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龔寒
2006年12月，25歲的廣東白領孫東純做了一個決定：暫時告别朝九晚五的生活，開啟自己的“間隔年”計劃。于是，他帶着一張僅存有21000元人民币的國際銀行卡，踏上一段為期3個月的印度之旅。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走就走了13個月，變成一次橫跨亞洲的旅途，前後遊曆了6個國家。他一邊旅行，一邊以義工的身份服務于非政府組織，幫助當地需要幫助的人。他将自己的遊曆經曆發到論壇上，引起了很大關注，許多中國人頭一次知道什麼是“間隔年”。2009年，他的網帖結集成書《遲到的間隔年》，讓“間隔年”概念在中國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間隔年計劃周年論壇原來這就是“間隔年”
孫東純，80後，出生在廣東農村，經曆過赤腳上學、用豬糞給田地施肥的年代，兒時去趟市中心對他都是一件隆重而興奮的事。那時的他，好奇家鄉的公路到底有沒有盡頭，卻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完成橫跨亞洲的旅行。在旅行中，他不僅見識了不同的人生，還遇到了自己後來的妻子，一位日本女孩。
間隔年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對我來說，是找到了‘愛’，我隻能想到這個詞。不單單隻是認識了我現在的日本妻子，而且通過間隔年學習怎麼去關愛别人、懂得去感恩。”孫東純說。
作為過來人，孫東純認為，要讓“間隔年”變得有意義且更美好，首先要确立一個主題，可以是旅遊，也可以是支教、義工等等。“沒有什麼固定模式，最好是你生活中特别想幹而又沒幹的事。最重要的是通過把自己與社會‘間隔’一段時間，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按照自己内心的聲音生活。”孫東純說。
當大學生陳晨看到了《遲到的間隔年》時，他說那種快樂不亞于在期末考試前一天發現老師落下考題和答案。當時的他面臨畢業，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同時，他也看了法國的一部獲獎動畫片《蒼蠅的一生》：片中的蒼蠅從出生到死亡隻有1分鐘的時間，但卻做了20多件事情。“我想起碼我比一隻蒼蠅的時間多多了，于是我用一張清單，想給自己一年時間，完成一些有意義、靠譜的事情，都是我大學時想做但沒有去做的事。”
在那張清單裡，他最終選擇了“做一年全職農村人”—他18歲以前生活在農村，卻很清楚自己并不了解農村。于是在友成基金會“小鷹計劃”的支持下，他去了雅安地震災後的一個村子。“小鷹計劃”的間隔年活動，旨在招募年輕人用1年時間去農村踏踏實實做公益項目。
利用小半年時間，陳晨走訪了村裡的老人。在春節前，他突然萌發了為村民拍全家福的想法。于是，他用26天籌集20000多元，用這筆錢招募了20多個公益攝影師，在過年前7天的時間，幫村民拍攝了157張全家福，及300多張紀念照—這是村民們在災後的第一張全家福和新年照片。
間隔年計劃和長江商學院簽署導師計劃奔向遠方的年輕人們
作為國内首個資助年輕人實施“間隔年”的專項基金，中國青基會中國間隔年公益基金成立于2014年，旨在在中國年輕人中間傳播“間隔年”概念，并通過實施中國間隔年計劃，幫助年輕人探索世界，認識自己。
這一基金每年面向全國高校18-28周歲在校生，對提交并通過評選的優秀計劃給予獎勵資助，幫助他們完成在國内或海外的三個月到一年的間隔年計劃。
廖小涵是被資助者之一。2015年10月，她帶上祝福和不理解者的嘲諷，前往印度特蕾莎修女仁愛之家做義工。她被分配到兒童之家的殘疾部工作。雖然廖小涵對孩子們感到憐憫，但是卻無從下手，不知道用什麼方式來親近孩子們。最終，護理人員的行動改變了她。修女和護工對孩子們愛得很無私，她們細心地記載着每個孩子的病情和配藥劑量，在喝藥用的杯子上寫上每個人的名字；修女們知道每個孩子會被怎樣的方式逗笑，并将經驗傳授給義工。
“很多這樣的細節，讓我覺得這不是兒童福利院，這裡更像一個城堡，住着很多的小公主小王子，每一位都很珍貴，有很多慈愛的母親疼愛着他們。他們的幸福發端于不幸，讓人感歎，也讓人慰藉。”廖小涵感慨。
志願者們負責帶着孩子唱歌跳舞，幫孩子換尿布和喂食。相比熱情外向的西方義工，廖小涵是腼腆的，但她還是為孩子們唱了一首中國的兒童歌曲《小小粉刷匠》。
由于預算緊張，她每個月都隻是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最開始她有點擔心自己會受不了而逃離印度，但堅持下來之後發現自己的心反而輕盈了許多。“簡單的行李，簡單的旅館，還有簡單的食物，讓我更有專注力去體會我當下的生活。”
在“垂死之家”，看到病人們整天躺在床上，隻能等着别人來照顧，她曾懷疑這些病人的生命和義工的工作是否有意義，但她漸漸找到了答案。“當外國記者問修女，世界上那麼多貧窮的人，你是救不完的，那你當前的工作有什麼意義？特蕾莎修女抱起一個正在被喂食的小孩說，對這一個有意義。正如她所說，我們很多隻是平凡人，我們沒有改變世界的才能和機會，但是似乎隻要做好眼前的一件事，愛好眼前的一個人，這不就有意義了嗎？”
在來印度之前，廖小涵深深感到越長大越不快樂。在印度的兩個月，她似乎找到了原因—越來越大的野心，越來越盛的物欲，讓她忽略了生活裡習以為常的幸福，比如空氣、陽光、幹淨的水，還有和平，還有來自身邊親友的愛。
“兒童之家的孩子們雖然身有殘疾，或者被父母抛棄，但他們也能感知這個世界，而且是充滿愛意的。垂死之家的老人，即使前半生被社會被家人抛棄，但是在生命的終結，有愛，有尊嚴，即使離開，也不會對這個世界有任何的埋怨。有一個時刻，我忽然發覺，他們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因為簡單，因為感恩，因為愛。所以，如果抛棄身邊冗雜的事物，當你開始輕裝旅行，或許你會發現生活裡什麼才是最珍貴的。”廖小涵想明白了。
廖小涵“間隔年”回來之後和廖小涵一樣受資助的年輕人中，有人隻身一人騎行北美，風雨無阻；有人去肯尼亞擔任小學教師；有人環華騎行，用紀錄片的形式展現所見所感；有人去了藏區做環保旅行；有人在泰國和斯裡蘭卡教授中文，還有人去了澳洲打工旅行，一部分時間用于從事短期季節性的工作，賺取部分旅費；一部分時間用于旅行和體驗，騎摩托車穿越澳大利亞。“無論義工旅行，還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年輕人都會有時間和空間安靜地思考，思考一下自己未來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義，然後再進入社會。這時候，年輕人除了具備相對獨立的思考能力，還會有更多的創新意識和更強的社會責任感。”中國間隔年公益基金發起人喬新宇說。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所所長鄧希泉認為，随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間隔年”在中國興起是必然趨勢，也是符合青年發展潮流的一種積極現象。
鄧希泉認為，絕大部分中國孩子從小到大都在家長安排下，循規蹈矩地沿着既定的路線走，這導緻很多人依賴性強，社會适應性弱。間隔年的意義在于，讓青年有一個機會擺脫既有的環境，更加清楚地發現自己的優勢、劣勢在哪裡，會發現社會更加需要哪些品質，從而更好地融入社會。
“間隔年讓年輕人和社會的沖突在一個允許的範圍内進行動态的交鋒，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出現了某些問題，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比較小的，這也會讓年輕人有一個空間去調整、改變和彌補。”鄧希泉說。
但鄧希泉也表示，目前中國配套制度的不足，讓間隔年的實施面臨一些困難和風險。比如應屆生如果不及時地就業和升學，就會遇到一些問題或者失去一些機會。在大學就讀階段，休學也并不容易。同時，打工賺錢的勞動保障和安全問題也值得考慮。鄧希泉建議，相關機構要如實告知參與的年輕人所面臨的風險，并且幫助他們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避免風險。
廖小涵感慨，如果不旅行，就會永遠生活在書本和别人的經驗裡，就好像其實印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用手抓飯吃，印度也并沒有傳說中的“飛餅”一樣。
但更重要的是，廖小涵從“間隔年”的遊曆中漸漸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以及适合做什麼。現在的她在一家非政府組織工作，立志投身公益事業。
在“間隔年”之後，孫東純也已回歸到普通人的生活。他與旅行中認識的日本女孩結婚，旅居日本，學習新語言，開始新工作。期間，他做過日本中文機構的老師，也兼任國内媒體的撰稿、攝影人。
“從廣州一個朝九晚五的白領，到一個旅居國外的‘自由人’，這是我‘間隔年’之前完全想象不出來的。但我們不應該奢望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會提升你的專業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和美好前程。”他最想提醒年輕朋友們的是，“間隔年”不是什麼轟轟烈烈的說走就走的旅行，也非浪漫感人的豔遇故事，更不是逃避社會和責任的借口。
“我在‘間隔年’的路上學習愛，回家了才是實踐的開始，但是我們會更加熱愛生活，從容面對苦難。”孫東純說。