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全非的孩子
2018年2月6日，會議室裡擠滿了人，有記者，有警察，還有負責親子鑒定的第三方。攝像機已經對好了位置；文書記錄員将本子攤開在桌子上，擺弄着手上的筆；屋裡其他人竊竊私語，偶爾偷瞥一下攝像機正對的朱曉娟，臉上難掩興奮和好奇。主角朱曉娟卻一言不發，臉上不起一絲波瀾。
自打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區分局改名後，朱曉娟還沒來過這裡。原本，重慶的主城區隻有市中區小小的一塊，1995年，重慶市區劃調整将市中區更名為渝中區，渝中區公安分局由此得名。朱曉娟曾是局裡的老常客。1992年6月，她的孩子被家裡的保姆抱走，她和家人到解放碑派出所報了案，由市中區公安局立案。
朱曉娟原本的家就在市中區解放碑附近，距離公安局也就兩公裡的路程，一路過來要路過青年路、五一路，經停7個紅綠燈。這些，都爛在了朱曉娟的心裡。當年的民警們都記得，有一對夫妻，三天兩頭地跑到局裡問案件進展怎麼樣，然後一臉失望地回去。20多年過去，看着公安局一個個陌生的面孔，朱曉娟都認不得了。她也變了模樣，過了50歲之後，白頭發藏也藏不住，一根根冒了出來。她比年輕時胖了一點，但仍能看出當年俊俏的模樣，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薄嘴唇。
她和丈夫程小平發了尋人啟事、在媒體征集線索重金酬謝，天南海北地找，福建、四川、河南，這些人口拐賣猖獗的省份他們都去過。兩人被騙被偷也被搶過。有一次，一封來自湖南的來信說前段時間鄰居家收養了一個男孩，看着像他們的孩子。對方約他見面，并讓他到了後将住址留在車站招貼欄處。程小平照做了，當晚，他被洗劫一空，一個人在外過了年。
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起伏中，朱曉娟卻愈發趨于忍耐和平靜——她已經習慣了接受命運給予的各種不好結果。即使是後來家裡光景差了下來，她又和丈夫離了婚，一個人撫養兩個孩子，她也沒有太去抱怨過命不好。所有與苦相關的滋味，她都咽了下來。
1995年對朱曉娟來說是個失而複得的年份，根據線索，她和丈夫在河南找到了丢失三年的孩子，當時，孩子已被改名為“盼盼”。第二年年初，兩人在拿到親子鑒定的結果後，接“盼盼”回了家。他們是坐汽車回來的。朱曉娟還記得，父親提前兩個小時到車站等外孫，看到孩子後落了淚，“你終于回來了！”朱曉娟還讓盼盼表演了新疆舞，答謝親朋好友的迎接。
衆人哈哈作樂，看着盼盼跳舞的場景還像發生在昨天一樣，印刻在朱曉娟的腦海裡。如今，他已經長成了27歲的大小夥子，個高、帥氣、壯實，跟朱曉娟很親昵，什麼事都願意跟她叨叨幾句。每次跟人談起這個“大兒子”，朱曉娟語氣中的愛意和疼惜怎麼都遮不住。她還特意保留了當年尋找的留下的資料，以提醒自己兒子“複得”的不易。尋人啟事很多是登在各地農村報上的，因為有人告訴他們，“很多被拐賣的孩子都賣到農村去了，要往偏僻地找”；他們還印了一摞摞尋人啟事，拜托各地的朋友張貼在火車站和碼頭。
所以，2018年年初，接到那個來自重慶當地媒體的電話時，朱曉娟有些懵。她剛跟小兒子遛彎回來。一年多前，盼盼和小兒子相繼畢業，盼盼去了外地，小兒子則留在重慶工作。每天晚飯後，她和小兒子都會出去散散步，看着走在前面的小兒子，她覺得日子終于不催不趕，“巴适”（舒服）了不少。然而，這個莫名其妙的電話毫不留情地将她與平靜的生活再次撕裂開來。1992年，程小平從人才市場将保姆何小平領回家
電話那頭，一個女生詢問她20多年前是否丢了孩子。對方說最近跟了一個新聞，一個保姆二十幾年前将主人家的孩子抱走，現在良心發現，想要還回來。朱曉娟覺得遇到了“騙子”。“我們20年前已經找到了小孩了，我養他二十幾年了，你們找錯人了。”她沖着電話，有點生氣。對方并沒有作罷，說要發個照片給她看看。“你看，這個照片好像你喽。”朱曉娟将照片放大，拿給小兒子看，都是圓臉、大眼睛、薄嘴唇，連神态都有些像。
2018年2月5日，在這次會面前一天，朱曉娟剛拿到重慶警方的兩份“鑒定文書”，鑒定結果顯示：劉金心與她“符合雙親遺傳關系”；而這意味着，她與1995年失而複得的盼盼“親權關系不成立”。往事一幕幕像放電影一樣在朱曉娟的腦袋裡一幀一幀滑過，并衍生出一個又一個問題。親生兒子是個什麼樣的人？跟哪些人交往？有沒有讀大學？性格怎麼樣？他為什麼現在過來找我？對于将要謀面的這個孩子，她一無所知，隻知道他現在叫“劉金心”。可是，盼盼怎麼辦？盼盼又是誰的孩子？她想按下暫停鍵，大腦這台機器顯然已經失控。
“來了！”“來了！”人群的驚呼促使朱曉娟擡了一下眼皮。她看到門開了，先是走進來一個警察。後面緊跟着那個讓她滿是疑問的孩子。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啊！他狀态看起來太差了！眼神渙散，飄飄忽忽像是找不到停留的據點；腳杆瘦得跟甘蔗一樣，腳上是一雙舊得不能再舊的運動鞋，鞋邊的紋路幾近開裂。這樣的身體包裹在一身灰黑色的衣服裡，看起來更是沒有生氣。頭發倒是與衣服很搭，從後腦勺看去，半個腦袋都是白色。很難想象這是一個27歲年輕人該有的模樣。劉金心重慶老家居址俯視圖，他就是在這裡被拐
“像！太像了！簡直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周圍人在安靜的兩人旁邊發出一陣陣的感慨：一樣圓圓的臉、大而圓的桃花眼，就連鼻子也是按照朱曉娟的模樣長的。朱曉娟心沉了下，她努力扯了下嘴唇，擠出了一個微笑的動作。“你過來坐。”她挪了下身子。劉金心聽話地走了過去。兩人坐在人群中，再也沒怎麼說話，平靜得像漣漪不起的湖面。
朱曉娟家裡至今保留着兒子被抱走前幾天拍的一張照片。那是鄰居給照的，當時她正帶着孩子在院子裡玩，鄰居拿着相機留下了這一瞬間。後來這張照片成了她尋找兒子最主要的憑據，“時間挨得近，其他的都是幾個月時拍的，孩子長大都有變化的”。照片上的小孩穿着綠色短袖襯衣，白底淺綠的花褲，眼睛又圓又大，水靈靈的，兩隻招風大耳朵顯得精氣神十足。“我兒子長得可乖、可特别了。你看劉金心跟照片還是有些像的，但氣質各方面都變化了，面目全非，完全是兩個人。”朱曉娟将這些照片翻拍在手機裡，翻來覆去地看。“如果是我來養，孩子肯定不是這個樣子，起碼不會這麼矮。”朱曉娟跟我說，盼盼身高一米八幾，小兒子也有一米七三。朱曉娟設想了無數個“如果”，追到最初始的那個，則是，“如果孩子沒有丢，生活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見面與劉金心想象中有些不一樣。原本，他以為兩人會抱頭痛哭，但沒想到兩人隻是笑一笑。劉金心告訴我，他後來回想過很多次會面的場景，最終得出結論，不說話，會心一笑，才是沉浸在骨子裡的血緣關系該展現的。對于這個腦海中沒有印象的女人，劉金心有着天然的親昵感。他從小颠沛流離，幾乎未嘗過母愛的滋味。尋親之前，他又剛生過一場大病，還抑郁了，生活已将他年輕的人生捶打到了谷底。
他想靠近朱曉娟。第一次視頻時，親子鑒定的結果還沒有出來，他一開口就叫了聲“媽”。“她會耐心地聽我講話，告訴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很多我不願意跟别人講的事情，我都會跟她說；但我跟養母就講不來，我倆從來沒談過心，一對腔就會吵。”劉金心的言語中透露出一種不容易覺察的自得，很顯然，他對剛剛相認的朱曉娟是滿意的。
抱孩子鎮命
20多年過去，劉金心拍照所在的大院已經消失不見。那是一個四四方方的院子，有着高高的門檻，像極了四合院，是重慶警備區的家屬院。他的父親程小平是警備區的幹部，原本在四川軍區工作，有了劉金心後為了照顧方便，就調了過來。劉金心的家正對着警備區的大門。如今，警備區也搬到了别的區域，劉金心原來居住的土地上坐落着2000年以後建設的居民樓。唯一能勾連起舊時光的，是重慶消防總隊的三層小樓，原本位于警備區老家屬院後面。老樓年久失修，門口貼上了“禁止入内、否則後果自負”的告示。
26年前，程小平帶着保姆何小平打這裡路過，邁進了警備區的大門。何小平是他從離家不遠的一家勞務市場請來的。程小平看了她的身份證，名字處寫着“羅選菊”，18歲，四川忠縣人。程小平看了下照片，當年印刷的老身份證，頭部都黑黢黢的，不太清晰，與本人倒也有幾分相似。
“你會帶孩子嗎？”他問了句。
對方回答：“會。”
一問一答就達成了口頭契約。程小平和妻子朱曉娟都要上班，雙方父母也都未退休，沒人帶孩子，隻能請保姆。朱曉娟對這個保姆印象并不深，她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畢業于重慶醫科大學護理學專業，畢業後在一家國企醫院當護士，大夜班經常連着上，“就覺得她（何小平）話不多，整個人悶悶的”。朱曉娟和丈夫帶着孩子住在二樓的閣樓上，何小平則住在樓下，床是臨時搭建的，挨着飯桌。隻要得空，朱曉娟都會自己帶孩子，讓何小平幫忙打掃家務、做做飯。
孩子被抱走是在保姆到家裡的第七天。那天中午，朱曉娟正在上班，突然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說家裡門敞着，保姆和孩子不見了。朱曉娟慌了，她是早上7點鐘喂完孩子出門的。下樓時，何小平已經醒來，她将孩子遞給她，還特意囑咐了兩句。回到家裡，她發現，保姆将自己的衣服全部打包收拾走了，小孩的東西一樣沒帶，那張寫着“羅選菊”名字的身份證則落在了家裡。朱曉娟的一雙剛買的新皮鞋也被拿走了，腳架上擺着何小平那雙破破爛爛的布鞋。朱曉娟跑去問門衛有沒有看到保姆，門衛說早上8點鐘就看到保姆帶着孩子出去了，“還說去買菜”。
朱曉娟慌忙報了警。警察按照身份證的地址找到了羅選菊的家。羅的家裡人告訴他們，羅已經于1992年離鄉，至今未歸，前不久剛收到一封信，讓家裡人帶着600塊錢去山東甯津救她。幾人又趕到了甯津，當公安機關将羅選菊帶到程小平二人身旁時，程小平覺得自己渾身都涼透了，這并不是他們請的保姆。此時，他們才知道，“羅選菊”的名字是假的。
“你們兩個人（朱曉娟和母親）在屋裡頭，都看不住一個一歲的孩子。”脾氣暴躁的程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沖着朱曉娟吼，邊吼邊砸家裡的東西。朱曉娟也覺得委屈，“我又不是不上班，我媽也在上班。”孩子的走丢，像是一根引線，在被點燃後，嗞嗞地迅速燃燒起來，最終引爆了炸藥，将原本隐藏在生活中的矛盾、磕碰掀了開來，并釋放出較之原來多倍的威力。“每次一遇到問題，他就把這個事挑出來說，你會覺得日子很難過得下去。”那段時間，朱曉娟不能聽到别家小孩哭，隻要一聽到，就會想到自家的孩子，覺得他在外面肯定吃了很多苦。
稍微冷靜一點後，兩人又充滿了自責，像是兩個重傷之下必須全力合作逃出死亡谷的難友，開始回憶與何小平相關的點點滴滴，以給警方提供更多的細節和線索。朱曉娟的母親告訴她，何小平曾提到，自己有個鄰居，先後生了兩個兒子，但都相繼死了，算命先生說她八字大，家裡人不待見她。朱曉娟的母親還好心告訴何小平，朱曉娟在婦産科工作，經常會遇到被丢掉不要的孩子，可以想辦法幫她鄰居抱一個。
程小平則對何小平的年齡産生了懷疑。“她應該不是18歲。她看着總得有20歲，說話和走路架勢也像生過孩子。”七天相處下來的有限信息，并沒有起到太大的用處，何小平就像一片浮萍，湧入了千千萬萬的水草中，找尋不見。從何小平居住的樓層往外看，正好是一個菜市場程小平的判斷沒錯，何小平當年是21歲，老家位于四川南充一個偏遠的山村裡。我與何小平約在我住的賓館裡，這是她選的相見地方。她腳踩着一雙10厘米高的坡跟涼鞋，穿着一條鮮綠色的九分褲子，上半身是一件黑白條紋緊身露肩T恤。1996年，她就到南充市打工，并最終将家安在了市裡。她的身上已經看不到當年土氣的影子。何小平腳一蹬，盤腿坐在了我的床上。“我一直把娃當親生的養，但我就是心裡歉疚，所以想給娃找父母。”她嘻嘻地笑着，口氣平淡，沒有聽出任何内疚和自責。
18歲時，何小平經親戚介紹與前夫結了婚。到了夫家後，她先後生下兩個兒子：第一個隻活了40多天就夭折了，在河邊挖坑埋了；第二個兒子則養了10個多月，有一晚突發急症，“哭了幾聲也沒了”。“白天好好的，吃得好好的，平常也沒去過醫院，也沒感冒過。”何小平抱着死去的孩子往家裡走，她又一次想到村裡老人的說法：“你八字大，命硬，克孩子，必須要撿個孩子回來鎮命，自己的孩子才養得活。”
何小平這回信了，她怕村裡人笑話她，給了村裡的啞巴10塊錢，讓他把孩子埋了。從南充通往重慶的車路過她嫁的村子，她一早就搭車去找在重慶打工的前夫。何小平記得，路費隻需要十四五塊錢。前夫知道了事情後非但沒有安慰她，還跟她大吵了一架。“倆孩子都沒了，他嫌棄我，都擺在臉上。”何小平告訴我，前夫不幹活，她讓他出去找工作。前夫就對她吼：“我又沒有孩子，給誰賺！”那段時間，何小平覺得自己都魔怔了，做夢都想要孩子。
何小平認為跟劉金心有緣分，他是正月二十一出生的，隻比自己死去的孩子小10天。“看起來大小差不多，眼睛也有點像。”何小平想，自己出來時，并沒有人知道第二個孩子死了，村裡人隻當她帶着孩子出來跟丈夫打工，帶回去劉金心也不會有人懷疑。
那天，女主人去上班，男主人也在幾天前出差了。何小平覺得是個好時機，她背着行李，抱着孩子，坐了一輛大巴回了南充。何小平在四川南充所住的小區樓門口。一直以來，何小平都在掩飾劉金心的存在，鄰居說從來沒在樓道碰見過劉金心“你不害怕嗎？”我問她。
“我那時并不覺得這個事情犯法啊，想着主人家找不到（孩子）也就不找了。”何小平回答我。
她總是有一套自恰的邏輯，就像她在幫劉金心尋親後說：“我之所以抱你出來，是因為當天看見你父母兩人在吵架，我看不下去，所以才抱你走。”報道出來後，親戚都打電話來問她，她覺得臉上挂不住，又開始在劉金心面前怨他的生父母，“他們肯定沒有全力找你，假設兩方都出來找了，哪裡會産生那麼大的影響”。
如今，已經很難确認何小平說的所有的話究竟是真是假，或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曾試圖按照她說的村莊位置去找尋她成長的地方，以了解更多關于她的内容。我打聽了附近村裡許多跟她年齡相仿甚至比她年紀大的人，很多人捶着胸口向我保證，“自打記事起，就沒聽過這個村名”。
一個偶然的機遇，我知道了她現在居住的地址，找了過去。幾棟五六層高的樓房包裹着一個菜市場，人來人往、進進出出的。何小平家就住在其中一棟。原本我想，這樣熱鬧的老城區，鄰裡之間應該是熟稔和熱切的，但很快發現，這個想法，并不适用于何小平。她的一個鄰居告訴我，2000年前，這裡還是一溜的小平房，後來南充做居民區改造，這裡算是回遷房，不少人轉手賣給了從南充鄉下過來打工的人。“她很有本事，為人也不斤斤計較。”這位鄰居開了個賣食材的小賣部，他的依據是何小平來買東西不像别人那樣“讨價還價”。
對于何小平這個人，多數的鄰居是熟悉而陌生的，她整天從菜市場門口走來過去，但提起她的來曆，卻沒人說得清楚。“他們一家跟外人不常打交道，碰到面都是打個招呼過去，從來不停下來聊天。”許芳（化名）家與何小平家隻有一牆之隔，兩家陽台隻隔了幾道栅欄，有時候在陽台見到，兩人也是簡單的問候，“隻知道她有個看起來歲數比她大很多的老公，還有個女兒，平常很忙，早出晚歸的”。
印象裡，許芳從未看到何小平和老公一起出門，男方出門時總是抱條狗。直到2008年左右，何小平的前夫打上門來，許芳才知道她是離過婚的。“去年聽别人說起她兒子因為彩禮的事情訂婚失敗，我好吃驚，一起住了十幾年，我都不知道她有兒子，也沒碰到過。現知道這個事，我才覺得這個女的心機好深啊。”很顯然，何小平一直在隐藏劉金心的存在。當天拜訪完鄰居後，何小平聯系了我，她很憤怒，“我們鄰居原來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我早出晚歸的，誰都不知道，現在鄰居都來問我，你安的什麼心？”
直到與朱曉娟相認後，劉金心才知道自己準确的出生日期。原本，何小平說他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過年都忙不過來，誰給你過生日”。劉金心身份證上則寫的是“1月25日”，這是外婆（何小平母親）給他報上去的日子。“劉金心”并不是他原本的名字，10歲之前，他叫劉海洋。何小平将他抱回來後，直接用了死去的第二個孩子的名字和戶口。直到小學四年級，他被何小平接到南充。這時，外婆才給他改了名字。
甩包袱
何小平早就有甩掉劉金心的心思。
劉金心被抱走後，先是被放到了何小平家裡養了一陣子。何小平前夫很兇，也知道他的來曆，動不動就會打他、罵他。前夫有一輛摩托車，每次院子外面的摩托車聲響起來，劉金心就會迅速坐在小闆凳上一動不動，他怕挨打。等摩托車開走，他才敢動。“他（何小平前夫）就是個混混，每次在外面鬧了事情，别家的孩子就會來打我。”
1995年，何小平又生了個女兒，作為一顆鎮命石，劉金心完成了何小平賦予他的使命，但這并沒有讓她的人生發生逆轉。前夫嫌棄她生的是女兒，對她又打又罵。她開始萌生了把劉金心送回去的想法。何小平去公安局打聽，她為了使自己不受牽連，謊稱孩子是親戚從别人家裡抱的，現在親戚有了小孩不想養了。公安局的人告訴她“你親戚的行為是犯法的，孩子又不是别人送她的，公安局也不會放過她”。
何小平隻得放棄了這個想法。1996年，何小平的前夫因為偷東西被判刑11年後，何小平帶着女兒離開了村子去南充打工。劉金心則像随手丢棄的家具，被扔在了老家。他一共換了三個地方。先是在姑姑家，後來又去了大舅公家、外婆家。
他記得，每年冬天下雪之後，通往小學的路就會泥濘不堪，他隻有一雙鞋，濕了就沒得穿。他隻能脫下鞋子、襪子，赤着腳走過去。“每年，腳上都會長滿凍瘡。”對于這段過去的經曆，劉金心很不願意提。“我現在都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情，好累呀。”講話的時候，劉金心手從臉上滑了一下，趁我不注意抹掉了眼角的淚。“我現在性格都飄，做一件事靜不下心來，堅持不了長時間。可能跟小時候經曆有關系。”
2000年，何小平在市裡買了房子，再也無人接管的劉金心被接過來，送進了寄宿學校。那是一個很差的學校，班裡桌子舊，一個班隻有20多人，全是在打工家庭的子女。劉金心印象中，有同學是從福建過來的。在班裡，劉金心逃學、打遊戲，結交小混混，直到老師找上家門，何小平才知道，劉金心已經很久不上學了。“我根本沒有時間管他，我弟和弟媳都外出打工，也沒有人管娃，但人家孩子就很聽話，知道往家拿錢，一個還讀了博士。聽不聽話是天生的。”我與何小平相見了兩次，每次聊天都超過一個小時。她幾乎沒有提到劉金心的好，隻有在我告訴她劉金心讓生母朱曉娟簽了對她的免責書時，她才提了一句，“他有一點好，不偷不搶”。
初二沒有讀完，劉金心就不願意上學了。何小平也沒有阻攔。劉金心去了廣州，在工廠擰螺絲釘，每天保持一個動作，像機器人一樣。何小平不管這些，她覺得隻要能往家裡拿錢就可以。劉金心并沒有按照她的想法走，離開了家的劉金心獲得了自由。有了打工的錢，他給自己買香水、衣服、手機，仿佛這樣才能給自己安全感。他還在夜店結交了一批朋友，每天10點以後過去喝酒。熟了以後，很多人組酒局就會叫他，因為“喝得多”“玩得開”。直到現在，劉金心還覺得這是他打工時最快樂的日子。
劉金心喜歡醉酒暈乎乎的感覺，“什麼事情都不用去想了”。他困擾的事情很多：為什麼母親對他不管不問，對妹妹卻各種呵護？為什麼父親不喜歡自己？想得煩了，他就去喝酒，左手一斤白酒，右手是啤酒，他也不吃東西，就那麼一杯一杯地灌自己，隻為了快點醉掉，有時候喝不下去，他會捏着鼻子逼自己喝，“我想盡快上頭，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喝酒不會把自己當人看”。
喝酒誤事，劉金心先後丢了好幾份工作，隻得又回家來。18歲時，他覺得修小汽車是個不錯的生計，想去學。何小平不準，覺得修跑運輸的大卡車才賺錢。劉金心隻好去了。劉金心個子小，連後軸都抱不動，學了一段時間，他就放棄了。何小平又覺得開挖掘機好，趕着劉金心去學，他在半山上挖了半年，又不幹了。“你的任務就是鏟平那座山，整天待車上，連個人影都看不到。”這一系列的事情下來，何小平對劉金心意見越來越大，“幹什麼工作都喊累，又想賺錢，好吃懶做。不掙錢也就算了，還天天找我要錢”。
尤其是在去年定親失敗後，她更覺得劉金心成了廢人。當時，劉金心和女友已經談了兩年多戀愛，打算結婚。對方找劉金心要10萬元彩禮，何小平說拿不出，女方家不同意，就跟劉金心分了手。分了手後的劉金心在家裡醒了喝，醉了醒，幾乎不出門，有幾次還喝到了在家裡吐血。
劉金心開始幻聽，總是能聽到老鼠或者貓走動的窸窸窣窣的聲音，就在他的窗台旁邊，“總覺得有人要害我”；他還聽到鄰居在外面說他這不好、那不好，但走出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并沒有人。嚴重時，他甚至有自殺的想法。有一次，他正在切菜，切着切着突然特别的沮喪，“我覺得自己特别無能，連菜都切不好，還不如死了算了”。他緩了下，告訴自己這不是真的自己。
醫生給劉金心開了一大包藥物，他回家一看，全是寫着“焦慮”“抑郁”的字眼。何小平并沒有放在心上，她依然認為劉金心在為自己的好吃懶做找借口。但她開始慢慢打起了送走劉金心的算盤——外人不知道的是，前夫已經多次用劉金心來威脅她，“如果不給錢，就将事情說出去”。早些年，她給了幾萬塊給他，後來他又看中了她的煤炭生意，不拿一分錢入股分紅；去年，前夫又找過來說，如果不給他13萬，他就将整個事情說出來。何小平拿不出來錢，隻好寫了張欠條。
何小平開始多方打聽尋親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她獲得了一個重要信息。即，劉金心的案件已經過了20年的追訴期，極為可能不被追究法律責任。而且，主動幫助孩子尋找父母，更會被酌情處理。現在看來，何小平應該也是内心掙紮了很久，就像賣菜時稱算斤兩，她比對了下，“自己承認”付出的代價要比被前夫一直要挾小得多。
在接受本刊的采訪時，何小平一直在她喋喋不休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公安局那裡我已經簽了兩次字，檢察院也去了兩次，你說他們會怎麼判？”簽了兩次字後，她的擔心日益增多了，便給劉金心施壓，“我養了你20多年，你親媽現在要送我去坐牢”。劉金心也擔心朱曉娟追究何小平的責任。他跟朱曉娟說：“如果你追究她的責任，我就跟你斷絕母子關系。”這點讓朱曉娟很生氣，但相認當天，她還是當着劉金心的面簽了免責書。
“這其實是一個誤讀，刑事案件的最長追訴期确實是20年，但這是說一個案子在沒有被立案和偵查的情況下；朱曉娟和家裡人已經報了警，這意味着案件如果沒有偵查出結果，會一直都在追訴期内。不過，如果沒有這個誤讀，何小平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将這個事情說出來。”朱曉娟的代理律師、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魏巍告訴我。
劉金心：“另一個我”
劉金心站在解放碑（重慶人民解放紀念碑）那裡，辨别着方向。這是他找尋老家的唯一标志。這座高27米多的建築于1947年完工。20多年前，周圍的建築都不允許超過解放碑，現在燈光林立，已很難看到比它矮的樓房。認親後，朱曉娟和母親曾一起帶劉金心去了趟原來的家。劉金心在心裡記了下家裡和解放碑的大緻距離和方位。“我在重慶，走到哪裡找不到路，找不到北的感覺。”
2018年6月4日，我和劉金心輾轉找尋了一次。第二天，我們二人又去，他再次迷了方向。“我們要不走到昨天出發的位置，再從那裡走過去？”我在一旁提議，他拒絕了，執拗地往前走着，像是要證明他與這個地方的内在關聯。直走、轉彎、往回走，來回轉悠了許多次，我們終于找對了方向。“我就知道我能找得到。”劉金心轉過頭笑着沖我說。
劉金心試圖在任何跟家相關的事情中尋找存在感，以抵消他在母親那受到的“輕視”，他覺得朱曉娟對他越來越沒有耐心了。“我放個假好不容易過來，她都沒問我為什麼沒到家裡，連句敷衍的話都沒有。還說最近忙，沒有時間管我，讓我在外婆家待完，自己回南充就行了”。朱曉娟則是另一番解釋，“你看他，來了都不跟我說一聲，直接到外婆家去是什麼意思？”在采訪的兩天裡，朱曉娟跟我抱怨了多次劉金心的“不請自來”，“我平常工作這麼忙，哪有時間照顧他，外婆年紀這麼大，他去打擾外婆，都是給外婆增加負擔和麻煩”。
朱曉娟則覺得劉金心越來越敏感，她甚至開始懷疑劉金心認親的用心。有一次，幾個人一起去外婆家吃飯。外婆拉着劉金心和弟弟說：“你們都是我的孫子，将來結婚的時候，我當外婆還是會表示的。我也沒啥錢，但你們幾個我都會一樣對待。”這恰恰是劉金心最忌諱的點，他一下子急了，“我又不是來找你們要錢的。你們不要反複說這個事情。”朱曉娟聽了很不是滋味，“劉金心你怎麼說話呢，外婆不是這個意思，外婆是說你們都是她的孫子，她一視同仁”。
在采訪時，劉金心總會跟我提起相認不久後的情景：劉金心和朱曉娟一起出門，兩人都是手挽着手；朱曉娟還帶他一起去拜佛，因為節假日打不上車，兩人一路走一路歇，走了有好幾裡路。“你太不能走了！”劉金心轉頭“嘲笑”朱曉娟。“我一個老太婆，走不過你。”沒事時，兩人經常會在一起聊天。雙方都迫切想知道彼此過去的生活。朱曉娟會給他講和程小平談戀愛的事，講如何尋找他，給他看小時的照片。他在家裡看到了一隻薩克斯和一隻圓号。朱曉娟告訴他，那是盼盼用剩的舊物。
1995年找回來的盼盼，也就是朱曉娟錯認的兒子，注意力不集中，坐也坐不住，朱曉娟和丈夫兩人将盼盼領到少年宮，想看看他對什麼感興趣。他指着要學圓号，朱曉娟就花了1000多塊錢買給他。吹了沒有幾個月，盼盼又想學薩克斯，又花了3000多塊。朱曉娟也不生氣，有一次她還跟盼盼開玩笑說“留給孫子學”。
盼盼還有一身的壞習慣，比如說愛吐人家口水，扯别人衣服，吃飯總是亂撒。朱曉娟就一點點教，“他在外面三年，吃了那麼多苦我們總覺得對不起他”。為了能夠全力帶盼盼，朱曉娟和程小平一緻決定将剛兩歲的小兒子，送到他的老家桐城，交給老人撫養。原本他們打算讀小學的時候接回來，但盼盼實在太皮，兩人顧不來，就一直拖到了初中畢業。“現在小兒子有時跟我開玩笑還會說我偏心。”朱曉娟也不再敢請保姆，家裡人分了工，早上她和丈夫送盼盼去上學，中午孩子在學校吃飯，晚上外婆再将他接回來。這樣的接送一直持續到了小學畢業才作罷。
2002年左右，朱曉娟報名參加了出國人員留學考試，拿到了留學的名額，也因為盼盼放棄了——她在北京參加出國培訓一個月回來，整個大院的人都找她來告狀，他們說：“曉娟，你那口子要管管了，他打孩子好厲害，簡直像在打階級敵人。”原來，盼盼生病了，程小平帶他去醫院，孩子調皮，左扭右扭，不願意做皮試，程小平扭不過，就打了一頓。“他爸爸的教育方式是兩個極端，他（程小平）高興時怎麼都行，非常寵溺，不高興就打他。”兩人為此争吵過多次，也沒有辦法。劉金心在老家居址附近，他很迷茫上了初中後，盼盼突然不想上學了，跟朱曉娟說要去打工。朱曉娟跟他說打工可以，但要寒暑假。等到暑假時，她推薦盼盼去了朋友開的玻璃廠，一個月後，盼盼回來了，表示要上學，再也不要打工了。這時候，朱曉娟才跟他開始講道理：“你曉得了哈，下次還去麼，你認為那個錢那麼容易掙了？我告訴你呀，你不讀書，就永遠隻能做那個工作，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現在看來，對于這個1996年找回的盼盼，朱曉娟想用盡所有力氣去補償他。她不惜将小兒子送回了老家，她的這種投入，其實也是對自己失去心理的一種彌補和慰藉。當時，她沒有也無法料到，命運對她的戲弄并沒有結束，她的親兒子劉金心在何小平那裡過着居無定所的生活。
劉金心羨慕盼盼。兩人還未見過面，他将對方稱為“另一個我”。“另一個我，雖然沒有找到父母，但他生活質量提上去了，人生也就不同了。”劉金心有時候會想，如果自己沒有被抱走，跟朱曉娟生活在一起，自己至少是盼盼現在的模樣。
出了事情後，盼盼跟朱曉娟打電話時，聲音也有氣無力。後來，有一天，他告訴朱曉娟：“媽媽，無論以後，我能否找到親生父母，我們是一家人。”對我談起這個兒子，朱曉娟眼角眉梢都是笑，連緊皺的額頭都舒展開了。在陌生的劉金心和這個傾注所有情感的“兒子”之間，她絲毫沒有猶豫或者不自覺地将情感偏向了後者。“我稱他‘大兒子’，我還有‘小兒子’，你說，我應該稱呼劉金心什麼？”朱曉娟提到，劉金心曾委婉探問過外婆和自己的房産情況。她覺得劉金心希望通過尋親對命運有所改變。“我可不會把他養起來。也沒有這個能力。”
朱曉娟提到劉金心的口吻，就像她向我介紹現在居住的小區時一樣。幾年前，考慮到孩子已經長大，她将渝中區的房子賣了，湊了首付，在南岸一個小區買了房子。小區位置不好，好多年過去也沒發展起來，周邊也沒有活躍的商區。朱曉娟帶我進小區時，一邊走一邊評價，“以前這裡就是農村，環境很差，還好周圍的農民都在附近擺攤賣菜，生活也方便。”語氣中全是自嘲和失落。
朱曉娟覺得累。在沒有找回盼盼之前，她意外懷孕了。原本，根據他們孩子走丢的現實情況，兩人可以申請一個新的生養指标。但在計劃生育的年代，懷孕之後再申請卻是違反了政策。朱曉娟被醫院罰了款，程小平則被要求轉業到銀行做櫃員。程小平覺得憋屈，拒絕去上班，沉溺于在家裡玩期票，家裡的房子賠進去了一套又一套。最後，隻剩下一套可以住的小房子，兩人最終離婚。程小平欠了一身債，在讀高中的兩個孩子都歸朱曉娟撫養。醫院的效益卻越來越差，正是用錢的時候，朱曉娟沒有辦法，就去兼職賣保險，頭批客戶全是同學。“大家也不信，就說支持買一買。”
為了多賺錢，幾年前，朱曉娟選擇提前辦理退休，每個月領2000元退休金，全職做保險。她将每個月的工資都有條有理地計劃出來，存2000塊，剩下的留作家用。我跟朱曉娟去過一次菜市場，她買肉，隻買個幾兩，夠做肉圓子湯就好；西紅柿也隻買一個，還跟菜販抹了零頭。劉金心的生母朱曉娟，談起發生的這一切，她很無奈兩個兒子相繼工作後，朱曉娟以為苦日子終于熬過去了，“哪曉得又出了這個事情。何小平如果不把這個事情揭穿，我會一直認為自己找到兒子了，他雖然文憑不高，但起碼能夠自食其力，現在親兒子這個樣子，你說我心裡是啥子心情，好難過”。陽光照落下來，打在朱曉娟疲憊不堪的臉上，她已經很久沒睡過一個好覺了。以前，她一沾枕頭就睡着，現在夜裡總會醒好多次。“我不願意去想這些事，想了就睡不着。”
朱曉娟也想着為劉金心做些打算。她鼓勵他要自立起來，要好好幹工作，“何小平為什麼把你當作包袱甩掉，說白了是你太無能了。如果你優秀至少正常，她還會來找我們嗎？”劉金心名下有一套房子，購買于2013年，是何小平付的錢，這是她的第三套房子，此前她給自己和女兒各買了一套。買時隻要4000多塊一平方，如今房價已經翻了一倍。朱曉娟讓劉金心回去跟何小平商量，能否将這個房子賣了，湊個首付，在重慶買房子。
劉金心将這個想法跟何小平說了。何小平卻拒絕了，提出要給劉金心5萬元錢，讓他放棄房子。劉金心不同意，她又試圖在房産證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兩個人已經到了房管局，但因為按揭沒付完，隻好作罷。她跟劉金心提了兩個自以為不錯的想法。一是他回去跟外婆生活，這樣外婆百年後房子就是劉金心的了；另一個則是讓生母将居住的房子給劉金心。“我說你現不現實？我随時都可以過去，但我去了的話，那不是跟人家打架嗎？我外婆有兩個女兒，底下還有我們。”劉金心反駁道。
猜測、懷疑、試探，劉金心覺得自己被夾在了中間。他發微信告訴我，說情緒很不穩定，也沒有笑容，挺難受的，“我很想讓自己充滿活力，但怎麼也做不到”。我想到了6月5日那天，我倆迷路時的情景。我跟劉金心一路走一路聊，他說在重慶走路一定要找對方向，不然，你可能永遠都走不到目的地。我問他：“你覺得你現在走對了嗎？”“我現在都是懵的。”說完，他便埋下了頭，繼續往前走。
（實習生宋林曉、彭予揚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