了900多頁的篇幅集中讨論開戰前一整年和戰争爆發後一個月共13個月間日俄朝三方的互動過程,僅書末所列的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等附錄就超過100頁。通過如此細緻的研究,你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和田春樹:日俄戰争是世界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僅給日本和俄羅斯兩個參戰國的國民,而且給受其裹挾被迫卷入戰事的朝鮮和中國的國民都帶來了深刻影響。1945年之後,受“二戰”戰敗影響,日本國内出現了反思近代以來曆次對外戰争的想法。唯獨日俄戰争是一個特例:迄今為止,依然有不少日本人認為1904~1905年對俄國的戰争是堂堂正正的,不必因此感到羞愧。在我看來,這種想法并不正确。

對“日俄戰争正義論”做出反思,構成了我撰寫這部《日俄戰争》的動機。通過對整場戰争為何發生、又是如何開始的曆史加以回顧,我試圖闡明:戰争系因日本企圖統治朝鮮的欲望而引發,并通過入侵朝鮮而肇始。日俄戰争始于兩國對朝鮮的争奪,最終升級為雙方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正面對抗。正是通過日俄戰争,日本真正成為梁啟超曾說過的“僞文明”的國度,成為毋庸置疑的帝國主義國家。

三聯生活周刊:對日俄戰争的戰史細節,自上世紀初以來已經有無數的回憶錄、文學和影視作品做出過鋪陳渲染。尤其是小說巨匠司馬遼太郎在1968~1972年撰寫的《坂上之雲》,在日中兩國都有着巨大影響。通過這部小說,司馬氏建立起了以“光輝的明治時代”和“黑暗的昭和時代”作為彼此對立面的曆史叙述觀念,即“司馬史觀”。而依照司馬史觀的見解,日俄戰争屬于“光輝的明治時代”,是日本在沙俄的逼迫下不得已而進行的。你對此持何種看法?

和田春樹:在我進入曆史研究領域之初,正值司馬遼太郎的小說風靡日本,可以說《坂上之雲》也是我開始關注日俄戰争問題的起點。到了本世紀初我開始着手寫作《日俄戰争》這部書,某種程度上正是為了批駁《坂上之雲》造成的刻闆偏見。這場戰争系因朝鮮而起,但司馬氏在他的書中對朝鮮本身卻幾乎未着筆墨。他在提到引發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的朝鮮東學黨之亂時,列出了“一位東學的傳教士”全琫準的名字,這也是整部《坂上之雲》裡出現的唯一一個朝鮮人的名字。除此以外,從甲午戰争爆發前夕直至日俄戰争結束,司馬氏的行文裡甚至不曾出現朝鮮國王高宗(李熙)的大名,對1895年直接遭日本人殺害的高宗正妃闵氏更是隻字未提。在提到沙皇俄國時,司馬氏也過于偏頗地強調俄國在亞洲的野心。事實上,主動挑起戰争的畢竟是日本。除此以外,關于開戰問題的一些細節的交代,《坂上之雲》也存在不少具體的錯誤。

不過平心而論,司馬遼太郎對日俄戰争的看法也有非常透徹的一面。1968年《坂上之雲》最初在《産經新聞》開始連載時,司馬氏曾經表示他希望寫出一部“樂觀主義者的故事”。但到1972年連載結束時,整個小說的氛圍卻變得愈發悲觀,暗示了日本的勝利在本質上是虛幻的,随之而來的曆史則是黑暗的。司馬氏畢竟是一位誠實的作家,他遵從了自己所描寫對象的發展邏輯,逐步修正了對作品的最初構想。日俄戰争的勝利看似鼓舞人心,卻開啟了日本此後從山巅一路滾落的悲劇命運:這是司馬氏的洞見。而許多人還見不及此。

日本著名曆史小說家、《坂上之雲》作者司馬遼太郎

1995年8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參加終戰50周年紀念活動。當天他發表了日本政府關于曆史認識問題的重要聲明,就近代以來的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史表示反省及歉意日俄戰争與近代亞洲

三聯生活周刊:但作為“光輝的明治時代”的一部分,司馬遼太郎對日俄戰争的總體評價依然沒有脫離積極的基調。事實上,這種觀點在20世紀前半葉一度相當流行。你在1973年出版過的著作《尼古拉·拉塞爾:超越國界的民粹主義者》的主人公、俄國革命家拉塞爾(NicholasRussel)的态度就相當有代表性:拉塞爾認定日本的勝利具有積極意義,因為他是沙皇專制的反對者,希望借由俄國的戰敗引起一場革命。列甯和孫中山也在不同場合評價過日俄戰争的積極意義,甚至被現在的安倍政府當作一種宣傳手段加以利用。

和田春樹:有一種說法認為,日俄戰争是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帝國主義的大捷,它給了亞洲、非洲諸後進民族以希望。這或許是真相,但隻是整個真相的很小一塊局部。

不單是拉塞爾和列甯這樣的俄國革命者,就是中國乃至亞洲其他國家的激進人士,一度确實感到從日本的戰勝中獲得了鼓舞。中國辛亥革命的勝利與日俄戰争的示範作用具有密切關聯。俄國的1905年革命,也是在日俄戰争失利的直接刺激下迅速爆發的。

然而,這場戰争并不是在無人居住的荒野和海洋中進行的。它的大部分交戰過程是在中國東北這一漢、滿、朝鮮諸東亞民族聚居的地區發生的,并給這些居民帶來了一場災難。同時作為日本戰勝的結果,處在夾縫中的朝鮮的利益受到了進一步侵害,最終在1910年遭到日本的吞并,這一點無論如何不應當被忽視。日本在獲得戰争勝利之後,成為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以說日俄戰争是一個極其重大和複雜的課題,實在有做詳盡分析的必要。

三聯生活周刊:安倍晉三首相的看法似乎和你不同。在2015年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的談話中,他公開宣稱“日俄戰争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

和田春樹:關于日本政府對其近代以來的侵略曆史,尤其是侵華和侵朝曆史問題的正面表态,既涉及社會上的一般公論,也是一場國内政治博弈。各派政治力量都企圖通過這一事件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時進時退的狀況會經常出現。1972年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之際,當時的自民黨首相田中角榮曾經就侵華問題公開表示過謝罪。1995年“二戰”結束滿50年之際,日本國會通過了《終戰五十年決議》,其中提及“認識到我國過去所做的行為,特别是給亞洲人民帶來的痛苦,在此表反省之意”。但這份決議創造了一個含糊的概念“全世界的戰亡者及因戰争而犧牲者”,将受侵略國家的死難者與日軍的陣亡士兵混為一談,引起了國際輿論的質疑。為了消除不良影響,自民黨—社會黨聯立的村山富市内閣以“閣議意見”的形式授權村山首相發表了一次談話,公開承認“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别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并宣言“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次“村山談話”,加上1993年時任内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就韓國慰安婦問題發表的反省談話,确立了日本政府在近代侵略曆史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并受到中美韓等國輿論的監督。

在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畫定了基線之後,所有後繼的日本首相都不得不就曆史問題做出某種程度的反省,哪怕内心不完全贊同。安倍也不例外。所以盡管他的确有否定村山談話的念頭,但在謀士的進谏之下,還是不得不采取一種隐蔽的模糊化處理。在2015年的戰敗70年談話中,安倍也承認“我國給無辜的人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和痛苦”,并表示“我國對在那場戰争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但安倍談話着重強調的是對1931年“滿洲事變”以來侵略戰争行為的反省,而村山談話提到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可以追溯至甲午、日俄戰争,将遠東軍事法庭未做審判的侵略曆史也包含在内,更加完整。所以說在對曆史問題的認識上,安倍内閣的态度更加暧昧。這也是他作為立場更右傾的政治人物的選擇。

日本的現代化有另一種可能

三聯生活周刊:150年前,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開啟了國家現代化進程,一度跻身世界列強之林。因此不僅在多數日本人心目中,明治時代是“光輝”的,中國人談起明治維新也常常懷有向往的心理。因為同一時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充滿波折,遠不如日本來得成功。然而維新之後的日本旋即走上了對外擴張之路,挑起了1894年的甲午戰争和1904年的日俄戰争。你是否認為明治維新本身就暗含有軍國主義的成分,使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對外侵略和擴張?除此以外,曆史還有别的可能性嗎?

和田春樹: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司馬遼太郎曾說:“日本要麼淪為殖民地,要麼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去侵略别人,除此之外别無他法。”這種非此即彼的心理不能說毫無道理。從現實來看,日本的現代化進程的确是和對外侵略聯系在一起的。幕府末期,俄國的彼得大帝改革一直是諸多仁人志士向往的模闆,即利用強大的君主權力發展近代科技,借此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既然決定要把俄國模式作為藍本,那麼維新之後的日本走上擴張之路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又因為明治維新獲得了成功,彼得大帝的模闆也傳到了中國。康有為等人試圖在中國發起類似的改革,但最終失敗。可以說中日兩國都曾想往一個方向上走,隻是日本僥幸成功了。

盡管這麼說有一定的争議性,但作為曆史學者,我認為:除了對外侵略以外,近代日本還是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明治之前的江戶時代曾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時代,但當時日本和中國、朝鮮等鄰國維持了相對較好的關系,内部經濟也獲得了一定發展。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也是以江戶時代的積澱作為前提的。在19世紀後半葉,日本選擇其他的道路,與周邊國家進行和平交往、聯合一緻,同時依然保持主權獨立,是有機會的。

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近代朝鮮史時,我提出過一個觀點:從1884年支持朝鮮開化黨人金玉均發動“甲申事變”開始,日本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侵略戰争之路。再往前推10年,則是“脫亞論”興起的時代。假如這兩個事件因為偶然因素發生了逆轉,曆史會不會就有不同?好像也不能斬釘截鐵。在一些重大的曆史情境下,日本依然存在不同于侵略政策的另一種選項。尋找這些可能性也是我從事曆史研究的動力之一。1.1890年前後,東京一家小手工作坊的工人正在加工金屬茶壺和花瓶。在明治維新的推動下,許多這樣的小作坊逐步成長為規模驚人的大型會社

三聯生活周刊:站在整個亞洲近代史的角度,日本除了侵略者的身份,似乎也的确扮演過某種現代化導師和庇護人的角色。你提到的發動“甲申事變”的金玉均,以他為領袖的朝鮮開化黨正是在日本的支持下成長起來的。19、20世紀之交,日本對中國的維新人士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曾有過幫助,對東南亞的反歐美殖民運動也有扶植。日本的這種做法究竟是實用主義的策略,還是說日本真心認為自己代表了亞洲現代化最正确的模式,希望把這種模式輸出和擴散到其他國家?

和田春樹:在這個問題上,每個階層、每位領導人的考慮都不太一樣。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是容易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将支持其他亞洲國家的改革和革命當作成就日本利益的手段。另外在整個日本近代史上,社會人士的活動同樣是和國家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旦發生戰争,國家當然也會希望通過形形色色的途徑削弱敵對方面的力量。比如在日俄戰争期間,日本政府就非常希望俄國革命能取得成功,明石元二郎等将領為此曾四處活動,給反對沙皇專制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社會革命黨以及芬蘭、波蘭等受壓迫民族的革命者提供了資金援助。這種操作很難說是出于同情,而是基于國家利益考量。

至于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需要分兩方面來看待。一方面,日本政府确實有利用共和革命來推翻和弱化清朝,以便利日本在華擴張的考慮,所以支持了孫中山。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也的确存在真摯的私人情誼。像宮崎滔天這樣的普通革命者會以友人和同志的身份與孫中山結成很好的私人關系,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幫助友人的革命事業。這就不能單純地用國家利益來解釋了。2.1973年8月14日,韓國民主運動領袖金大中(右)在首爾家中接受記者采訪,就一周前韓國情報機關将他從東京綁架回國一事做出說明

3.1966年7月1日,日本左翼學生團體“全學聯”在東京舉行反越戰示威遊行,并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我曾經研究過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尼古拉·拉塞爾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被迫離開俄國之後,他參與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推翻奧斯曼帝國統治的起義,也領導過夏威夷的本土獨立運動。日俄戰争期間,日本俘虜了超過8萬名俄國士兵,拉塞爾聞訊趕到長崎,希望向這些戰俘灌輸革命思想,日本政府對此也持支持态度。但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之後,拉塞爾對自己的盟友感到失望,于是轉赴菲律賓。在菲律賓居住期間,拉塞爾通過書信與宮崎滔天、孫中山等人建立了友誼,後來病死在中國。這個革命家聯盟的成員,也包括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者、《東亞日日出新聞》記者金子克己。金子克己一方面曾以同志的身份幫助中國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也為日本政府工作。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回到佐世保,不久病逝,死前曾有一段感言,大意是:雖然這麼說對天皇陛下略有些不敬,但現在才是日本應當有的狀态啊。從他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每個人的感情都是很複雜的;究竟是基于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友誼在行事,是取決于具體的曆史情境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曆史學研究是建立在對日本近代曆史全面反省的基礎之上的。即便是以往認為最正當的日俄戰争,你也做出了深刻的批判。那你認為,從明治維新到“二戰”戰敗這半個多世紀的日本近代史中,有哪些屬于積極的方面?

和田春樹:還是有的,明治維新的許多成果還是正面的。維新讓日本也能夠跻身西方列強之林,保全了自己的主權獨立。尤其是幕府體制終結之後,日本仿照德國模式建立了現代國家,廢止了身份制度;士農工商地位平等,奠定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是相當進步的。外交關系上,1875年日本與俄國簽訂了《薩哈林島—千島交換條約》,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邊境争端,使日本的版圖得以擴大到北海道以北的千島群島。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與俄國争奪領土并不值得提倡,但能夠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問題,畢竟彌足珍貴。在政府以外,民間出現的一系列反對戰争、呼籲和平的社會運動也值得肯定。一些日本人,比如宮崎滔天,在政府壓制民間言論之時能夠挺身而出,這是值得驕傲的。

(感謝胥振铎為專訪提供全程口譯。《日俄戰争》譯者易愛華及實習記者彭予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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